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将于美东时间11月19日盘后发布三季度财报，用华尔街分析师的话来讲，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财报，大家预期极高（预计GAAP每股收益为1.20美元，较第二季度的1.08美元增长53.85%）。
而这不仅仅关系到英伟达能否结束近期跌跌不休的走势，各大股指和其他科技公司也正被紧张的氛围包裹。
包括最近软银的彻底退出，彼得·蒂尔的三季度清仓（虽然他的二级市场组合每个季度都是大幅度进进出出，而且整体规模也不大），以及各投资者的纷纷减持……都让一路飙红的AI信心有些受挫。
但放眼更远的未来，一些长期投资者仍持有不一样的心态。
比如伯克希尔在三季度刚刚重手建仓了“七巨头”之一的谷歌，大概率就是这场科技投资的起点。
“超长期投资者”Baillie Gifford的第一大重仓座次也变化了：英伟达首次成为基金最大的单一重仓股，占比6.41%，超过过去长期稳居第一的MercadoLibre。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它继续加仓，英伟达当季股数反而减少了5.1%，是股价上涨把它推到了第一的位置。
投资经理马克·厄克哈特（Mark Urquhart，Baillie Gifford合伙人，1996年加入公司，现任长期全球成长团队负责人，该团队由他在2003年共同创立）在最新采访中表示，Baillie Gifford持有该股已近10年，远早于人工智能成为全球主导投资主题之前。
“我们一直都很欣赏那里的管理团队，我们认为黄仁勋是一位非常特别的企业家。”在他看来，对于黄仁勋及其管理团队而言，关键在于赢得艰苦的战斗。
对于第三季度财报的问题，厄克哈特表示，Baillie Gifford所着眼的远超下一份财报的目标。他们不会考虑本季度，而是会考虑2030年和2035年，因为他们就是这样思考的。
“这家公司在过去三年里，每年营收都翻了一番，就其目前的规模而言，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他还补充道。“英伟达就是爱马仕。”
段永平在最新的对话中谈到英伟达时也承认，这家公司确实是厉害。
“我看了黄仁勋很多视频，这个人我也很欣赏，他十多年前讲的东西和今天讲的东西是一样的，他早就看到了，一直在朝那个方向做。
所以你现在就不得不去想，他现在讲的东西依然是他对未来的认同。所以我觉得投一点看看吧，AI这个东西我觉得至少掺和一下，不要错过了。完全错过了，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被这些投资人格外重视的英伟达“灵魂人物”黄仁勋，日前获得剑桥大学2025年度霍金教授奖，并到现场接受颁奖时做了主讲和对话。
不同于面向投资人和媒体，这场面向学院的交流充满了更多“静水深流”的剖析和仰望，也很振奋人心。
他回顾英伟达从三人合伙起步到引领AI革命的历程，强调“每一层计算机架构都在被重新发明”，而我们正处于“人类史上最深远的一次技术变革”之中。
他特别强调保持知识上的诚实与放下自我的重要性，并坚信AI将成为新一代基础设施，不只是加速计算，更将重构药物设计、材料科学与全行业的生产逻辑。而英伟达的使命，是点燃他人的成功。
而且对于英伟达的团队和企业文化有了更深的拆解。
面对“智力正在变成一种廉价的资源，接下来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黄仁勋回答说，“正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勇气、思维上的诚实、放下自我，以及在公众面前敢于示弱的能力。”
顺便提一嘴，他在谈到英国AI创业生态时还赞美了中国相关的监管逻辑，“其实就像工程师解决问题的方式，有问题再对症下药”。
这场，应该是可以纳入段永平追看的对话视频之一。^_^
聪明投资者（ID: Capital-nature）精译整理分享给大家。
要突破局限、要用好奇心与幽默去面对挑战
哇，这一刻真的非常特别。
今天刚到剑桥的时候，我内心实在太激动了，于是决定好好享受这份心情，坐下来认真写一篇演讲稿。
我当时是在圣詹姆斯旅馆，一个特别美的地方，壁炉正熊熊燃烧着，我坐在一把看起来有三千年历史的椅子上，那种感觉，真的太棒了。
于是我写下了以下这些话。
露西、伊万、霍金家族的各位成员，以及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非常荣幸能获得斯蒂芬·霍金奖，尤其是在剑桥大学这样的地方接受这项殊荣，令我倍感谦卑。
剑桥是座“教堂”，一个孕育并传播改变世界思想的神圣殿堂。
牛顿在这里重塑了我们对运动与重力的理解；达尔文在这里质疑了生命的起源；而麦克斯韦，我最喜爱的科学家之一，则将光和磁统一成了一套伟大的理论体系。
图灵，是我最喜欢的科学家之一，他想象出一台“能够思考的机器”。而斯蒂芬·霍金，则拓展了我们对时间与宇宙的理解。
霍金教授的一生，正是“好奇心没有边界”的最佳注解。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他的一个理论——“无边界理论”。即便他的身体受限于轮椅，他的思想却早已飞越星辰大海。
他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发现并不只是来自智力，还源于信念与乐观。而他用自己的一生，不仅在研究上，更在生活中，持续启发我们：要突破局限、要用好奇心与幽默去面对挑战。
能与这种精神产生关联，我想不出比这更高的评价了。
英伟达的故事，从一开始就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93年，我们三个人，住在一栋不起眼的联排别墅里，怀抱着一个疯狂的念头，我们要发明一种全新的计算方式，去解决那些传统计算机无法应对的问题。
一路走来，我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产品类别：GPU。
我们还发明了一种全新的计算范式：CUDA加速计算；我们制定战略，把这种技术和架构推广到了全球各地。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赋予了科学家、艺术家、设计师和梦想家一个新的工具。
最重要的是，我们点燃了一场新的产业革命——人工智能产业革命。
我们走得很远了。我们的探索，推动了这个时代、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一项技术：制造“智能”的能力。
过去十年里，这项技术飞速发展，现在，它正在彻底变革每一个应用、每一个科研领域、每一个行业。所有人都将受到影响。每家公司都会使用它。每个国家都会建设它。
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即智能基础设施。就像能源，就像互联网一样，未来我们将在全球范围内建设AI基础设施。
正是这个观察和认知，促成了今天你们所看到的英伟达。
这是一家正在帮助全球每一个公司、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国家，把人工智能融入其社会结构的公司。
如今，33年过去了，我成了科技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CEO。
秘诀嘛，其实就两个：别觉得无聊，也别被炒鱿鱼。
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英伟达和我本人，都经历了一次重生。公司焕然一新，整个科技行业也正在被彻底重塑。
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性时刻，人类最重要的工具——计算机，它的每一层架构都在被重新发明：从芯片、系统，到软件、算法和应用，乃至其潜在影响。
这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过去的一百年里都没有过。
整个科技堆栈都在被重构，整个科技产业都在被重塑。我们，真的，焕然一新。
所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我正站在你们的起点上，就像一个新手。
我们正站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未来前，充满光明，同时也伴随着同等程度的忧虑。没有任何一项如此强大的技术可以在缺乏深思熟虑、缺乏谨慎和严格审视的情况下向前推进。
但眼前的机会，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所以我现在的感觉就像又回到了创业初期。33年后，英伟达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创业公司，这让我无比自豪。
今天能够获得这项殊荣，是我莫大的荣幸。也非常期待接下来与你们的交流。谢谢大家！
没有什么事情会真的难到无法克服
主持人 你出生在台北，9岁那年移民到美国。从你的成长经历中很明显可以感受到一种特别强烈的自律、意志力和动力。你是如何在求学过程中——从俄勒冈州立大学到斯坦福大学，一步步坚持下来、不断向前推进的？哪怕在学生时代，也始终那样坚定？
黄仁勋 我妈妈教我学英语，可她自己不会讲英语。这件事本身就能说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有多深远。
她从小就告诉我，我是特别的。说我考试成绩很好，说我有潜力。她一直在鼓励我。
有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你，你比你自己想象得更优秀、更有能力——你真的可能会活成那个样子。这也提醒我们，对公司也该如此，对彼此也该如此。
她在我心中种下了一个信念：没有什么事情会真的难到无法克服。直到今天，我仍然是这样看问题的。
很多人看我能不断适应新挑战。霍金教授曾说过，“真正的智慧是适应的能力”。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
某种程度上，这就是英伟达的写照，也是我自己的写照。
我看待问题的方式通常是这样的：“这事能有多难？”当然，很多时候，最后发现其实真的挺难的（笑）。
但重要的是你带着这样的心态去面对它：“能有多难呢？”
回看我们公司一路走来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从没当过CEO。这是我第一次当CEO。我总觉得哪天我能把它做好。
当年我们创办公司的时候，我从没筹过资，从没写过商业计划书，到今天我都还没写过一份完整的商业计划书。我也从没当过CEO，甚至连管理者都不是。
所以这一切，我觉得都能追溯到我妈妈，她能在不懂英文、不识英文的情况下教我英语。你想想，这怎么可能？她是怎么做到的？
后来我才发现，那张学英文的纸条，其实只是一本字典里夹着的一张纸。但我看待事情的方法就是那样——“这事能有多难？”
我会把问题拆解到最基本的原理，再一步步去学习。
我之前说的是真的，只要你能在这个游戏里坚持得够久，终有一天你能真正学会怎么打这场比赛。坚持下去，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我没有感到无聊，也没有被炒鱿鱼。这两个因素，就是全部的秘诀，百分之百。
CEO的角色，大多数时候都意味着痛苦和压力
主持人 英伟达最初的构想，很多是在连锁餐厅Denny’s的咖啡会上诞生的。在那些会议上，你的两位合伙人Priem和Maki一致认为你应该担任公司的CEO。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一致推选你来担任这个角色？
黄仁勋 我想……他们其实是不想干这个活儿。他们做了个非常明智的决定：不想干（笑）。
我们三个都是工程师。所以说到底，他们就是不想干。
回头来看，我自己也可以更聪明点（笑）。担任CEO，其实是一份需要用一生去奉献的工作。很多人以为做CEO就是掌权、指挥，或者站在金字塔顶端。
但其实，完全不是那回事。
做CEO，你的职责是服务于整个公司，是去创造条件，让别人能够实现他们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你要靠以身作则去激励团队。而所谓以身作则，往往是在非常艰难的时刻，做出艰难的决定。
这份工作，归根结底是牺牲。
它当然也涉及战略。而你知道，战略不只是决定“要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决定“不要做什么”。那也是一种牺牲。
决心、信念，还有穿越难关的那种痛苦挣扎，全都是牺牲的一部分。
我不是想劝退大家不去当CEO（笑），其实如果你愿意去承担，那会是一份莫大的荣誉。但你必须明白，这不是一条追求荣耀的路，大多数时候，它意味着痛苦和压力。
某种程度上，我之所以扛得住，也跟我成长的背景有关。
我走的这条路，并不轻松。
我们一家移民到美国，是为了追寻美国梦。但我父母其实没什么资源，生活很朴素。
1973年移民美国，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但不知怎么的，我们最终还是熬了过来。
这种生活充满挑战、努力求生、从不把任何事视作理所当然、必须靠自己争取一切。我现在回头看，确实是最好的CEO训练。
所以，我想说的其实是：他们两个很聪明，知道不该接这份活儿（笑）。而现在，他们俩都过着非常高质量的生活。
我们要保持知识上的诚实
主持人 你刚刚提到奋斗、战略以及自我成长。你曾在一次斯坦福演讲中说过：“伟大源自于性格，而性格来自于苦难。”
在英伟达早期经历的诸多挫折中，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那时候你没有融资经验，也没有推销过这种颠覆性的想法，更别提商业计划了。
说起来容易，可是能真正在现实中坚持信念却往往极其困难。你是如何在那些最艰难的阶段，保持信心、坚持到底的？
黄仁勋 直到今天，我依然会这样说：我们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东西。
我们用理性去推导我们对未来的判断。我们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去思考问题，这些原理可能来自教育、来自科学的基础知识、来自对世界最底层规律的理解。
你得一步步推回去，回到计算机科学最基本的第一性原理，或者物理学的基本原理……你能抓住什么原理，就抓住什么原理。
你得不断地往回推，一直推到最底层的逻辑原点。
一旦你完成了这个过程，用你所掌握的环境信息和一切已有认知，构建起了对未来的理解与信念，那接下来问题就变成了：你是个“说说而已”的人？还是一个会“真的去做点什么”的人？
你可以选择成为那种“哦，我当时也想过这事”“我也说过类似的话”的人，但你并没有真的行动。
而我更倾向于那种人：我会非常认真地去推理和思考，并且一旦形成信念，我会深信不疑。
坦白说，只要我脑海中能清晰地“看见”它，我就几乎当它已经成真了。其余的，都只是细节问题。
所以你要尽可能地把你的信念具象化，而一旦你做到这一点，别人想劝你放弃就没那么容易了。
当然，每一天我都会重新审视自己当初建立策略时所依据的假设。我会不断检视这些前提、这些基础有没有错误。
只要有任何变量变了，只要有哪怕一个逻辑环节站不住脚，我会立刻调整。
我对失败的反馈速度非常快，也很愿意适应新情况。因为不断调整，才能持续“留在牌桌上”。
所以这个等式其实并不复杂。
我觉得，很多人之所以很难转向，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自我认同”绑在了曾经的决定上，或者是某句说过的话上。
对CEO来说，这尤其难。
你想啊，我带着整个英伟达，现在有五万人。我站出来，向他们宣告公司的方向，讲述我们的判断、我们的未来。我讲了一次不够，我得讲一千次。
可万一哪天发现当初那个判断错了呢？那你要掉头就变得非常难。
不过，好在这件事我练得多了。我现在已经拥有改变主意的自由，一旦我判断自己错了，我不会犹豫。我会立刻调整。
我们公司里有一句口头禅，我常常提醒大家：我们要保持知识上的诚实。
如果我明知道该改了、该调整了，但我却什么都不做，那已经不是认知问题，而是品格问题，是自尊心的问题。
那样我其实就成了整个团队前进的障碍。所以我会尽快脱离这种状态。
我也慢慢意识到：领导者的任务，不是总是对的。这根本不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职责，是帮助别人成功。
虽然这两者相关，但它们不是一回事。
只要团队知道：我是真的想让他们成功，那他们也会反过来帮我成功。
所以当我改变主意时，没人会纠结。几乎就像他们从没听过我说过什么旧的东西似的。他们只会觉得：“对，这次他说得对。”如果我再改一点，他们会继续觉得：“嗯，他说得还是对。”
因为人们的本能，是希望你能成功。他们愿意跟随你，是因为你展现了愿意承担、愿意修正的勇气。他们知道你一心为公、为了公司好、为了共同实现未来。
在这样的环境里，你可以安全地暴露自己的脆弱，可以坦然承认错误，可以自由改变方向。
只有先相信未来，才有可能去跨越那个巨大鸿沟
主持人 太精彩了。那么我们来说说GPU吧。
1999年，英伟达将图形渲染从CPU中释放出来，交给GPU处理，这成为当年科技圈的“灵光乍现”时刻。
2006年，你又推出了CUDA架构和超过400个库，真正打开了加速计算的大门。
那我想问的是：你们在持续创造与创新的过程中，如何在“沿用原有技术”和“彻底转向新路径”之间做出平衡？你是怎么拿捏这个时机的？
黄仁勋 这个问题真难。因为事实就是，真的很难。
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手机。
iPhone刚出来的时候，它其实还是个手机。最开始它也没多神奇，无非多了个浏览器。但那时，大多数人并不总需要浏览器。
当然，能看地图、听音乐，这都挺不错的，但它价格是普通手机的五倍。
问题就在这里：当你推出一个全新的产品类别时，它的成本往往远高于它能提供的即时价值。
GPU也是这样。我们发明GPU，是因为我们希望让计算机图形成为一种可以用软件表达的媒介。
在我们出现之前，图形加速器都是固定功能的。它们会硬编码每一种视觉效果，比如高光反射、光影模式，一切都是预设好的，你没法动它。
而我们认为，图形也应该是一种艺术化的叙事媒介，应该是可编程的。
于是我们提出了可编程着色器的概念，发明了“实时可编程着色器”这个东西。
这件事后来带来了无数机会。但在我们发布当天，它没有任何配套应用，而且价格是原产品的两倍。
想象一下，你推出来一个没人用的东西，功能没人理解，还比市场上的主流贵一倍。那时候的客户当然更愿意买一个价格便宜、够用的产品，而不是一个“承诺着未来”的东西。
这种时候没有什么绝招，除了：你必须相信你所相信的东西。
你做出产品之后，接下来就是一点一点去构建整个生态系统，去激励开发者为它编写应用，去让潜能真正兑现。
你需要一堆软件、一堆库，所有这些……说白了，就是很多苦活累活。
但你只有先相信那个“未来”，才有可能去跨越那个巨大鸿沟。
而那道鸿沟，极其痛苦，甚至足以致命。大多数公司，都倒在这道坎上。
没有哪家传统功能机的公司，成功转型成了智能手机公司。我们以前叫它们功能机，现在叫智能手机。
可你看，没有哪家功能机厂商活到今天。
而英伟达是少数几家，真正完成了从一代技术到下一代技术，再到下一代的企业。我们一次次重塑自我。
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跨越了六个计算时代。
其中的执行过程其实不难解释，我改天可以来剑桥开堂课（笑），讲讲这套“五步法则”。真的，理论不难。
但难的是：你要有勇气跳出去。
你要从当前成功的模式，跳向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在你刚刚跳出去、还在半空中的时候，你的成本无比高昂，你的价值几乎为零。
而跨过去的那一刻，百分之百是来自于勇气，是承受痛苦的能力。其他的，什么技能、工具、方法论……那些都只是执行的细节。
确信“药物发现”终将变成“药物设计”
主持人 英伟达做的另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是它的技术影响力已经扩散到全球各地，启发了众多新技术的发展。今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发布了Isambard AI超级计算机，这是目前全球第11快的超级计算机，由5,448块GH200 Grace Hopper超级芯片提供算力。
这台机器正在推动最前沿的医学与可持续研究。请问，看到Grace Hopper芯片被用于构建这样关键的科研基础设施，有助于推动人类医学进展，你是什么感受？
黄仁勋 嗯，在Isambard之前，英国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其实是我造的，就……顺便纠正一下历史（笑）。
那台机器叫Cambridge-1，我其实从来没有对外高调谈过这事。
我当时建那台机器，是因为我以为英伟达要把英国当作总部。你们知道那段故事吗？我差点收购了一家英国公司。结果，被英国政府挡了下来。
主持人 是Arm那事，对吧？
黄仁勋 对，到今天还让我心碎（笑）。
我们当时真的差一点就收购了Arm。我为此努力了好久，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棒的决定。到现在我还是这么觉得。不过也许现在也还不算太晚（笑），开个玩笑。
总之，Arm是一家非常棒的公司。我们当时没能收购它，但它后来也发展得很好。
回到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打造人类认知史上最关键的知识探索工具。而且，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造出了一台能理解信息意义的计算机。
它不再只是处理数据，而是能理解它正在处理的内容。
比如，它不是在处理字母，而是在处理单词，它知道这些单词的意思。
它也不是在处理一堆没有意义的数字，而是知道这些数字代表的是流体运动，或者是蛋白质结构，或者是一个小分子化合物。它不仅“读懂”这些序列，它还理解它们的词汇、含义，甚至是功能性。
举个例子，它可以理解语义、理解上下文，从而知道在特定情境下应该如何反应。
我刚才用了一些词汇，在你用ChatGPT时感觉再自然不过。
但我们别忘了：蛋白质序列和英语句子，对计算机来说其实是一回事（乍一听，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但从AI模型的角度来看，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其实就像语言中的单词或句子）。
我们可以训练计算机去理解蛋白质的本质，它的意义、结构、动态特征。它就应该能够理解蛋白质如何与其他化学物质或蛋白发生反应。
未来，我们真的能和蛋白质对话。
我们可以问它：“你是什么？”、“你在高温下会怎样反应？”、“你在这种液体环境中会稳定吗？”、“你会不会跟这种化合物结合？”
你可以直接对蛋白质说话。
当然，现在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你想想，今天你已经可以对一张图片说话了：“你是什么？”——“我是一只猫的图片。”
“你是什么品种的猫？”、“你能动吗？”
然后……图片突然变成了视频。
这，就是我们正在迈入的世界。
我们不只是处理数据，我们开始理解数据的含义。而这对药物研发、材料科学，乃至整个科学研究领域来说，都是颠覆性的事情。
可以说，我们已经实现了图灵当年所设想的——真正的人工智能。
主持人 你们在英伟达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愿景，即把生物学转化为工程学。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目标。你刚刚也提到，英伟达与其他AI公司正在深入研究分子生物学，尤其是涉及氨基酸、蛋白质序列等部分。
英伟达已经不再只是做计算的公司，也在参与全球前沿的医学研究。那你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英伟达其实已经具备切入医疗健康行业的能力？你又如何看待AI在分子生物研究中的进展？
黄仁勋 43年前，我还是第一代“在计算机里设计计算机”的工程师。在我们之前，所有工程设计都是手工完成的，是把电路一点点搭出来、拼出来，靠原型打磨系统。
而我们这一代，是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第一代工程师。
4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所制造的一切，都已经可以在计算机中创建出“数字孪生体”，再制造。
以前我们设计芯片，最后需要流片，送到工厂一做……只能祈祷它能正常运行。
而今天，这些芯片的复杂度已经高出十亿倍，有上万名工程师同时在一套系统上工作。
我们把芯片设计交给工厂流片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已经知道它能用了。因为这颗芯片，早已在另一台计算机里“存活”了很久。它已经被无数次模拟、验证。
这是过去40年技术进步的成果。而我相信，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我们具备足够的能力，去模拟和表达生物学的层级结构，从而实现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
你知道，其实“药物发现”这个词，就不太对。听起来像是你对伴侣说：“亲爱的，我去森林里找蘑菇了。”大多数时候你空手而归，有时候你带回一颗松露，“哇我今天捡到了个宝！”
当然，药物发现确实很科学，但它还远远不是工程学。如果你看看我们今天是如何设计芯片的，那是百分之百的工程逻辑。每一年，我们都能比前一年做得更好。
而药物发现，每一个新药、每一个新疾病的研究，几乎都像重新打一场全新的仗。一次全新的探索。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开发出全新的计算工具、新的信息表达方式。就像我们为电子设计领域发明了晶体管、逻辑门、高阶函数、芯片架构……并为每一个层级发明了专属的语言与工具。
我们也必须为生物系统设计找到对应的表达层级。你理解我意思吗？
一旦我们建立了那套表达体系，并有工具能理解、操控它，“药物发现”就会变成“药物设计”。而且年复一年，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擅长它。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总有一天我们会真正做到。
你刚才听我说的这些，就是我十年前在英伟达做过的事。我用这个逻辑，跟一群计算机科学家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进入这个领域。
大家听完就说：“嗯……听起来可以试试。能有多难？”那就是十年前的事了。
我可以告诉你，超级难。但没关系，我依然相信。
我现在百分之百确信：我们终将发现如何表达生物信息，也终将开发出设计它所需的工具。
为什么我这么相信？因为，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有差异，但从本质上讲，人类的生物结构是相似且有规律的。
生物系统中，显然存在可重复的逻辑。这不是混沌的，而是有秩序的。
不仅如此，英伟达还将这种方法论拓展到了其他很多领域。你刚刚听完的这段，其实就是我刚刚写就的英伟达进军药物设计领域的商业计划书（笑）。
现在，这部分业务已经为英伟达带来了数十亿美元收入。
而整份计划书，没有一张Excel表格，没有一个数字模型，没有算微积分，就只是纯粹的逻辑推理。
我用同样的方式做了自动驾驶，也做了机器人，也做了人工智能。我们每次都是坐下来，一步步地把逻辑推导出来。
通常我们有块白板，方便写写画画，最后有人拍个照，然后整个团队就出发了。
十年后，AI搞成了。
十五年后，我们走到了今天。
英伟达的成功方式是帮助别人成功
主持人 那我们就接着聊聊人工智能吧。
现在的英伟达，不只是横跨不同的学科领域，还跨越了国家与地理边界。今年9月，英伟达宣布向英国AI生态系统投资20亿英镑，和Baldin、Phoenix Court、Accel等公司一起参与建设。
黄仁勋 对，我是当着英国首相的面宣布的（笑）！
主持人 Ki（Kemi Badenoch，英政府商业部长）真的全力支持！
黄仁勋 我投资的是你们国家！（笑）这20亿很快就花完了。
主持人 不光是Ki，很多英国企业家也纷纷表示感谢，感谢英伟达这次有魄力的领导。你作为一个科技领导者，现在能够帮助英国乃至全球在AI和创新领域崛起，有什么样的感受？
黄仁勋 对于英伟达而言，只有别人成功，我们才会成功。
请记住，我们是工具提供者，一家计算平台公司。
没有人早上醒来会说：“嘿！我今天得去买个平台！”你妈也不会早上突然冲进厨房说：“孩子，今天我们全家要搞一套分布式计算平台！”
没人会这么说。
所以，我们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使用我们平台的公司、开发者、科研人员，创造了了不起的东西。
是的，这就是我们成功的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棒的工作之一：我的公司存在的使命，就是希望别人成功。
这句话在我们公司内部，是一种常态的提醒。我一直不断提醒大家：我们希望别人成功，需要别人成功，渴望别人成功。
也正是通过他们的成功，我们才能搭便车，一起走得更远。
就这么简单。
所以当我看到英国现在处于一个最佳时机时，我真的感到振奋。
你们有了不起的研究者，这里是计算机科学的发源地。如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可以代表计算机科学，那一定是英国。
你们有深厚的技术基础，有活跃的创业者生态系统。
唯一缺的，是一个知识工具，一个科学仪器，是支撑这些研究真正落地所需的算力平台。而这一点，我知道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英伟达能够参与其中，也许能点燃这个火花。也许，将来英国真的可以成为英伟达的一个总部。谁知道呢？
但现在，这真的是你们的机会窗口。你们拥有一切条件。
只不过，我总觉得，英国文化里……你们太谦逊了。
你看，在硅谷，无论我们做得多好，我们会形容成100倍那么好。但在英国，不管你们多厉害，你们都只会形容成十分之一。
所以我今天就想告诉你们：你们真的很了不起。
看看你们的历史，那些科学家、发明家、探索者们，他们曾经启发了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奠定了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一切。
别忘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在英国诞生的，是在这里被发现、被创造的。而现在，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发生。
抓住它吧！这场革命，正好落在你们最擅长、最强的领域中。这是属于你们的时刻。你们必须好好把握。
主持人 最近英伟达宣布向韩国交付超过26万颗最先进芯片，并推动了一个总额达100亿美元的AI超级大项目。
你认为，是什么让韩国成为可以匹配这种投资规模的理想合作伙伴？你希望英伟达在韩国能实现哪些具有前景的AI项目？
黄仁勋 韩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深度工业化的国家之一。
他们造船、造汽车、造电子产品……这是一个工业能力极强的国家。而且，他们只用了几十年，就重塑了整个国家，一跃成为全球工业巨头。
更难得的是，韩国不仅有制造能力，还拥有非常出色的软件开发能力。
也就是说，它的科技生态系统可以同时掌控硬件与软件：一边是高度复杂的制造体系，一边是创造性的程序设计与艺术表达。
我觉得，这正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让韩国利用人工智能，彻底重构工业化的未来形态。
你看，AI如今已经能理解语言、图像、数字、视频。
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需要AI理解物理定律，比如因果关系、物体的持续性、惯性、摩擦力、重力……
当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创造出所谓的具身智能：一种能在现实世界中行动、操控和操作的AI。
那时，我们就真正可以重塑整个产业体系。
你也知道，全球正在面临一场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如果不是因为劳动力不足，今天的世界GDP本可以高得多。
我们今天在几乎每一个行业、每一家公司，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所以，尽管现在社会上谈论很多关于“AI会取代人类工作”的担忧，我反而认为：所有的工作都将被重塑，而不是消失。
我也相信，AI将带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产力飞跃和GDP增长。
这不仅是我的希望，我也坚信它会发生。
保持一种“孩子般的眼光”去看未来
主持人 在场很多年轻人和你一样，热爱科学。你会给这些怀揣想法、写下一行代码、画了几个框架就兴奋不已的年轻人，什么建议呢？
黄仁勋 我想说，有一些判断力的技能，是关于如何评估一个想法是否值得去做。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想做点什么，那就去做吧。
只要你保持诚实的思考，对周围环境保持敏锐感知，了解行业、了解世界、愿意适时调整方向，那就足够了。
虽然确实有方法可以判断一个点子是否值得投入，但我想给创业者的最核心建议是：保持一种“孩子般的眼光”去看未来。
要乐观，好奇，不停地问自己：“这件事真的有那么难吗？”
不要让任何人提前吓你：“这太难了。”
你会自己发现它很难（笑）。但没关系，你有的是时间去慢慢发现这一点。
很多人问我：如果你早知道创业有多难、牺牲有多大，你还会再创一次业吗？
答案当然是：不会啊（笑）。
太吓人了，太痛苦了，代价太大了。
你想象一下，把我这几十年的所有感受、认知和教训，都打包送进一个29岁的小伙子身体里，然后跟他说：“走吧，开始创业吧！”，不可能的。
所以，别害怕你的无知，别害怕幼稚，也别害怕不确定。你会在旅程中学到一切你该学的东西。
只要你真的热爱，就去做吧。就跟自己说一句话：“这事儿能有多难？”
这些特质，未来会越来越重要
现场提问1
Jensen，你刚才讲到“协作”而不是“竞争”这一点特别打动我。但我们在大学里，大量时间都花在应试教育上——出题、评分、排名……
那你会怎么建议剑桥大学这样的800年历史学府：我们应不应该废除考试？我们能否建立一种更合作、面向AI时代的人才培养模式？
黄仁勋 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觉得，如果完全取消评分与排名，那可能会让我们很难判断当前的课程、问题设计是否足够具有挑战性，能否真正推动学生的成长。我能理解这一点。
在我刚创业时，硅谷流行一种管理哲学，叫打分与排序。这个理念来自硅谷某个以管理著称的公司。
我当时深受影响，也把这些理念应用到了英伟达。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已经彻底抛弃了它们。
“给员工打分”，毫无意义。那时还有个概念叫“360度反馈”，同事互相打分。也没有意义。让人们互相“打分”或“写评价”，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
我发现，那些所谓的管理技术，大多数其实都不太奏效。
至于教育，说实话，在AI已经出现的今天，如果信息获取已经变得如此轻易，那还有没有必要竞争去抢出正确答案？我觉得，这种竞争机制的时代，也许已经快结束了。
我其实在想：教学的未来，会不会更像我们公司内部的持续自我更新机制？
你们知道，我在公司有一个很出名的观点，我不炒人。
这是出于深思熟虑的判断。
我们希望鼓励员工创新。而“创新”就意味着冒险，也意味着你得允许自己脆弱，因为你要把一个新想法公之于众，而这个想法很可能失败。
如果我们真的要做一家有远大目标的公司，那我们的员工就应该经常失败。而这是正常的。
你们也许听说过一种管理法则：每年裁掉表现最差的5%员工。听起来很有道理对吧？这5%是“清汤”，裁掉他们，剩下的就都是“精华”。
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清汤，而是一锅浓郁的炖菜。
我们要的是混合、杂糅、真实，而不是所谓的纯净或完美。
而那5%“暂时表现不好”的员工，往往正是那些冒过险、刚失败过的人。他们从失败中学到了东西，而明天，他们很可能就是那个逆袭改写公司命运的人。
所以，我认为很多旧文化、旧系统，都值得重新审视。
特别是在一个“智能”即将成为商品的时代。
我觉得我们必须大声说出来：智力正在变成一种廉价的资源。那接下来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勇气、思维上的诚实、放下自我，以及在公众面前敢于示弱的能力。
因为你知道的，艺术家、发明者、创造者……他们往往在刚开始的时候都被笑话。他们的作品不完美、不成熟，甚至让人觉得“这啥啊”。
但你得有谦逊，有勇气，敢于站出来，被笑，也不退缩。
我相信，这些特质，未来会越来越重要。
人类可以腾出手处理那些无法被描述的、真正复杂的问题
现场提问2
你之前说AI会改变就业的未来，但很多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比如学法律、会计、咨询、金融的，往往对AI的态度比较悲观。他们担心会被取代。
你能不能更具体地讲讲：你说的“工作转型”到底会是什么样子？这种变化会带来什么好处？
黄仁勋 当然可以。
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说：人性乐观主义、现实主义，还有证据。
我们先从证据说起。
你知道，放射科原本被认为会是第一个被AI彻底摧毁的行业。但现在，几乎所有放射科医生都在使用AI，而且，这个行业的招聘人数还在增加。
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能做的事情更多了。
以前，有太多影像资料是无人处理的，也有太多浅层诊断，因为医生人手不够，没法深入分析所有图像。
AI的出现，让很多工作流程变得无限加速。比如原本你要花一周完成的任务，现在只需一秒钟。
这时问题就来了：你觉得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你终于有空喝杯咖啡了？还是你反而变得更忙了？
答案很可能是：你变得更忙了。
这其实就像放射科的例子。那些原本的工作瓶颈一旦被打通，你本人反而成为了关键路径。一旦系统更快了，你就会重新变成下一个决策点。
比如，我向我的团队提出一个问题，请他们去做调研、跑模拟、算分析，然后拿答案回来，好让我进行下一步判断。
以前这过程可能要一天、一周，那我可以先做点别的。但现在答案一秒钟就出来了，那我又重新站在了“下一步”的门口。
你就会发现，我们所有人都变得比以前更忙了。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想法、太多的目标，只要AI帮我们把中间步骤加速了，我们就会想去做更多事。
手机让我们更忙了，不是更闲了；计算机让我们更忙了，不是更轻松。
因为我们变成了“主动选择做什么”的那个人。
但我相信人类的本能，是不断发现新问题、创造新工作的。
我希望，这样的变化能引导我们把时间投入到真正有意义的工作上，那些最难定义的工作。
那些没有明确流程、无法提前规划、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是探索性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工作，是最原初的“从0到1”。
不是那种把一只猫换成一只穿长毛地毯的猫，而是——真的创造出新的东西。
AI可以接管那些“可以被描述”的任务，而我们，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处理那些无法被描述的真正复杂的问题。
这，是AI最大的价值之一。
英国的AI创业生态要学学中国
现场提问3
你刚刚提到英国正处于一个理想窗口期，这非常有意思，因为很多人会认为全球AI竞争的主战场其实是在中美之间。
那你觉得，英国的AI创业生态该怎么做，才能抓住这个时机，真正参与进这场“AI竞赛”中，并获得更大收益？
黄仁勋 少管一点。我说这话是认真的，发自内心地希望英国好。
我知道，监管机构的很多成员是法律出身，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是想保护社会。
但问题在于，他们往往太早介入。特别是像AI这种技术，未来实在太难预测了。
你可以去看科幻电影，但那不是未来，那叫“科幻电影”。如果我们把电影里的情节直接投射到现实中，再加上一些人的恐慌式言论，就很容易引发社会性的恐慌情绪。
结果就是：监管过度，扼杀创新。
而英国如果真的陷入这种状态，那就会限制你们自己在技术上的发展能力。
现实情况是，你们也知道，中国在技术领域基本处于“低监管”状态。
这是因为，中国的决策者多数是工程师背景，而美国的决策者，多数是法律背景。
你大致就能看出差异了。
中国的技术发展、产业演进速度飞快，就是因为他们监管不着急提早介入，他们的逻辑是：先等问题出现，再“对症下药”出台监管措施。
这种逻辑，其实就像工程师解决问题的方式：别先凭空想象风险，先看问题真的发生了什么，再去分析，再去解决。
所以，我真诚地建议，少一点监管。
—— / Cong Ming Tou Zi Zhe / ——
排版：唐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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