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治坚证据主义
伍治坚证据主义
金融、投资、商业、经济和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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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利率:繁荣的开始,还是灾难的序章?

十八世纪初的英国,是欧洲最具创造力、同时也最缺钱的国家。 长期的英法战争,让英国的财政濒临崩溃。到1710年,英国的国债总额已超过3500万英镑,相当于当时英国GDP的三倍[1]。政府每年支付的利息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为了削减利息支出,恢复财政秩序,财政大臣罗伯特·哈雷与银行家约翰·布朗特提出了一个充满创意,并且看似高明的方案—“把债务变成财富”。 1711年,南海公司成立。表面上,它获得了与西班牙南美殖民地贸易的独家垄断权;实际上,它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政府以股票置换旧债。原来持有英国国债的债权人,将手中年息8%的旧国债交由南海公司承接,并以此换取公司的股票,成为南海公司的股东。然后,政府以较低的5%的新利率向南海公司支付利息。同时,南海公司每年固定向股东分红[1]。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创立南海公司的真实目的,在于降低政府的利息费用。由于它采取了“债转股”的金融创新,因此这场操作既是财政救急,也是一场金融试验,英国政府希望尝试市场化手段,来降低其债务成本。 为了改善英国政府的财政基本面,当时的央行英格兰银行,也没有闲着。从1710~1720年的十年间,英格兰银行与政府联手制造了一个“低利率环境”,成功将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从8%降至4%[2]。由于央行并不能直接决定长期债券收益率,只能通过市场信号和流动性影响。因此他们主要采取了三种做法: 第一,政策暗示。 政府与南海公司共同宣布将旧债重新融资,公开表示希望长期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市场于是普遍相信,既然有国家背书,利率不会再上升。 第二,释放流动性。 英格兰银行在伦敦市场大量贴现南海公司的票据,也就是说,用自己的资金去买这些债务凭证,让市场上充满现金。资金多了,借贷成本自然下降。 第三,制造稀缺。 英国议会限制其他新债券的发行,使投资者几乎只能把钱投进南海公司或政府债。资金被引导到同一个池子,长期债
低利率:繁荣的开始,还是灾难的序章?

如果瓦特出生在清朝,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一个工业帝国?

十八世纪中叶的欧洲,蒸汽机的轰鸣声第一次打破了人类对自然极限的想象。1769年,詹姆斯·瓦特在格拉斯哥改良了蒸汽机,使其效率提高三倍;1776年,他与马修·博尔顿成立博尔顿-瓦特公司,开启了能源机械化时代。同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提出分工与市场的力量。这两件事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象征着“技术”和“制度”两股力量的结合,这也成为英国后来超越世界的起点。 过了差不多100年,到1850年时,英国的煤炭产量占全球七成,棉纺织品出口占世界八成。伦敦人口从1700年的60万膨胀至1850年的230万,人均GDP增长超过六倍。 同一时期的清朝与奥斯曼帝国,仍然以手工业与农业为主,工匠作坊和行会制度限制创新,皇权与贵族垄断抑制竞争。到十九世纪中叶时,英国的制造业产出已经超过清朝与奥斯曼的总和。 为什么会这样?《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给出的答案是:不是文化、不是地理,而是制度。 英国并不是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她的煤炭不如中国多,人口不如法国多,殖民地在十八世纪中期仍远不如西班牙庞大。然而,工业革命在这里率先发生。关键在于:制度改革把技术变成了生产力。 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威廉三世被逼签署《权利法案》,确立议会对财政与立法的主导权。国王不再能随意征税、没收资产。六年后,英格兰银行成立,英国政府开始以公开发行国债的方式筹资。国债由议会担保,投资人终于敢把钱借给国家。资本开始信任制度,而非君主。 与此同时,英国在十七世纪通过了《垄断法令》,奠定了现代专利制度的基础。专利的发明者拥有十四年的独占权,并且可以合法获利。十八世纪,英国的专利数量从几十件激增到数百件,几乎每一项新技术都能找到对应的“版权保护伞”。1769年,瓦特的蒸汽机获得专利;1775年,英国议会又为其延长至1800年。正是这项延长法案,让瓦特与投资人博尔顿得以长期合作。他们一方出技术,一方出资本,两者的有效结合是英国
如果瓦特出生在清朝,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一个工业帝国?

为什么最幸运的国家,反而更容易破产?

1556年,腓力二世(Philip II)继承王位时,西班牙的国土面积世界第一。他统治的版图横跨欧、亚、美三洲:从尼德兰(今荷兰+比利时)的港口到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再到遥远的墨西哥与秘鲁。南美洲殖民地的白银,每年被一艘艘“宝船”从大西洋彼岸运回塞维利亚港,装满国库。那时候欧洲人有一句口头禅:“上帝在天上,金银在西班牙。” 然而,腓力二世刚登基不到一年,他就陷入财政危机。1557年,他同时打着三场战争:一场在尼德兰**反叛,一场在法国北部防御入侵,还有一场在地中海对抗奥斯曼帝国。正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的花费巨大,但税收却无法覆盖。于是腓力二世向热那亚和德国的银行家大量借债,签署短期高息的“阿森托贷款”,以即将运回的白银作抵押。问题是,运银的船常常被风暴击沉或被英国私掠船抢走。结果,银子没到,账期已到。于是,在同年9月,腓力二世宣布暂停偿债。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主权违约”。 这场违约引发了“信贷恐慌”。热那亚的银行家们立即冻结对西班牙的新贷款,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骤降。为了安抚债主,腓力二世被迫同意以“新债换旧债”的重组方案:让部分贷款人转而接受国债和税收特许权。但刚刚喘口气没几年,第二次危机又来了。 1560年,西班牙再次违约。这一次原因跟上一次差不多:腓力二世为了维持欧洲霸权,继续在尼德兰和意大利扩大征战。白银虽多,但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三用于军费,剩下的不多的收入还要供养庞大的王室和教会机构。根据经济史学者 Drelichman 和 Voth 的估算,1556—1560 年间,西班牙国债总额达到其年财政收入的 60 倍【1】。这相当于一个家庭年收入十万,却欠债六百万。于是第二次违约几乎成了必然。 为了维持运转,腓力二世开始依赖一种更危险的工具—“税收抵押”。他允许金融商人预付给政府一笔现金,作为交换,银行家可在未来数年内直接征收某个地区的关税或盐税。财政由此被提前透支。
为什么最幸运的国家,反而更容易破产?

从复仇到宽恕:欧洲花了一百年和两场战争才学会的经济学

1919年的巴黎,春天的雨还未停。凡尔赛宫的镜厅里灯火通明,金色吊灯下坐满了西装笔挺的代表。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拄着拐杖,满头银发却目光如刃;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坐在一旁,神情紧绷,仿佛在权衡得失;美国总统威尔逊脸色苍白、略显疲惫,眼神中仍带着理想主义的执拗。桌上的文件是那份让人谈之色变的《凡尔赛和约》。它要求德国赔偿1320亿金马克—约合1919年时的33亿美元,相当于德国当年GDP的三倍【1】。对一个刚经历大战、工厂瘫痪、煤矿被占的国家来说,这几乎是天文数字。 “德国必须付出代价。”克列孟梭说。法国的北部煤区在战争中被炸成废墟,他认为只有让德国赔光、赔到底,法国才能真正安全。劳合·乔治心里其实明白,赔款数字根本不现实,但在国内舆论的高压下,他没敢反对。美国的威尔逊则关心“道义秩序”,他想建立国际联盟,却也不愿为欧洲买单。于是,这场“和平会议”最终变成了一场关于债务的清算大会。 英国的财政代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坐在角落里,目光越来越暗。他曾在前线看过遍地白骨,如今又看见另一种缓慢的毁灭正在发生。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巴黎的空气里,弥漫着复仇的气味。”几天后,凯恩斯愤然辞职,离开巴黎,回到伦敦后写下那本让他名声大噪的书:《和平的经济后果》。书里那句预言,后来被一再引用:“如果我们有意让欧洲大陆贫困化,我敢断言,复仇会绝不迟疑的到来。” 凯恩斯并不是在为德国辩护,而是在为理性辩护。德国不可能靠出口赚取这么多外汇去偿债,除非它把商品倾销整个欧洲,让盟国自己的工厂都关门。换句话说,德国要么违约,要么拖别人一起下水。可没人愿意听。1921年,《伦敦赔款协议》正式生效,德国每年要支付20亿金马克现金与实物(煤炭、钢铁、船只),其中一半付给法国,四分之一付给英国,剩下的付给意大利和比利时。 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还欠美国政府与银行共约100亿美元,其中英国43亿,法国40亿。美国的债主们拒
从复仇到宽恕:欧洲花了一百年和两场战争才学会的经济学

三百年前的教训,我们真的记住了吗?

1716年,一个叫约翰·劳的苏格兰人来到了巴黎。这个被放逐的赌徒、数学家和经济思想家,同时把一个足以颠覆时代的想法带到了法国:“纸币可以创造财富”。当时的法国,经历了路易十四挥霍无度的战争开支和沉重的税负,国库几乎破产,硬币稀缺。约翰·劳向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提出了一个锦囊妙计:用国家的信用作担保,成立一家能够发行纸币的私人银行,通过发行纸币来缓解财政危机。 乍一看,这就好像十八世纪版的量化宽松(QE),并且还真的奏效了。纸币取代金银币进入市场流通后,商业活动复苏,股价上涨,失业率下降。法国似乎找到了不靠殖民掠夺也能致富的“魔法”。 经此一役,劳的名气和自信心大涨。1717年,劳成立了 “密西西比公司”,获得法国国王特批的25年垄断特许权,可以开发北美的“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当时,路易斯安那在地图上是一个巨大的未知之地,其覆盖的面积从今天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一直向北延伸到伊利诺伊河流域,甚至抵达加拿大南部。法国人相信那里“金银遍地、土地肥沃、森林无尽”。 这些遐想给了投资者们足够的想象空间,并且召唤出他们的投资热情。1719年,密西西比公司股票价格从500里弗尔疯涨到近1万里弗尔,涨幅接近20倍。巴黎街头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投机狂潮,裁缝、面包师甚至仆人都赶着去买股票。劳也被授予财政大臣的头衔,成为法国的“金融沙皇”。短短几年,他让一个破产国家看到了“财富自由”的幻觉。 然而,从1719年12月开始,密西西比公司股价开始出现松动下跌的迹象。劳为了稳住股价,命令皇家银行以9,000里弗尔设下价格底线,并在1720年2月将银行与公司合并,企图用信贷支持股价。与此同时,他发行大量“认购期权”,鼓励投资者加杠杆购股。 在1719–1720年间,法国的纸币流通量翻了一倍,货币总量达原有金银流通量的四倍。结果是巴黎物价在一年内上涨了一倍。当公众意识到手中的纸币购买力下降时,开始拒收纸
三百年前的教训,我们真的记住了吗?

人人发财的故事,为什么总以崩盘结束?

在欧洲的巴尔干半岛西南角,有一个面积约为2.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多万的小国—阿尔巴尼亚。很多年以来,它都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阿尔巴尼亚曾是中国在欧洲最亲密的社会主义盟友。但是两国关系在到1976年后开始转恶。时任阿尔巴尼亚领袖恩维尔·霍查指责中国“背叛马克思主义”。1978年,中国终止援助阿尔巴尼亚,中阿关系彻底破裂。 1991年苏东剧变后,阿尔巴尼亚的计划经济体系在几个月内崩溃。原本由国家垄断的工厂和合作社关门大吉,几十万人一夜之间失业。银行体系几乎彻底瓦解,国有银行只会向国企放贷,普通民众手里有现金却无处存放。通胀高企,列克币大幅贬值,经济陷入自由落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1992年阿尔巴尼亚的通胀率超过200%,人均收入不足800美元。 1992年,阿尔巴尼亚民主党上台执政,推行所谓的“休克疗法”:放开物价、私有化企业、自由汇率。结果,物价暴涨、失业加剧。尽管世界银行和IMF提供了紧急援助贷款,但监管体系尚未建立。政府为维持社会稳定,对新兴的“投资公司”采取默许态度,只要能吸收外汇、承诺高回报,就无人过问其运作方式。 从1993到1996年间,各类“理财公司”在阿尔巴尼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打着“建设基金”、“外贸投资”的旗号,承诺月息数10%到30%不等。许多公司的负责人有军方或地方政府背景,穿着西装、开着奔驰出入饭店,看起来比银行还可靠。到1996年底,阿尔巴尼亚全国至少有二十多家大型投资公司在运营,其吸收的资金总量竟达到了全国GDP的一半。 1996年底,阿尔巴尼亚大选临近。政府为了维持民心,不仅没有制止这些公司继续“吸金”,反而暗示“国家不会让老百姓受损”。于是,国家信用成了这场金字塔游戏最后的担保。而崩溃的倒计时,也在悄悄开始。 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混乱中,全国几乎每个家庭都投身一种“稳赚不赔”的理财计划
人人发财的故事,为什么总以崩盘结束?

芯片换稀土,是交易还是僵局?

如果说过去十年的全球经济是一场全球化的盛宴,那么现在的情形,更像是一场神经紧绷的冷战游戏。2025年10月,美国再次宣布拟对中国所有出口商品征收100%的关税;几乎同一时间,中国也对稀土出口实施更严格的管制。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再一次像股市的K线一样,上下震荡,令人眼花缭乱。 这一次的冲突,不只是贸易那么简单。很多迹象表明,中美之间正在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美国继续向中国出口芯片,中国继续向美国供应稀土。但双方都扭扭捏捏,在贸易上设置各种障碍,并频繁的将芯片和稀土作为谈判筹码。这种平衡,说白了就是“芯片换稀土”,一种彼此都离不开、但都想摆脱对方的不情愿的互相依赖。 我们可以把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比作婚姻中的冷战:离婚太贵,冷战又太累。双方都知道彻底“脱钩”代价巨大,于是只能在不断试探底线中寻找新的相处模式。 从全球产业链角度看,这种“去风险”而非“完全脱钩”的趋势,已经成为新常态。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目前约占全球稀土矿产的70%,精炼与加工环节更高达90%。而美国在高端芯片设计领域依旧占据主导:全球约70%的先进芯片依赖美系架构和设备。换句话说,两国互相卡着对方的脖子,也支撑着彼此的经济。 有趣的是,这场“芯片换稀土”的角力,并没有让市场彻底恐慌。目前的股市价格,反映了一种两国会在“短期紧张后恢复现状”的判断,即两国都不愿看到供应链骤然崩塌。 从投资角度看,这种结构性的摩擦,其实塑造了一种新的地缘投资逻辑:资本不再追求全球一体化,而是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重新布局。美国在芯片、能源、基础设施上推行“国产化”;中国则在新能源、AI硬件、供应链自主化上加码投资。过去的“全球分工”,正在慢慢变成“区域分工”。 那么这些变化,对广大投资者意味着什么?过去十年,市场已经习惯了“逢跌买入”的逻辑;而现在,我们似乎不得不接受更多波动的现实。举例来说,美股在几大银行发布创纪录盈利的那一周,
芯片换稀土,是交易还是僵局?

当AI抢走所有工作,人类还剩下什么?

过去两百年,人类社会最大的恐惧从来没变过,那就是:“机器会不会抢我的饭碗?”从纺织机到自动化生产线,每一波技术革命都被人称作“最后一份人类的工作”。但这次可能不太一样。 AI 的崛起,尤其是像Roman Yampolskiy所预言的超级智能时代,不只是抢饭碗,而是连“饭”都可能不需要了。 Roman Yampolskiy 是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计算机科学副教授和网络安全实验室主任。他被认为是“AI安全”概念的提出者之一,以研究超级智能可控性闻名。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他说得很直白:我们在两三年内就能看到真正的人工通用智能(AGI),到 2030 年左右,几乎所有的职业都可以被替代,失业率可能高达 99%【1】。这话听着像科幻小说,但仔细想一想,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现在的 AI,不只是会写作文、编代码、画图、写诗。连会计、法务、医生都在被一点点蚕食。如果 ChatGPT 能比 MBA 学生写出更像人话的商业报告,那谁还需要雇人写报告? 过去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技术消灭旧工作,也会创造新工作。”但 Yampolskiy 悲观地说:这次没有 Plan B。因为如果 AI 能自己设计 AI,连“prompt 工程师”这种新职位都活不过两年。就像上个世纪我们让机器代替了体力,这一轮,我们正在让机器接管认知。问题在于,人类擅长的,就是认知。 有趣的是,AI 带来的失业,并不一定伴随贫穷。相反,它可能带来一种“无用的繁荣”。Yampolskiy 的逻辑是:当 AI 能在几乎零成本下生产知识与劳动力,世界将出现“免费劳动力”和“无限财富”。听上去像天堂,其实更可能像地狱。因为经济增长不再需要人类,资本收益将彻底脱离劳动收益。我们将第一次遇到“增长与就业脱钩”的世界。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这基本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最终胜利”。AI 加速的不是创新,而是劳资之间分配结构的倾斜。未来即使 GDP 继
当AI抢走所有工作,人类还剩下什么?

去中心化的尽头,是FBI么?

几天前,美国司法部宣布了一桩轰动全球的案件:柬埔寨太子集团董事长陈志被美国以电汇诈骗和洗钱罪起诉,指控他在东南亚经营强迫劳动的诈骗园区,从全世界的受害者手中骗取了价值达几十亿美元的钱款。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宣布没收了与案件相关的12万多枚比特币,按当前价格计算约合150亿美元【1】。 在新闻发布会上,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骄傲地称,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虚拟资产没收行动”。很多人听到这里的第一反应是:“比特币不是去中心化的吗?没有人能控制,也没有政府能冻结?那美国政府是怎么‘没收’的?” 这个问题问得好。毕竟,比特币自诞生以来的“宗教叙事”之一,就是“摆脱政府控制”,让货币完全回到个人手里。很多投资者也是因为这一点,才觉得比特币是对抗通胀、对抗央行、甚至对抗制度的“自由资产”。但陈志案让这一切理想主义瞬间坍塌:原来连“去中心化的王国”也有国界和警察。 要理解美国政府如何没收比特币,我们得先回到比特币本身的运作机制。比特币的确是去中心化的,但“去中心化”并不意味着“无法监管”。区块链上的所有交易都是公开的,每一笔资金的流向都能被追踪。只要掌握链上分析工具,就能描出一张巨大的资金网络图,清楚地知道哪些钱包和哪些交易所、账户存在关联。换句话说,比特币世界里没有黑箱,只有伪装。 美国司法部这次的行动,很可能是通过两条路径实现的:第一,部分资金经过中心化交易所,而这些交易所大多数受美国或其盟国监管,可以被要求冻结、上缴资产。第二,嫌犯或其同伙的钱包设备、冷钱包密钥被实物查获,从而实现对资金的控制。前者靠的是法律,后者靠的是警察。无论哪一种,都说明所谓“没人能动得了我的币”,更多是一种心理安慰。 过去几年,美国政府已经悄悄建立起一套庞大的加密资产执法体系。司法部下设专门的“国家加密货币执法团队”,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也对各大交易所实施KYC(实名)监管。甚至连国税局都有专
去中心化的尽头,是FBI么?

美元走弱、新兴市场狂飙,资本会持续去美国化么?

最近一年,投资世界有点像老朋友聚会:大家见面第一句话,不是问候,而是感叹:“哎,这美股还会涨么?” 从疫情结束以后,美股在AI概念的加持下连创新高。纳指、标普500一路飞天,七姐妹个个神采奕奕。可就在大家忙着追逐英伟达、微软、苹果的同时,另一边的世界,那些被冷落了十多年的新兴市场,突然也像打了鸡血一样活了过来。 统计显示,今年以来,MSCI新兴市场指数上涨了28%,创下2009年以来的最大涨幅【1】。与此同时,一个细节更耐人寻味:投资者在过去一个月里往“非美国”股票基金里塞进了1750亿美元,是含美国股票基金的1.7倍【2】。 注:从2010到2024年,新兴市场股市表现低迷。然而从2025年年初开始,新兴市场涨幅明显超过了美股。 要知道,过去十五年,这种情况几乎从没发生过。自2010年以来,全球投资界的默认配置就是:“美股为王,其他市场是调味料。”谁敢不配美国股票,谁就得挨骂:“你错过了AI,你不懂成长股,你太保守。”但今年,风向似乎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为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美元。过去十五年,美元像个长期健身冠军,肌肉线条分明,其他货币在它面前都显得气喘吁吁。而2025年的美元,却有点走形。特朗普回归后,政策风向扑朔迷离:一边加关税、一边推基础建设,财政赤字飙升,美元也跟着走弱。从年初到10月,美元兑一篮子主要货币下跌了约10%。也就是说,如果把资金配置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光外汇升值就能赚10%(以美元计价)。 第二个原因,是估值。美国标普500的市盈率高达23倍,而新兴市场只有14倍。简单讲,就是买一样的未来增长,美国要付双倍的价钱。过去大家愿意花这笔溢价,是因为“美国有确定性”:政治稳定、科技领先、法制健全。但现在,这个故事的逻辑在动摇。 毫不夸张的说,美国现在反而更像一个新兴市场。政策摇摆、贸易摩擦、党派对立。这些曾经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戏码,如今成了华盛顿的日
美元走弱、新兴市场狂飙,资本会持续去美国化么?

薛定谔的经济:为什么市场在亢奋,投资者却更焦虑?

在最近这段时间里,宏观经济学家、基金经理、以及散户投资者们,都在同一个问题上犯糊涂:经济到底好不好? 股市天天创新高,金价也在飙升。按理说,一边是信心满满的资本市场,一边却是买黄金避险的焦虑情绪,这两种现象不该同时出现。但偏偏就这样发生了。 《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Tej Parikh在一篇题为《为什么经济让人这么困惑》的文章里,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薛定谔的经济”。意思是:美国经济看上去既繁荣又脆弱,既强劲又不稳。GDP、消费、就业、股市都不错,但同时却又充满了不确定性【1】。 如果我们仔细看数据,会发现这种“混乱感”确实有迹可循。根据Consensus Economics的统计,美国2025和2026年的GDP增速预测,专业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比疫情前高出一倍。在欧洲,BNP Paribas 的研究也发现,今年对欧元区经济的预测分歧不减反增,完全打破了往年“越到年底越趋同”的规律。连各国央行也意见不一:美联储内部对降息时点看法南辕北辙,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分歧更是创下十年新高。 宏观预测向来不是精确科学,但现在连方向感都没了。过去投资者还能靠“共识”来判断经济周期,如今连共识都碎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大致来说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经济本身的复杂度上升了。比如现在最热的概念人工智能。这一轮AI投资潮,从半导体到算力,再到企业级软件,光是美国五大科技公司过去三年的AI资本支出就超过8000亿美元【2】。问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显示,95%的企业在AI投入上尚未产生任何显著回报。换句话说,大家都在花钱,但很少有人真的知道钱花得值不值。 再比如政策。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把美国的平均有效关税率提高到了过去90年来的最高水平,并频繁以推文宣布新措施或豁免,让企业和投资者无所适从。欧洲同样不是省油的灯:能源补贴退坡、债务规则重谈、央行独立性被政治化。这样的宏观政策摇摆,让人感觉
薛定谔的经济:为什么市场在亢奋,投资者却更焦虑?

黄金热潮,是理性还是焦虑?

最近几个月,黄金的表现让人目瞪口呆。价格一度逼近每盎司4000美元,创下有史以来的新高。如果算上过去一年的涨幅,黄金的回报超过了50%。 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里,只有上世纪七十年代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出现过类似的涨势。问题是,这一次并没有战争、也没有通胀失控,股市照样创新高,经济也没有衰退。那为什么全世界的人,突然又开始抢金条了? 注:黄金价格逼近4000美元/盎司 很多人把金价飙升,归因于美国通胀重新抬头。但如果仔细看数据,这个解释并不成立。美国的10年期通胀预期(即TIPS盈亏平衡率)自今年6月以来反而略有下降,从2.4%降到约2.2%。真正下降的,是实际利率。10年期TIPS收益率从2.2%掉到1.8%,投资者拿着美元债的“真实报酬”,被通胀侵蚀了一截。按照历史经验,黄金和实际利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当实际利率下降时,黄金上涨。简单来说,当政府债券的利息追不上通胀时,黄金就成了更具吸引力的“无息资产”。这条逻辑虽然古老,却依然好用【1】。 注:美国十年期TIPS收益率在1.8%左右。数据来源YChart 这一轮上涨,还有另一股力量在推。那就是各国央行。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过去几季全球央行持续净买入黄金,仅2025年第一季度就买入约244吨,第二季度再增166吨,全年有望再次突破1000吨大关【2】。在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纠结”了半个世纪后,央行开始重新青睐一种没有发行人的资产。俄罗斯外汇储备被冻结之后,这个趋势更明显。对他们来说,黄金的吸引力,不在于价格,而在于它无法被制裁。 金价的“第二发动机”来自民间。2025年1-9月,全球黄金ETF的资金流入创下纪录,累计流入达640亿美元。这意味着,除了央行的“去美元化”,还有无数散户和机构,把黄金当成对付不确定世界的保险。和过去不同的是,如今的买家并不是在逃离风险,而是边冒险边买保险。他们同时持有AI概念股、比特币
黄金热潮,是理性还是焦虑?

中美脱钩,还回得去么?

几年前,“中美脱钩”还只是智库里的概念。那时候,在中关村写代码的工程师、在上海外高桥装集装箱的工人、以及在硅谷写算法的工程师,都觉得这事离自己很远。可如今,这个词已经从论文变成了现实:企业在搬、供应链在搬、资本在搬,甚至留学生也在搬。中美之间,曾经那条看不见却实实在在的经济血管,正在被慢慢切断。 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接触”到“防范”的完整转型。奥巴马时代讲“合作共赢”,特朗普时代打贸易战,而如今的华盛顿,已经很少有人再谈“重新接触”。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谈到中国都异常团结。就像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说的那样:“这场竞争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拼谁能活得更久。”这句话听起来很冷酷,但相当准确。 这一轮脱钩,首先表现在贸易上。美国对中国征收的高关税,从2018年开始就没真正撤过。2025年特朗普二度上台后,平均关税再度提升至20%以上,部分行业甚至接近30%【1】。按道理讲,这样的关税水平足以让进口商品价格飙升,但美国的通胀并没有因此失控,因为企业早就在行动。他们把生产线搬去了越南、墨西哥、和马来西亚。于是,美国超市里那件原本印着“Made in China”的T恤,现在换成了“Made in Vietnam”。标签变了,价格上升了,消费者还是穿着差不多的T恤,但它的原产地和供应链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次,是资本和技术的脱钩。曾几何时,美国的风险投资是中国科技创业的发动机。红杉、IDG等背后都有美元基金的影子。如今这些资金几乎全部撤离。美国财政部对境外投资审查的范围不断扩大,涉及的行业从芯片、AI、量子计算,一直蔓延到新能源。与其说这是“脱钩”,不如说是“分区经营”:敏感技术留在美国国内,低附加值产业外包出去。中美都在重复同一个逻辑:我们要“安全的全球化”,只不过这四个字听起来比“冷战”体面一些。 但最深层的变化,其实在心理层面。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贸易
中美脱钩,还回得去么?

为什么市场对美国政府关门无动于衷?

每隔几年,美国政府就要“关门”一次。放在别的国家,这听起来像灾难;放在美国,却成了一种惯例。 2025 年十月的这场停摆,又让八十多万联邦雇员暂时拿不到薪水,让全世界的分析师少了最重要的就业与通胀数据。可讽刺的是,金融市场几乎毫无波澜。股市继续创新高,债市波动有限,美联储官员照常开会。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连政府停摆都动摇不了市场,美国到底是强大到不怕自己,还是麻木到已经不信自己? 严格意义上,所谓“政府关门”,并非政府真的上锁歇业,而是国会没能通过新的财政拨款法案,导致联邦机构的“非关键”职能暂停。FBI、军队、邮政照常运作,但统计局、国家公园、科研机构、行政办公室都要关灯走人。美国国会预算局的统计显示,自 1976 年以来,美国已经经历过 20 多次停摆,平均每 4 年一次。最短的1天,最长的 34 天【1】。换句话说,停摆在美国政治里,几乎成了一种季节性现象。 这次的停摆发生在 10 月 1 日,也就是新财年开始的那天。由于共和、民主两党围绕财政赤字、移民政策和国防开支争执不下,预算案迟迟通不过。美联储经济学家 Michael Reid 估计,如果停摆持续一个月,美国当季 GDP 将被拉低 0.3 个百分点,失业率可能短暂升至 4.8% 至 5% 之间【1】。听上去不小,但放在 29 万亿美元 GDP 的美国经济里,只是个小涟漪。 真正麻烦的是数据。10 月原本应发布的非农就业报告和 CPI 数据,都将推迟。政府统计人员被迫休假,数据采集中断。这可愁坏了那些银行里的策略师和分析员,他们不得不靠私营数据公司、招聘网站和社交媒体的招聘信息来猜就业率。 但市场似乎毫不在意。债券收益率小幅波动后恢复平稳,股市依旧在高位震荡。伦敦《金融时报》的Katie Martin在访谈节目里感叹:“市场已经成了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它们对政治不在乎,对经济也不在乎。”【2】的确,在投资者看来,政府
为什么市场对美国政府关门无动于衷?

从凯恩斯到特朗普:金融为何再次成为国家武器?

在金融市场里,最怕的是突然换了剧本。以前投资者看待世界,习惯了那一套“供需决定价格”、“市场出清效率最高”的逻辑,好像经济就是一个精密的机器,油门刹车踩得稳,就能一直开下去。 但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这台机器的方向盘已经不在工程师手里,而是被交到了将军、外交官,甚至政治家的手中。换句话说,经济越来越不只是经济,它成了地缘政治的延伸。这就是所谓的“地缘经济学”时代。 这个词并不新。早在1990年,美国的军事战略家Edward Luttwak就提出过“geoeconomics”,意思是用商业的方法打地缘政治的仗【1】。但今天,它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走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特朗普政府威胁对欧盟、韩国、日本和巴西加征关税;美国国会提案限制中国企业购买美国农地;中国则用稀土出口作为反制工具。过去你可能觉得这些只是国际新闻,和投资组合没关系。可现在,一旦美方真的动用金融制裁、征收资本税,甚至要求盟友必须买美国国债,这不再是远方的传说,而是直接影响资产定价的“武器”。 美国基金经理雷·达里奥在其著作《国家如何破产》中,把这个问题说得很直白。他警告,美国36万亿美元的债务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而导致债务螺旋的,不仅仅是经济因素,更是国内政治撕裂和对外的地缘对抗【2】。换句话说,现在影响市场的,不只是失业率和通胀数据,还有国会的争吵和总统的推文。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达里奥写的报告满是信用周期和杠杆水平;今天他写的,则是地缘政治如何绑架财政和货币政策。这种转变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要理解这种变化,我们最好把视野拉长,用时间线来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几次“钟摆”。1914年之前,全球化一度盛极,凯恩斯感叹伦敦人能在床上喝着茶打电话,把世界各地的商品买到家,这种自由贸易似乎永远不会结束。可是一战打断了全球化,保护主义与民族主义兴起,商业让位于国家权力。 1945年之后,钟摆摆回另一边,布雷顿
从凯恩斯到特朗普:金融为何再次成为国家武器?

热钱涌向AI,谁来买单?

如果说2025年最大的投资热词是“AI”,恐怕没人会反对。从华尔街到硅谷,从深圳到新加坡,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人工智能。资本市场的热钱,就像赶集一样蜂拥而至。只要跟AI沾点边,哪怕是帮AI搬桌椅的公司,股价都能翻几倍。问题是,这股热钱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最后谁来买单? 要理解今天的AI热潮,我们不妨先看一个美国小镇的故事。美国北达科他州有个地方叫Ellendale,常住人口才一千来人。镇上原本的标志性建筑是教堂和粮仓,如今却多了一座正在建设中的庞然大物:号称能耗和规模比肩十个沃尔玛超市的AI数据中心,总投资高达150亿美元【1】。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大约等于该州全年GDP的四分之一。换句话说,当地人辛辛苦苦一年种的粮、卖的牛,全加起来,也比不上这一个数据中心的造价。于是,镇上原本平静的生活突然和全球AI浪潮绑在了一起。对他们来说,这是“天堂”还是“鬼城”的前奏,谁也说不准。 这正是AI投资的写照:前景看似无限,账本却未必划算。根据贝恩咨询的估算,到2030年,要想把今天的AI基建投资收回来,全球AI行业需要创造2万亿美元的年收入。这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和英伟达六家公司2024年的营收总和,还要再多一点。而摩根士丹利的测算显示,去年整个AI产业的收入不过区区450亿美元。收入和投资之间,差着几十倍的鸿沟。这就像你开了家奶茶店,日营业额130万,但先租了个一年要交600万房租的铺子。这种商业模式能玩得转么?相信每个投资者有自己的见解。 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19世纪的英国,铁路狂热席卷全国,短短十几年修了几千公里铁轨,占到GDP的7%以上。但问题是,运力远远超过需求,票价一降再降,很多铁路公司血本无归。上世纪90年代,美国电信公司埋下数以百万公里的光纤,幻想互联网流量每100天翻一倍。结果发现,实际增长速度只是每年翻一倍,差距足以压垮整个
热钱涌向AI,谁来买单?

回国的一周

上个月,我那90多岁的爷爷不小心摔了一跤,摔到大腿骨骨折。由于老人家年纪已大,医生觉得做手术风险太高,因此采取静养的保守治疗。我因此回国待了一周,看看老人,顺便也见了几位朋友。结束国内行程后,我又连续出差,直到今天才有时间把回国一周的所见所闻写下来和大家分享。 老同学L是我认识快30年的好友。当年我们在大学里住一个寝室,可谓好基友。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一家会计事务所做审计,一做就是20多年。他告诉我,最近他从事务所辞职了,理由很简单:HD事件之后,事务所的处境尴尬,营业额缩减得很厉害,关于公司要裁员的谣言也是满天飞。他觉得再做下去没意思了,恰逢两个孩子都送去国外读书,他就干脆彻底退出,靠前几年攒下的钱,乐得清闲。我们去了一家网红湘菜馆吃饭。我本来以为在饭点需要排队,结果压根不用,馆子里始终没坐满。我们俩点了六七个菜,最后根本吃不完,账单才不到150块人民币,还包饮料。结账时,L抢着买单,并笑着说:“虽然现在没工作,但是100多块还是请的起的。” 另一个朋友M是我的中学同学,他的日子就没那么轻松。他在一家国企上班,但工作时间出奇的长,每天9到8(早上9点到公司,晚上8点离开)。由于路上通勤需要一个多小时,他每天早上7点前就要出门,晚上到家都已经是9点以后,很少能看到自己的女儿。而且他周末还要随时待机,检查微信消息,生怕万一领导有什么事情可能会找他。我说你们不是国企?怎么卷成这样?这工作强度很多民企都比不上。他说:农晓得伐,过去两年公司效益不好,连年亏损,已经裁掉了差不多一半员工了。今年上头领导下命令,说全员减薪,平均每个员工减薪三成到四成。不过我还算是幸运的,虽然减薪,但至少没有被裁员。所以现在工作表现要卖力些,否则接下来优化就轮到我了。 在M身上,我看到的满满都是“不容易”三个字。他的女儿才小学五年级,马上面临小升初,而他们又不愿意女儿去对口的那个比较差的初中,寄望于考那些民
回国的一周

大道至简,投资何必自作聪明?

在投资这个行当里,人类往往高估了自己的预测能力。无论是华尔街顶级对冲基金经理,还是普通散户,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喜欢折腾,总觉得复杂的东西更“聪明”、更“高端”。但问题在于,复杂真的能带来更好的回报吗? 最近《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比较【1】,把经典的“60/40组合”(60%股票+40%债券)拉出来,与几个看上去更花哨的“替代方案”对比。结果让人哭笑不得:过去25年,60/40的年化回报是 6.89%,而桥水基金引以为豪的“全天候组合”只拿到 6.49%。换句话说,付出了更多费用,搞得更复杂,最后还不如一个最简单的配置。 再看看其他方案。比如“永久组合”,把资产均分成四份(股票、债券、大宗商品、现金),长周期的年化回报只有 4.45%。而那些强调“安全”的30/70组合(30%股票+70%债券),25年的年化回报也才 5.55%【1】。不管包装得多漂亮,结果摆在那儿:60/40反而成了赢家。 这让我想起一个比喻。复杂的投资组合,就像是一桌满汉全席,山珍海味齐上阵,光菜单就能写一大本。但真要论吃饱、管用,一碗热气腾腾的家常面往往更实在。投资也是一样,关键不是把菜式弄得多花哨,而是能不能长期稳定地满足投资者最根本的需求:稳健的回报。 别以为只有普通投资者才会被复杂配置“忽悠”。一些大机构,比如美国的公共养老金和大学捐赠基金,其实也是“受害者”。有研究追踪了它们在 2008–2023年的长期表现【2】发现:公共养老金平均年化回报 6.88%,但与其风险敞口相匹配的市场指数组合能带来7.84%的年回报;大学捐赠基金年回报也在6.88%左右,而同期市场指数组合则有9.27%。差别看似只有每年1–2个百分点,但拉长到十几二十年,就是天壤之别。研究者算过,如果这些机构一开始就乖乖跟着低成本指数走,现在的资产规模大约是
大道至简,投资何必自作聪明?

旧方子治不了新病:美国关税与移民的政策困境

过去一年,美国经济表面上看似一派繁荣:股市热闹,企业利润不差,失业率也不算太高。但如果把显微镜拿出来看,就会发现这些亮丽数据下,其实埋着不少隐忧。尤其是关税和移民这两张老牌政策,又一次被搬上台面,成了政府调控经济的工具。问题是,这些办法历史上早就试过,效果有限,副作用往往比疗效更大。今天重新端出来,多半还是换汤不换药。 先看关税。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钢铁、铝材、电子产品等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来又搞出“钢铝衍生品”关税,复杂到需要追溯金属熔炼来源【1】。表面上说是保护制造业,增加本土就业。但经济学界的共识很明确:关税成本最终大部分会转嫁给消费者。高盛研究指出,美国企业会把压力层层传导,最后由老百姓埋单【1】。2025年的数据就说明问题:进口价格整体几乎没降,仅下跌0.2%【1】,出口国并没有替美国买单,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更关键的是,关税并不能解决财政赤字。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关税收入约1460亿美元【1】,其中新政策贡献88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0.3%。这数字看上去不小,但面对5%~6%的财政赤字,只能算九牛一毛。换句话说,关税既补不了大窟窿,还推高物价,得不偿失。 移民政策的问题更深远。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活力,长期仰仗源源不断的移民补充。过去十年,每年净移民大约保持在100万左右。但在新政策下,2025年净移民可能骤降到20万甚至更少【2】。美国劳动力的“血液循环”,被硬生生掐住。 逻辑上看,减少非法移民,好像能腾出岗位给本地工人。但实际远比这复杂。农业、建筑、清洁、餐饮这些行业高度依赖移民。美国农业部数据表明,大约40%的农场工人是无证移民【2】。如果他们被驱逐,农产品供应马上吃紧。最近几个月,“新鲜蔬菜(不含土豆)”的价格快速上涨【1】,就是采摘人手不足导致。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直言,农工短缺正在推高食品价格。天气、运输当然有影响,但劳动力缺
旧方子治不了新病:美国关税与移民的政策困境

美国至少还有牛市,中国人养老靠什么?

今年以来,美股标普500指数涨了10%多,过去十年年均回报更是高达15%【1】。看起来好像谁买谁赚,退休梦想触手可及。我们的大A股表现也不差,今年以来上证指数上涨了17%做出,指数突破3800点。 但经验告诉我们,越是这种时候,越容易掉进一个陷阱:把市场的高收益当成理所当然,以为退休储蓄不用自己费劲,股市就能替你兜底。其实,这种想法和“指望买彩票中奖来还房贷”差不多危险。 大多数人对退休的两件事常常想错:一是觉得投资回报会一直这么好,二是觉得退休以后开销自然会降下来。前者低估了市场的反复无常,后者则高估了自己的节俭能力。现实往往比想象残酷得多。 先说市场回报。历史上,美国股市自1793年以来,长期年均实际回报是6.1%,这已经算相当不错了【2】。但如果把时间窗口换一换,结论马上就不一样。比如1932年到1962年,股市实际年回报只有0.9%;1982年前的30年,也不过4.7%。换句话说,你如果正好在那三十年间退休,靠股市养活自己,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的平均数是安慰剂,具体到个人,运气差点就可能掉进坑里。就像有人爱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听起来悠长稳健,但你如果运气不好,种树的那块地恰巧遇上连年旱灾,树苗能不能活下去都难说。 在过去20年,正好遇到美股走强,因此大部分靠美股退休的投资者过得还不错。但如果市场不给力,怎么办?McQuarrie和Bernstein算过账,如果未来30年投资组合的实际回报率只有5%,那么一个工薪族需要把税前收入的12%存起来,才能在30年工作期后,维持30年退休生活。如果回报只有4%,存款比例要拉到15%;若是3%,那就得21%【3】。这意味着年薪50万的人,每年至少要硬生生省出十几万存下来养老,长期坚持不间断。这个数字,很多人听上去觉得“太多了”,可不这么做,等到股市不再给面子的时候,问题会更大。 数据来源:WSJ。上图显示,投资回报越低,
美国至少还有牛市,中国人养老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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