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巴黎，春天的雨还未停。凡尔赛宫的镜厅里灯火通明，金色吊灯下坐满了西装笔挺的代表。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拄着拐杖，满头银发却目光如刃；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坐在一旁，神情紧绷，仿佛在权衡得失；美国总统威尔逊脸色苍白、略显疲惫，眼神中仍带着理想主义的执拗。桌上的文件是那份让人谈之色变的《凡尔赛和约》。它要求德国赔偿1320亿金马克—约合1919年时的33亿美元，相当于德国当年GDP的三倍【1】。对一个刚经历大战、工厂瘫痪、煤矿被占的国家来说，这几乎是天文数字。
“德国必须付出代价。”克列孟梭说。法国的北部煤区在战争中被炸成废墟，他认为只有让德国赔光、赔到底，法国才能真正安全。劳合·乔治心里其实明白，赔款数字根本不现实，但在国内舆论的高压下，他没敢反对。美国的威尔逊则关心“道义秩序”，他想建立国际联盟，却也不愿为欧洲买单。于是，这场“和平会议”最终变成了一场关于债务的清算大会。
英国的财政代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坐在角落里，目光越来越暗。他曾在前线看过遍地白骨，如今又看见另一种缓慢的毁灭正在发生。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巴黎的空气里，弥漫着复仇的气味。”几天后，凯恩斯愤然辞职，离开巴黎，回到伦敦后写下那本让他名声大噪的书：《和平的经济后果》。书里那句预言，后来被一再引用：“如果我们有意让欧洲大陆贫困化，我敢断言，复仇会绝不迟疑的到来。”
凯恩斯并不是在为德国辩护，而是在为理性辩护。德国不可能靠出口赚取这么多外汇去偿债，除非它把商品倾销整个欧洲，让盟国自己的工厂都关门。换句话说，德国要么违约，要么拖别人一起下水。可没人愿意听。1921年，《伦敦赔款协议》正式生效，德国每年要支付20亿金马克现金与实物（煤炭、钢铁、船只），其中一半付给法国，四分之一付给英国，剩下的付给意大利和比利时。
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还欠美国政府与银行共约100亿美元，其中英国43亿，法国40亿。美国的债主们拒绝减免债务，严格要求“按期付款”。于是，一个完美的债务循环诞生了：德国付法国和英国，法国和英国再付美国，美国成了战后最大的债主和老板【1】。
战争让德国贫穷，但赔款让它破产。1921年，德国马克对美元汇率为75比1；一年后，跌到400比1；到1923年11月，一美元能换4.2万亿德国马克，比战前贬值了近一万亿倍【1】。人们工资日结，一拿到钱就冲去商店；面包涨价比天气还快；工人用麻袋装钞票买香肠。纸币被当柴烧、当风筝、当玩具，所有人都在奔跑，追赶那一只飞快贬值的马克。
尽管如此，法国政府仍不满意。1923年1月，法国军队直接占领德国的鲁尔工业区，以“实物抵债”为名征收煤炭和钢铁。结果罢工爆发，铁路停运，德国政府不得不继续印钞支付罢工补贴，通胀螺旋彻底失控。到年底，马克变得一文不值。柏林街头的笑声中带着绝望：以前是钱找货，现在是货找钱。
就在欧洲濒临金融崩溃之际，作为大债主的美国终于意识到，如果继续这样逼债下去，连债主也要陪葬。1924年，美国银行家查尔斯·道提出“道计划”，由J.P.摩根公司牵头组织国际贷款团，提供首批贷款2亿美元给德国，用于稳定货币和重建信心。接下来的短短五年间，德国从美国私人银行借入超30亿美元。于是，一个新的循环开始了：美国投资者把钱借给德国，德国拿这笔钱支付赔款给英国和法国，而英国和法国再用这笔赔款偿还美国。每一轮转账，华尔街都能抽取手续费与利息。这套精巧的金融安排，简直就像一个“全球债务的完美永动机”—直到1929年【4】。
1920 年代末的美国，股市像被施了魔法。宽松的信贷、低利率以及“永远繁荣”的神话推动了投机狂潮。1927年，美联储将基准利率降到 3.5%，意在帮助英国支撑英镑回到金本位，却无意间把廉价资金灌进了纽约股市。银行纷纷发放“保证金贷款”，普通人只需自掏 10% 就能买入股票。1929 年初，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保证金贷款余额已高达 85 亿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联邦预算的两倍。
从汽车到无线电，再到钢铁，每支股票都似乎只会涨不跌。凯恩斯在伦敦也忍不住跟风买入美国股票，但他后来写道：“我们都成了纸上富翁，而不知这财富不过是一场幻觉。”
然而，花无百日红，股市狂飙的同时，风险也在慢慢逼近。1928年，银行家本杰明·斯特朗去世后，继任者们犹豫不决：是该救英镑，还是该管股市？在犹犹豫豫之中，从1928年开始，美联储连续多次加息到 6%，信贷骤紧，融资链断裂。当年10月24日迎来“黑色星期四”，恐慌性抛售席卷华尔街，接下来几天，道琼斯指数暴跌近五成，市值蒸发约 300 亿美元。
灾难随即跨越大西洋。欧洲银行体系严重依赖来自美国的短期贷款，德国尤其如此。随着华尔街投资者撤资、美元回流，美国银行停止续贷，道计划下的资金循环瞬间中断。德国企业和政府同时失血，连锁反应传导至奥地利。1931 年 5 月，维也纳信贷银行宣布资不抵债，成为欧洲金融体系的“零号病人”。接下来，恐慌蔓延到柏林、巴黎和伦敦。黄金外流、外汇紧缩，各国被迫冻结金本位。1931年9月，英国放弃金本位，德国暂停偿债，法国金融体系陷入混乱。
在华尔街崩盘后，贷款断绝，德国的外债链瞬间断裂，工业停摆，失业率飙升到30%以上。那些在通胀中刚刚重拾希望的中产阶级，再次陷入绝望。积蓄化为乌有，工厂倒闭，城市里挤满了拿着饭票排队的失业工人。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民主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贫穷和羞辱。
这种集体的屈辱感，很快被一个新的声音捕捉。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以“恢复德国荣光”为口号上台。他承诺撕碎凡尔赛条约，重建军队，重振民族自信。那些在恶性通胀中失去一切的普通人，把他当成救世主。凯恩斯在十多年前所说的“如果我们有意让欧洲大陆贫困化，我敢断言，复仇会绝不迟疑的到来”最终应验了—复仇的脚步以更快的节奏、更彻底的方式到来。
短短几年内，德国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从重整军备到入侵波兰，从赔款国变成侵略者。凡尔赛在1919年写下的条约，到了1939年，变成了战争的引信。经济的崩塌与心理的屈辱，最终让欧洲为自己的复仇逻辑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一个世纪后的欧洲，又在类似的舞台上重复着同样的逻辑，只不过这次，角色反了。2010年，希腊的债务危机爆发。政府赤字被重新核算为占GDP的15%，公共债务高达127%，投资者纷纷撤出国债市场。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出手，联合推出总额1100亿欧元的救助方案，但条件极为苛刻：削减公共支出、提高税收、压缩养老金。这几乎是经济版的“战后赔款”【2】。
德国，这个曾经的债务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了债主。当时的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说：“救助不能被误解为奖赏。”这句话和克列孟梭当年的语气惊人地相似。毫不意外的，紧缩政策让希腊经济急速下滑：GDP从2008年的2420亿欧元跌到2014年的1790亿，失业率一度超过27%。在债务/GDP比率上升到170%之后，整个国家陷入深度衰退。那几年，雅典的街头好比1923年的柏林，抗议、罢工、关门、火光，一样不少。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开始的错误很清楚：债务被当成了道德问题。北欧国家自视“勤俭有德”，南欧国家则被标签化为“懒散浪费”。债务不再是金融调节的工具，而成了价值判断的标尺。德国人觉得“我们当年都挺过来了，凭什么希腊不行？”可他们忘了，当年的德国，也是靠别人伸手拉了一把才活下来的。
所幸，这一次欧洲没有再把自己拖进深渊。2012年，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的一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whatever it takes）”成为转折点。欧盟终于意识到，债务危机并不是道德败坏的结果，而是制度性缺陷的体现。希腊失去了货币主权，却又要承担相同的汇率和财政约束；欧元区的财政一体化远远落后于货币一体化。继续逼债，只会逼垮整个体系。
从2013年起，欧盟逐渐调整方向。首先，债务结构被重组，私营债券持有人同意减记约50%，贷款展期、利率下降、偿还期延长至三十年以上。其次，欧洲央行启动“直接货币交易机制”，在必要时购买成员国国债，防止市场恐慌。第三，欧盟成立欧洲稳定机制（ESM），建立长期救助基金【3】。虽然这些改革来得姗姗来迟，但至少亡羊补牢，为时未晚。2018年8月，希腊正式退出援助计划，财政状况趋稳，税收恢复增长，国家重新进入债券市场。2023年，国际评级机构将希腊重新列入投资级别，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跌到3%以下，经济重回增长轨道。
从“惩罚”到“合作”的转向，是欧洲避免重蹈凡尔赛覆辙的关键。凡尔赛的错误在于：把赔偿当成复仇；欧债危机初期的错误在于：把紧缩当成信仰。债务本是金融机制的产物，却常被政治和道德挟持。债主与债奴之间，最危险的不是钱的往来，而是情绪的堆积。当政策以道德高地为理由而拒绝调整，经济就会被拖入无解的循环。
一个世纪的时间，欧洲从凡尔赛宫的复仇，走到布鲁塞尔的妥协；从把债务当作惩罚，到把债务当作合作的代价。这中间有三重教训，值得记住。
第一，经济问题不能用道德来解决。 凡尔赛的错误在于把赔款当作复仇，以为压垮债务人就能换来和平。结果是，债务毁掉了经济，经济毁掉了政治，政治又毁掉了和平。凯恩斯的警世名言值得我们牢记并深思。
第二，债务不是信仰，而是工具。欧债危机初期，德国把紧缩当成道德高地，南欧国家被迫以牺牲增长来赎罪。可是没有增长的偿债，只会让债务比率越还越高。债务本质上是信任的延伸，而非品格的审判。
第三，真正的制度成熟，是学会在偿债中设计未来。欧洲之所以能化险为夷，不是因为谁更“自律”，而是因为它终于放弃了惩罚逻辑，转而建立共担机制。金融文明的进步，不在于谁更会逼债，而在于能否创造让债务人有能力偿还的体系。
1919年，凯恩斯写下了这句名言：If we deliberately make the economic existence of Germany and Austria impossible, we shall be sowing the seeds of future war.” 百年之后，这句话依然是欧洲最珍贵的遗产，也是当代经济体系最需要铭记的真理。
参考资料：【1】Liaquat Ahamed, Lords of Finance: The Bankers Who Broke the World, Penguin Press, 2009.【2】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reece: Ex Post Evaluation of Exceptional Access Under the 2010 Stand-By Arrangement, IMF Country Report No. 13/156, June 2013.【3】European Central Bank, The Greek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uro Area, ECB Occasional Paper No. 200, 2018.【4】Barry Eichengreen, Hall of Mirrors: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the Uses—and Misuses—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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