我们整天都能听到别人谈论通货膨胀，背后往往是一堆长篇大论，我也写过类似的长篇大论。
当然，还有人经常性地跳出来说通货紧缩，吓唬大家。
我最近在反思，我们说的通货膨胀真的是通货膨胀吗？
从字面意思是来讲，通货膨胀的本意就是现金及其等价物的数量快速增长，通货指的就是现金及其等价物。
在现实当中，我们并不是直接去讨论这个“因”，而是去讨论它的“果”——某一个样本池价格的上涨。
如果资产的价格上涨是均匀的，这个因果很扎实，谈论ppi和cpi就是在讨论通胀。但在现实中，结构化是常态，均匀是奢侈的。
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视角，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种差异：
从配置主体的角度来看，只有两种资产：一种是高收益资产，另一种是通货。配置主体结合自己的流动性偏好，摆布这两种资产的比率。
一般来说，流动性偏好是稳定的，不会发生特别剧烈的变化——除非像疫情期间。所以，通货的增加会让每个主体感受到自己拿的高收益资产比率过低，有一种资产荒的感觉，于是，每个主体都增加配置高收益资产。
但是，高收益资产的量是给定的或增长缓慢的，最终，系统靠高收益资产涨价来配平。
因此，通货增加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高收益资产池总价的增加。
在现实中，政府的真实诉求是某一小类资产价格增长缓慢即可，如下图所示，
假设流动性偏好不变，当通货以v的增速膨胀，整个资产池的总价也以v的速度膨胀。但是，出于民生上的诉求，我们需要限制某类资产价格的增速。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有些诡异的平衡：
1、通货以较高的增速扩张；
2、整个资产池以同等的增速扩张；
3、资产池内部的增速出现结构分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时代的政府调控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旧的时代是总量式的，新的时代是结构式的：
1、在过去，政府通过改变总阀门增加或降低通货扩张速度v来控制特殊资产N的价格增速；
2、在当下，政府已经不愿意去调整扩张速度v了，他们担心出现金融风险，他们通过一些结构化的手段调节特殊资产N的价格增速。
也就是说，过去和现在最大的差别在于，
过去的通货增速波动性较大，当下的波动性很小。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导致了资产配置上的一个巨大的分叉口：
实质上，总量择时策略需要时不时地降低总体仓位，拿一定比率的现金及其等价物。但是，这个策略是有宏观条件的，即通货增速较低且不稳定。
随着各国央行调控技术的进步，宏观条件逐渐演变为——通货增速较高且稳定。拿现金变得越来越不划算，甚至一点必要都没有。
相应的，总量择时策略变得很鸡肋，大家的策略都逐渐转向满仓资产+资产轮动。
雷-达里奥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喊出了那句名言“cash is trash”。
他是在西方疫情爆发之前喊的这句话，疫情爆发之后，流动性偏好大幅提高，这种做空现金的策略遭遇重创。市场上一度传言Bridgewater爆仓。
于是，达里奥的《原则》被扔进了垃圾桶，那句“cash is trash”似乎也成了一个笑料。
可是，然后呢？
是各国央行大量的通货投放，各国股市和楼市都进入了新一轮的大牛市。大家又不得不承认达里奥的那句话真香。
而且，经历本轮疫情，各类机构还发现一个很惊人的事实：应对巨额赎回的责任不在自己，而在于各国央行。
在这种责任划分下，机构根本没必要自己去持有大量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应对巨赎，大家只要扛过巨赎的初期，等着政府走完救市流程即可。
于是，大家的流动性偏好更低了——拿那么多现金干嘛呢？
也就是说，疫情之前大家还会囤一些应对巨赎的钱在自己账上（或多或少），现在都囤到各国央行账上。
一旦出现引起流动性偏好大幅提升的事件，有央行顶着；市场只需要自己去扛小幅度的流动性偏好提升。
在这个不一样的时代，生态环境了巨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通货增速v保持高位且稳定；
2、应对巨额赎回的责任落到央行头上；
相对应的，投资策略也发生了变化：
1、现金变成了烫手的山芋，流动性偏好持续下滑；
2、总量择时策略死了，大家都在玩择资产，想通过摆布资产超越总量资产的平均β，即v的增速；
具体来说，居民以及其代理人——投资经理们——在股票、债券、商品和房子里来回折腾，独独回避现金，为的就是超越平均的v；大家永远满仓，已经不玩择时了，都是玩择资产。
在现实中，一些人似乎没能跟上环境的变化，还是会基于择时的思路去参与这个市场。
还记得在7月2日，我发了一篇马杀鸡帖子《关于股市定价权的思考以及一些简单建议》，庆典之后股市大跌，很多人都觉得风险偏好下去了，股市没戏了。
事实上，这还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择时思维作祟。
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总是忍不住地想去持有现金。事实上，这是金融市场里新型的适应不良行为。
蜉蝣把反光的表面当作水面，把卵排到柏油路上，这是一个适应不良的例子；海龟把漂浮在海洋中的透明物体当作有营养的水母，而本能地吃下塑料袋，则是另一个适应不良的例子。
在某些时候，我们的确需要慌得一比——各大央行开始缩减通货增速，但是，这种情况是极其罕见的，也就是说，
在以前我们可能的确需要一年调整几次总体仓位，但现在只需要几年调一次。
一个投资经理如何才能快速有效地被自己的同行干掉呢？只要天天想着择时，调整整体仓位即可，这是新型的适应不良。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从生物的本能上来看，我们很容易被激起战逃反应。时不时地慌得一比，这是我们这个物种能生存下来的基础。
但金融领域的环境很不相同，有些风险是靠降低集中度解决的，并且应对环境变化最经常的手段是资产置换——卖掉a换成b，并不是靠总体仓位的降低解决。所以，我总是建议普通投资者，不要自己玩，要把钱交给基金经理，这个群体已经被这个环境塑造出来了，总是慌得一比的人早就被这个市场淘汰了。
事实上，筛选经理的标准只有一条——在激烈的排名pk中活得久，那说明这个人适应能力极强。
这是个残酷的生存游戏，那些冠冕堂皇的理念只是穿给别人看的华丽盛装，猫有猫道狗有狗道，活下去最重要。
不幸的是，在这样一个“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下，活下去的标准已经变得特别高了——你得跑赢大类资产平均的增速v，而不仅仅是赚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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