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事情，我最近几天刷B站的时候，我刷到了一条视频，说的是大概十五年之前周杰伦和田馥甄的八卦故事。如果有这两个人的歌迷，我非常建议大家搜一下。这个真的解释了很多当年我的疑惑，我并不是一个八卦的人，但我的确很喜欢周杰伦的歌。而且田馥甄在2010年之后创作水平也是大幅提高，这就非常说得通。
音乐有时候是一个时代的回忆，就像之前说的，《Eyes on me》，一个日本作曲家找到一个北京姑娘唱一首英文歌，可能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象征
那么在2010年，当时社会的整体氛围依然是积极向上的，如果再用周杰伦的八卦举例子的话，2010年当蔡依林出现在周杰伦的演唱会的时候，现场和之后娱乐报纸的沸腾我依然记得，而且我觉得很难得的是，当时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蔡依林的人，喜欢还是不喜欢周杰伦的人，在看到他们多年之后的同台，都给与了很多包容，我反正记得没有太多抨击的声音。他们合唱的歌已经成为了经典，Jolin是我觉得唱周杰伦歌最好听的女歌手，可惜他们真的只有这一首歌的时间。
回忆过去的美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我到今天都还记得小时候读的第一本政治小说里面的一句话“只有没有未来的人才会每天回忆过去，只有不自信的人才会相信一些或有或无的力量”
但我也不会粉饰太平，你要说现在的世界比十五年前更加美好，那也不一定，那是一个大家充满了信心和力量的年代。
那么发生了什么，我们其实专门为这个话题做了一个博客，但我就直接简单点写出来，飞机过一会就要起飞，没有时间做详细的介绍。
北宋初期，当郭威，柴荣，赵匡胤三代君王尝试用文治取代武功，逐渐削减武将权力的时候，他们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在五代结束的时候，这种做法非常正确。
原来的世家大族被消灭，乱世里面走出来的将军马放南山，科举让文士们走向了国家的核心，在这个时候，北宋初期的官场有斗争，但整体依然是积极的。大家充满了对于这个新王朝的期待，并不缺少对外的勇气，也不缺乏改革的勇气。
当然，从乱世到治世，整个系统飞速变化，宋朝开国80年之后，官员的冗余和兵员的冗余就成为了问题所在，就有了庆历新政
庆历行政一些朋友可能没听过，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句话大家可能听过，这就是范仲淹为期一年的改革。
这个改革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我总结有两点
- 没有团结大多数人，他甚至没有实行改革的人，提出一个方法，然后指望所有人在没有利益分配的时候就改革是政治幼稚
- 这是王朝第一次危机，大家不重视，很多时候在中国，做事第二个上都比第一个上更好。就像是往水里丢第一个石头动静最大。
然后改革失败，然后问题加剧。然后反对改革的势力退让，然后就有了王安石。
王安石从开始不惧浮云遮望眼，到最后希望自己天地安危两不知、也走完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但他的改革是成功的。他没有解决的，是持续改革的问题。
亩产5到亩产10，大家有动力，但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亩产10,10,10一直10下去，大家就没动力。
然后之前的反对声音出来，党争开始，双方都不留余地，然后两败俱伤。
等到外敌入侵神州陆沉，中国从宋朝初年的景象，到南宋末年，按照刘子健先生的说法，在外界压力下，在高宗的保守主义下，南宋的士大夫完全丧失了经世济民的诉求，转而追求所谓的道德世界。
这是没用的，之前说过，第一次神州陆沉，士大夫们放弃自己的职责，求丹问药，投身老庄，最后大部分身死人笑。第二次神州陆沉，士大夫们谴责自己道德问题，然后重塑自己的精神追求，但一样没有任何用处。
北宋的蔡京，南宋的贾似道，一个变法，一个战时宰相，都带来了通胀，都被骂得狗血淋头，可能并不是偶然。
然后从那之后的故事我们就都知道了。
如果要我总结，我觉得这个过程有两个原因，内在和外在，外在没办法，蒙古帝国很牛逼确实没办法，内在的核心在于，当士大夫集团占据了权力之后，他们改革，改革之后内斗太严重，以致于无论是皇帝，还是他们自己，都不敢再去做太多的改革。他们自身在获得优渥地位之后，开始主动放弃对于现实世界的诉求，而转投精神家园。
这点是令人警醒的，第一我们这个年代同样存在巨大的外在压力，所以如果不持续保持探索和拓展世界的决心，就会有越来越强大的声音去闭关锁国。基本可以肯定这是走不通的。第二，我们这个年代同样有大量的内部分歧，这些内部分歧如果不得到管理，那么它的冲突只会越来越激烈，其实没有一定正确的做法，尤其是在外部压力下，时代变化很快，你很难说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做法就有一个完全是对的，没钱的时候王安石对，有钱的时候司马光对，王安石搞到钱还要继续改革就有麻烦，但没有钱的时候司马光那套君君臣臣也搞不到钱。
所以其实本可以没有这么严重的冲突，双方如果能兼顾一下，不仅效果可能更好，而且后面不至于大家都开始畏惧参与现实讨论。
之前有朋友说希望我们聊聊文化的内容，这是我两个期待
- 我希望大家都能有向外求的勇气，走出去拥抱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如果一个文明最后都是内斗，自我矮化，那一定没有前途。
- 我希望大家都有对内求的和谐，很多分歧其实有合理的意义，我小时候读书看到说80年代偶数年奇数年政策完全反过来，我开始以为这是管理水平低下，现在看起来这可能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在激变当中给大家足够的时间去讨论和探索。
这不仅是家庭，公司或者国家层面的内外，其实也包括我们自身的修养，在我们反思自己的时候，多想想对立面的合理性，在我们走出内心探索世界的时候，多一分勇气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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