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阿克曼的投资启示：如何从失败中赚到未来（下）

导读：

这篇访谈的第一部分主要展现了比尔・阿克曼从少年时代到初入投资行业的成长轨迹，以及他对失败、复利与长期坚持的思考。

访谈伊始，阿克曼以自己17岁押上2000美元赌SAT成绩的经历揭示了他早期的冒险精神和自我驱动能力，也映射出他后来在投资中敢于承担风险的性格基础。

他强调，成功不仅依赖于聪明才智，更关键的是如何应对失败和不确定性——无论是事业上的投资失利，还是个人生活中的挫折。

阿克曼将这一理念延伸到实际投资中，分享了自己在潘兴广场遭遇巨额亏损、资金赎回压力以及个人生活挑战时，仍能坚持“每天进步一点点”的做法。他将复利思维从金融应用扩展到人生管理，强调通过持续的小幅改进应对困境，并指出“经历过失败的人更容易获得机会”。

访谈中还揭示了阿克曼早期进入投资行业的路径：在哈佛商学院发现缺乏正式投资课程后，他主动自学、组建两人投资俱乐部，并最终创办潘兴广场。

这段经历体现了他在面对资源有限与未知环境时，通过自主学习、实践和低成本尝试积累经验的能力。

总体来看，第一部分访谈不仅呈现了阿克曼个人经历，也为年轻人和投资者提供了重要启示：勇于尝试、正视失败、坚持长期积累，以及将复利思维应用于生活和事业，是应对不确定性和获得长期成功的核心策略。

以下是访谈第三部分，第一部分请点击：【比尔·阿克曼的投资启示：如何从失败中赚到未来（上）】第一部分请点击：【比尔·阿克曼的投资启示：如何从失败中赚到未来（中）】

主持人：咱们换个话题，聊聊当前的热点事件吧——毕竟你说过可以不用按脚本走，有什么问题都能问。关于关税，这事挺有意思的。你觉得关税这件事最后会怎么发展？这到底是谈判，还是贸易战？

比尔・阿克曼：我认为关税是一种“工具”，可以用来实现特定目标，而且总统的目标本身是有意义的。

首先，美国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存在不公平的贸易关系——比如他们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比美国对他们商品征收的关税高；或者通过其他政策，让美国产品很难进入他们的市场。

特朗普总统秉持“美国优先”理念，不希望美国被占便宜，所以他想修正这些不公平的贸易安排。这是关税的第一个用途。

我原本以为他的主要举措会是“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s）——比如你对我们的商品征10%的税，我们原本对你们的商品免税，那我们也会改成征10%；如果你愿意把关税降到5%，我们也会跟着降到5%。

通过这种方式，用关税推动建立公平的贸易关系。这是关税一个重要的潜在用途。

第二个用途：如今的世界，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其他方面，风险都越来越高。新冠疫情让我们意识到，依赖其他国家供应个人防护装备（PPE）或药品原料，可能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所以，美国必须能在本土生产某些关键产品——那些对国防和公民健康至关重要的产品。

像台积电（TSMC），他们的技术非常出色，但如果想让美国继续采购他们的产品，就需要在美国本土建厂。所以关税的另一个用途是：“如果你们不在美国生产这些关键战略资产，我们就会对其征收高额关税。”

这种方式能有效推动相关产业迁回美国本土。

第三个方面是贸易平衡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总统对关税的理解可能有些理想化了。

我这么说是因为：之前总统在他所谓的“解放日”（liberation day）发表讲话，提到了对等关税。他刚开始谈对等关税时，市场上涨了约2%，因为人们认为他会把关税当作“降低总体关税”的战术工具。

但后来他展示了一张很有名的图表，图表上标注的是“关税”，但实际上计算的是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差额。

他还以此为依据说：“越南实际上对我们征收了92%的关税，所以我们跟他们达成公平协议，只对他们征收46%的关税。”

但这种计算方式，在我理解的经济学逻辑里是说不通的。

这么说吧：指望马达加斯加或莱索托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数量，和美国从他们那里进口的数量相等，这根本不现实——事实就是如此。

美国的经济体量大得多，国家规模也大得多。我举的是极端例子，但越南也是如此，甚至韩国等国家也是这样。

而且，我们在经济学课上都学过“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这个概念。从比较优势来看，美国通常不适合生产T恤、牛仔裤和棒球帽这类产品。

其他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才是生产这类商品的更优选择。可能我不太擅长用简短的话回答，但核心观点是：关税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如何使用它。

另一点我想说的是，供应链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当总统宣布要征收非常高的关税时，我给的建议是“先暂停”——因为他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大家都真切地意识到，如果立即实施这些关税会带来什么影响。不如先暂停，给斯科特（推测为负责贸易谈判的官员）时间和贸易伙伴协商，制定一套不会造成市场混乱的方案。

现在的风险在于，企业运营的核心是“预测未来”——你得知道下季度、明年能卖多少产品，才能据此制定计划。

比如是否要扩建工厂、招聘员工、进行投资。但如果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企业就很难制定计划。

而当前的关税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税战），恰恰制造了大量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暂停投资和扩张，进而使经济走弱。

在座各位比谁都清楚：如果要开战，你得让自己处于最强健的状态；打“关税战”也是如此——美国必须先有强劲的经济，不能先打乱自己的经济。

另外，开战的关键是“联合盟友，聚焦敌人”。但我们现在几乎同时对170到180个国家发起了关税行动，而这些国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的盟友。

不过，我相信我们最终会走向正确的方向。总统已经展现出了灵活调整、及时改变的意愿，

而且我始终对美国有信心，也信任总统和他的顾问团队，相信我们最终能处理好这件事。

主持人：那关于中国，最终会走向何方？该如何通过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关税问题？

比尔・阿克曼：如果征收145%的关税，本质上就是“切断贸易”。你想想，哪家公司从中国采购的产品，能承受145%的价格上涨？

要么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要么自身有足够利润空间消化——但几乎没有产品能做到，这会直接搞垮企业。所以现在很多公司都在尽快把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国家。

但即便像越南这样的“天然替代地”（比如在中国制造运动鞋，越南是合理的转移目的地），其政策环境也存在不确定性。

所以我认为，由于企业预判会征收关税，已经把原本后续的需求“提前到了第一季度”——他们会说“赶紧把中国和其他可能被征税地区的货物运出来”，也就是提前释放了部分需求。

因此，到第二季度（Q2），需求很可能会出现停滞。我认为，美国经济在第二季度肯定会进入衰退初期。

而避免陷入深度衰退的关键，在于关税问题能快速解决——比如很快听到美国与日本、韩国、印度达成协议的消息，

这样企业界才会重新觉得“事情在往好的方向发展，问题会得到解决”，才能重新预测未来、招聘员工、推进投资计划。

主持人：你一直在试图给哈佛提建议，帮助他们改进。我觉得我们俩都很幸运能进入这些名校，但现在这些学校似乎偏离了自己的核心使命。

前几天吃饭时，你还详细说了对哈佛的“股东积极主义改革计划”。所以，你认为该如何“修复”哈佛？

比尔・阿克曼：首先，哈佛是一所很棒的学校。对于在你人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机构，你自然会有归属感。我本科在哈佛读了四年，还参加了四年校赛艇队，后来又回哈佛商学院读书—— 这里我接受了优质教育，交到了一辈子的朋友，所以我很关心这所学校。

但现在哈佛，以及其他所谓的“精英院校”，出现了我所说的“意识形态绑架”现象。本届政府（注：指美国政府）对此也有很多讨论，

2024年1月，我还在推特上写了一篇约4000字的长文，谈“多元化、公平与包容”（DEI，Diversity,Equity,and Inclusion）理念——我提到这种理念已经渗透到哈佛的方方面面，而哈佛原本是一所秉持“精英治国、追求卓越、不分肤色”理念的学校。

现在却变成了一所过度关注“种族、性别”，以及所谓“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指多重身份叠加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机构。

这种理念构建了一种世界观：把世界简单分为两类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不幸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哈佛的人文学科领域，并且影响了从招生办公室到教职人员选拔的方方面面。

还有一个问题是：哈佛各个院系——比如政府学系、经济学系等等——都有权自主招聘教职人员。

几年前哈佛做过一项匿名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的教职人员认为自己是“保守派”或“极保守派”，剩下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是“中间派”，绝大多数从政治立场上看属于“左翼”或“极左翼”。

当一个院系中70%的人都是“进步左翼”时（哈佛很多院系都是如此），他们在招聘时就会倾向于选择政治立场相似的人——或许这是学术界的一种自然倾向。

这就是为什么哈佛整体在意识形态上会严重偏向政治左翼。

但问题在于，在我看来，教育的核心是让学生接触广泛、多元的观点，而哈佛现在已经失去了这一点。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从顶层开始——从校董会（board of directors）入手。我给哈佛的建议是：“必须整改，否则校友会停止捐款，联邦政府也会停止资助，到时候问题自然会倒逼解决。”

财务压力会让人清醒。哈佛虽然有53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但流动性极差——约 85%的资产都投在私募股权、房地产和风险投资上，而且我对这些资产的账面价值（carrying values）持怀疑态度。

很多风险投资项目的估值还是用2021年的标准计算的，现在来看显然已经不准确了。

哈佛目前有60到70亿美元的债务，最近又借了7.5亿美元。学校在日常投入上非常依赖校友捐赠，而且这53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其实是由1万个小型专项基金组成的，每个基金的投资范围都有严格限制。

所以尽管有530亿美元基金，哈佛的财务状况其实很紧张，获取流动性的唯一途径就是借钱——这无疑是在给自己挖坑。因为作为校友，没人会愿意捐款给哈佛，却发现这笔钱只是用来偿还债务利息。

所以我认为，财务压力（比如政府撤回20亿美元资助）会迫使哈佛改变。哈佛的教职人员也会起来反对——比如顶尖科学家，他们的工作本不受意识形态影响，却因为人文学科的极端化而失去大量科研资金，这会让他们产生质疑。

可以说，15%的教职人员造成了100%的问题，这种矛盾最终会推动问题解决。

主持人：哈佛或许还能承受几十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但不远处的康奈尔大学（Cornell）只有 100 亿美元捐赠基金，其中 70% 是流动性资产，实际可用流动资金只有 30 亿美元。如果撤回康奈尔几十亿美元的科研资助，它会更快陷入困境。

比尔・阿克曼：没错，危机能解决很多问题。就像我之前说的，好事往往从坏事中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