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智能硬件独角兽的CEO，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最会“种草”的平台。
2026年4月26日，追觅科技创始人兼CEO俞浩在个人微博连发三条动态，言辞激烈地公开批评小红书平台。
他直指小红书“是一个非常非常烂的平台，社会价值观导向非常非常烂”，称其“价值观和盈利模式都非常有毒”，甚至提出“我们起诉每一个在小红书上造谣的博主时，都应该连带小红书平台一起起诉！”
话题随即登顶微博科技榜热搜首位。
截图自微博平台
一位智能清洁赛道的明星企业家，以一种近乎决绝的姿态，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最具消费影响力的内容社区之一。
这已经不只是某家企业与某家平台的口水仗，而是一面被突然敲响的警钟——当“种草”成为商业基础设施，“真实分享”还能撑多久？
俞浩真正不满的
不只是几条负面笔记
如果只把这场风波理解为“品牌不接受差评”，显然过于简单。
俞浩发声的核心，并不只是某几条追觅负面内容，而是对小红书内容生态和算法分发机制的不信任。
截图自追觅科技CEO俞浩官方微博
根据俞浩的微博内容，可以发现第一，在价值观上，他认为小红书的核心玩法是靠攀比、晒图、夸大其词来激发人性阴暗面以换取流量，运营逻辑本身就存在缺陷。这一判断，据俞浩本人表述，“并非近期有舆情”的应激反应，“而是观察很久得出的结论”。
第二，指向内容的可信度。俞浩直言，任何在小红书上评论追觅产品的内容“基本都不要信”，他本人也不会将平台上的任何用户反馈信息当作参考，因为“平台在肆意推送未经证实的假消息”。
第三，指向平台的法律责任。俞浩呼吁，品牌在起诉造谣博主时，应“连带小红书平台一起起诉”——这直接将平台从“中立的技术服务提供者”推向了“有帮助侵权的共同责任方”的位置，言辞之重，在近年企业家公开发声中实属罕见。
俞浩发声后的次日，即4月27日，万维视频咨询小红书人工客服，客服回应称：“会记录所提供信息，进行核实并向内部反馈。”不过，小红书官方至今尚未对该事件做出系统性正式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在4月27日，小红书举办AI治理开放日，并正式发布AI内容治理规则。公告明确了平台鼓励和反对的AI内容方向——反对利用AI违规运营（如全自动托管账号、AI教唆做号）、利用AI造假（如仿冒名人、虚构人设、伪造经历、编造虚假信息）、利用AI侵权和利用AI进行低质创作，并承诺对违规行为采取限制分发、封禁账号等梯度处置措施。
图片来源于小红书薯管家
在AI治理开放日上，小红书方面并未对俞浩的言论作出直接回应。平台相关负责人只是表示，“AI技术普及后造假成本下降，假消息会越来越多，识别信息真假是未来面临的挑战”，平台目前对热点造假类信息“已具备一定识别能力”。
该规则是否为针对俞浩炮轰的回应？小红书并未明确承认。但时间点的高度重合，无疑引发了外界联想。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事实：内容真实性问题，已经不只是品牌方的焦虑，也是平台自身正在焦虑地应对的治理难题。
而这也并非追觅第一次公开对抗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和恶意内容。事实上，自2025年6月至今，追觅已至少四次通过@追觅监察部官方微博发布正式声明，逐步将维权行动从品牌层面推升至创始人个人层面，维权手段也从民事追责升级至刑事报警。
截图自追觅监察部官方微博
追觅是谁？
为什么这次发声会被放大
俞浩的发声之所以引发广泛讨论，与追觅近年的成长速度有关。
公开资料显示，俞浩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航天专业，是追觅科技创始人兼CEO。2017年，俞浩创立追觅科技，公司最早从高速数字马达、智能算法、运动控制等技术能力切入，之后逐步扩展到高端大家电、智能厨电、智能清洁电器、户外智能设备和个人护理等多个品类。
近几年，追觅的外部叙事明显从“智能清洁品牌”升级为“全球化科技生态公司”。据追觅相关公开信息和媒体报道，截至2025年底，追觅业务已覆盖全球超12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实体门店超过6500家，服务超4200万家庭，2025年海外营收占比接近八成。
不仅如此，2026年除夕夜，追觅科技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智能科技生态战略合作伙伴”的身份亮相央视春晚，获得了巨大的流量曝光。
截图自追觅官方账号视频
这意味着，俞浩不是一个普通消费者，也不是单纯的数码博主，而是一个正处在全球化、资本化和品牌声量扩张期的企业负责人。他对小红书的否定，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类品牌方的共同焦虑：当企业越来越依赖社交平台进行口碑扩散和用户反馈收集时，平台内容生态的真假、算法分发的倾向、投诉处理的效率，都将直接影响企业经营。
不过，追觅和俞浩也并非没有争议。
2025年8月，追觅正式宣布进军新能源汽车领域，发布“星空计划”，号称在短短28天内即拿下150亿元订单。追觅声称“中国研发、德国制造、全球销售”，首款车型对标布加迪威龙，后续车型对标劳斯莱斯库里南；2025年12月，追觅被曝与奇瑞达成合作传闻，但奇瑞方面不到24小时即否认“并无此事”；2026年初，一张千人工作群截图显示员工公开质疑俞浩“一年超过英伟达？一年超过中国所有车企30年成果？”的战略目标，俞浩回应称该目标为20年长期规划……这些事件引发外界对其战略边界、管理半径和品牌表达风格的讨论。有媒体形容，俞浩近年的公众形象已从“技术极客”转向更具争议性的企业家IP。
因此，这场冲突并不只是“小红书内容治理不力”的单线故事，也包含了一个高增长科技品牌在舆论场中主动塑造声量、抵御负面信息、争夺解释权的复杂过程。
小红书的商业化成功
也是信任压力来源
而小红书也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小红书被视为中国互联网最具“种草能力”的社区之一。用户在这里看护肤、穿搭、旅行、母婴、宠物、家居、数码和生活经验，品牌则在这里寻找消费者心智入口。相较于传统电商平台，小红书更靠近决策前端：用户不是已经决定买什么才打开小红书，而是在还没有确定需求时，被笔记、测评和生活方式内容影响。
而如今，小红书从最初的“真实生活分享社区”起步，已逐步成长为一个集内容社区、搜索引擎、种草入口和电商平台于一体的超级流量枢纽。公开数据显示，每月约有2亿用户在小红书寻求购买建议。大量高消费力、高决策参与度的用户，使小红书成为消费品品牌最重要的营销阵地之一。
商业化的数据同样亮眼。据小红书官方披露数据，2025年，小红书食品行业在投品牌数同比增长34%，年消耗正增长广告主数超过80%，年GMV超百万单品数增长36%。同期，小红书电商百大商家中，上榜商家2025年GMV同比增长超过2.6倍，平均复购率达32%。
2025年8月，小红书在组织架构层面成立“大商业板块”，将广告与交易业务归拢管理，由COO柯南担任总负责人，意图打通从“种草”到“交易”的全链路闭环。同年12月的WILL商业大会上，小红书进一步提出“种草进入效果化时代”，标志着商业化进程进入新阶段。
这套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不是流量规模本身，而是用户的“信任”——用户相信这里有人讲真话，相信这里能获得真实的使用体验和消费建议。
但商业化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对平台构成了结构性冲击。广告主投放的商业笔记、达人带货的种草内容、竞品之间的暗战、AI批量生产的虚假测评、黑灰产操盘的水军账号……这些叠加在一起，正在系统性地稀释“真实分享”这个平台赖以起家的核心资产。
而过度商业化会稀释真实分享的信任感，引发用户反感，当大量商业合作笔记广告痕迹过重，就将削弱了平台原有的真实感优势。
俞浩的炮轰，恰好击中了这个裂缝。不是商业化本身有错，而是商业化有没有以牺牲真实感为代价。平台商业化越快，流量越贵，品牌获取有效曝光的成本越高，虚假内容和黑灰产套利的空间越大，真实用户的体验分享反而越容易被淹没在信息噪声中。
从虚假笔记到AI造假
小红书早已身处治理压力中心
事实上，小红书并非没有意识到虚假内容问题。
2025年6月，小红书公布上半年虚假内容治理成果：平台共处置虚假笔记320万篇、虚假人设账号1万个、虚假低质AIGC笔记60万篇，并封禁批量造假黑灰产账号超1000万个。平台还表示，其已建设虚假内容全链路治理体系，并持续优化举报机制。
截图自小红书官方公众号
这组数据有两层含义。
一方面，它说明小红书确实在加大治理投入，尤其是针对AI低质内容、虚假人设和黑灰产账号。另一方面，处置规模本身也反向证明，小红书的内容生态已经面临较大污染压力。对于一个依靠“真实分享”建立用户信任的平台而言，半年处置数百万篇虚假笔记，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描淡写的数字。
AI的加入又让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小红书此次发布AI治理规则，明确将“利用AI工具自动运营账号、冒充真人互动”“克隆他人声音或面孔”“以虚假人设种草”“伪造经历与截图”“套用模板批量生产同质化内容”等纳入平台反对和管控范围。其核心态度是鼓励AI作为创意放大器，反对AI成为造假工具和低质内容生产机器。
这与俞浩事件形成了微妙呼应。俞浩质疑的是平台上信息的真实性和算法分发责任，而AI治理规则回应的是内容生产端的真实性、原创性和透明度。二者虽然没有官方确认的直接关联，但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内容平台正在从“真假难辨”进入“真假更难辨”的阶段。
过去，虚假种草可能需要真人账号、脚本团队和MCN操作；现在，AI工具降低了批量生成图文、视频、人设、评论和互动的成本。对小红书而言，治理压力已经不只是删掉几篇违规笔记，而是如何重建一个可识别、可标识、可追责的内容信任系统。
监管视角下，小红书的问题不是孤例
小红书近两年的多次舆情，并不只是单个平台的个案，而是内容平台共同面临的治理压力。
2025年9月，国家网信办指导上海市网信办，针对小红书平台未落实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热搜榜单重点环节频繁呈现炒作明星个人动态和琐事类词条等问题，依法对小红书采取约谈、责令限期改正、警告等处置处罚措施。
截图自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网
2025年12月，北京市住建委会同北京市委网信办、公安局等部门，约谈抖音、小红书、贝壳、58同城、闲鱼等平台，指出部分自媒体账号存在发布和传播唱衰北京楼市、制造市场恐慌、散布不实信息、虚假房源引流等问题。
2026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市场监管总局、海关总署又因跨境电商进口“优思益”保健品违规营销等问题，约谈抖音、淘天、小红书三家平台企业，要求相关平台加强跨境电商企业审核、在售商品管理、不良信息处理和投诉举报渠道建设。
截图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
这些案例涉及的领域不同：娱乐热搜、房地产信息、跨境保健品营销、虚假种草、AI内容治理。但底层逻辑相似：当平台掌握内容入口、分发机制和交易转化能力时，平台就不仅是信息发布场所，也在事实上参与了市场秩序的塑造。
这也是为什么监管不断强调平台主体责任。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明确提出，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落实算法安全主体责任，建立算法机制机理审核、科技伦理审查、信息发布审核、安全评估监测等制度；同时不得利用算法推荐服务传播违法信息，并应采取措施防范和抵制不良信息。
中央网信办2025年启动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涉企网络‘黑嘴’”专项行动，也明确聚焦恶意抹黑诋毁攻击企业、网络水军、黑公关、虚假不实测评等问题，并要求督促网站平台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提升涉企网络侵权举报工作质效。
把这些监管背景放在一起看，俞浩炮轰小红书的真正公共性在于：它不是一个品牌和一个平台的偶发摩擦，而是涉企网络信息治理在社交内容平台上的一次集中显影。
种草平台进入“信任审计”时代
俞浩的炮轰或许情绪浓度很高，但它把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推到了台前：当种草社区成为商业基础设施，平台上的内容就不再只是用户表达，也会影响消费者决策、品牌声誉和市场竞争秩序。
对追觅这样的品牌而言，小红书既是流量场，也是风险场。品牌希望从平台获得真实反馈、用户洞察和消费转化，却也不得不面对虚假笔记、负面扩散、恶意拉踩和算法放大的不确定性。
对小红书而言，越是拥有高价值用户和强种草心智，就越不能忽视“真实感”被稀释后的系统性风险。
而内容平台的竞争，正在从流量规模、商业化效率，进入信任治理能力的竞争。
过去，小红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更多人来这里分享生活；现在，它必须回答一个更难的问题：当用户、品牌、商家、达人、AI工具和黑灰产同时涌入，平台还能否证明，这里仍然值得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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