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加拉稻田到诺奖殿堂：尤努斯与他的「微贷魔法」，如何让穷人握紧命运的钥匙？
清晨的孟加拉乡间，露水滴在稻田上折射出微光，一个穿著白衬衫的年轻人弯腰蹲在农妇旁，指尖轻触她手里缝补了数次的纱丽 —— 这是上世纪 70 年代的穆罕默德・尤努斯，还未成为日后举世闻名的「微贷之父」，只是一位不愿躲在大学课堂里的经济学教授。他后来在自传里写道：「贫穷不是穷人的错，而是制度的失败。」这句话，日后成了他用半生时间践行的信仰，也让香港市民在听到他的故事时，总能想起那些在狮子山下咬牙坚持的普通人。
尤努斯的出身，藏著他日后关怀弱势的伏笔。1940 年，他生于孟加拉吉大港一个穆斯林商人家庭，父亲是金匠，母亲笃信慈善，经常把粮食分给邻居的穷人。「母亲总说，一块面包分给两个人，就能结两份善缘。」这份根植于童年的温暖，让他在达卡大学攻读经济学时，始终不满足于课本里的数据 —— 当同学们在讨论 GDP 增长率时，他却执著地走进市区的贫民窟，看见寡妇们为了借 5 塔卡（约 0.4 港元）缝纫线，要忍受高利贷者 200% 的利息剥削。
毕业后，尤努斯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尔后在田纳西大学执教。那时的他，手握美国绿卡，拥有外人眼中「稳定优渥」的生活，却总在夜里想起故乡稻田旁的贫民屋。1972 年，孟加拉爆发独立战争，他不顾美国同事的劝阻，执意回国：「我就像一只飞走的鸟，风一吹，就知道该回巢了。」这次回归，让他从「学者尤努斯」变成了「行动者尤努斯」—— 他在吉大港大学任教时，用自己的工资借给当地穷人，起初只是27 美元，却让 42 户家庭摆脱了高利贷的束缚。有人笑他「疯了」，把钱借给「还不起的人」，他却反问：「为什么银行只愿借钱给有钱人？难道穷人的诚信，还不如一份资产证明？」
1983 年，尤努斯创立格莱珉银行，这家以「向穷人贷款」为使命的银行，起初被孟加拉政府拒绝了无数次。他带著借贷农妇的还款记录，一次次走进央行办公室，用数据证明：穷人的还款率高达 98%，比富人更珍惜借来的机会。这就像他常说的：「穷人不是负债，而是未被发现的财富。」格莱珉银行的模式，后来传遍全球，连香港的社企也受其启发，推出了面向基层小贩的低息贷款。对比那些只看重抵押物的传统银行，尤努斯的坚持，就像在坚硬的墙缝里种花 —— 别人看见的是墙的冰冷，他却看见了花的可能。
在香港，社企「社职」就曾借鉴格莱珉模式，推出「小贩应急贷款计划」。旺角街头卖鱼蛋的李姨，前年因疫情无法出摊，积压的原材料费和租金让她几乎放弃摆档。传统银行因她没有固定资产拒绝贷款，而「社职」仅凭她十年来的摆档记录和街坊口碑，就贷给她 3 万港元，还配套提供营销课程。李姨后来说：「这笔钱不是救急，是给了我再撑下去的勇气，就像尤努斯博士说的，有人肯信你，比什么都重要。」这样的案例在香港并不少见，尤努斯的「微贷魔法」，正化作一缕春风，吹进狮子山脚下的街头巷尾，帮助那些被传统金融忽视的普通人，撑起属于自己的小生意。
生活中的尤努斯，没有诺奖得主的架子。他至今住在达卡的普通公寓里，每天早上 6 点起床，先看半小时借贷户的反馈信，再步行去银行上班。他不喜欢穿西装，最常穿的是孟加拉传统服装「隆吉」，就连去斯德哥尔摩领诺奖时，也坚持用当地布料制作礼服。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朴素，他笑著说：「我穿隆吉，是因为它让我记得，我来自稻田旁的那个小镇。」这种质朴，与那些身价亿万却吝于公益的富豪形成鲜明对比 —— 他把诺奖奖金全部捐给格莱珉银行，自己每月只拿 300 美元工资，却说：「我拥有的，比全世界的钱都珍贵 —— 那就是穷人对我的信任。」
如今，83 岁的尤努斯仍在奔波，他在全球推动「社会企业」理念，鼓励企业把「解决社会问题」放在利润之前。去年，他来香港参加论坛时，面对台下的年轻人说：「共享不是损失，而是最聪明的前进方式 —— 你把知识分享给别人，知识不会减少，反而会长出更多新的知识；你把机会分享给别人，机会不会用完，反而会结出更多新的机会。」这句话，像一颗种子，落在香港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 —— 就像他当年在孟加拉稻田里播下的种子一样，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为无数人遮挡贫穷的风雨。
从孟加拉的穷人窟到诺奖的殿堂，尤努斯的故事从来不是「个人英雄史」，而是关于「如何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发光」。就像香港的霓虹灯，不是一盏灯照亮整座城市，而是无数盏小灯汇聚成璀璨的风景 —— 这或许就是尤努斯留给世界最宝贵的启示：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你站得多高，而是你帮助多少人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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