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6年6月末，成都银行资产总额达1.497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7.05%；实现营业收入127.76亿元，同比增长4.13%；归母净利润约60.9亿元，增速3.82%。净息差1.67%，不良贷款率0.68%持平。单看这些总量指标，这是一份稳健的成绩单。但拆开结构数据，并与同为上市城商行对比，多重失衡清晰可见。
当同行的非息收入占比已达25%至30%时，成都银行的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高达90.9%，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仅占1.7%。对比来看，杭州银行息净收入占比74.1%，手续费净收入占比12.9%；江苏银行息净收入占比75.4%（此处及下文中江苏银行由于体量和城市维度不同，数据仅作为行业参考，不宜与成都银行直接对比），手续费净收入占比6.5%；宁波银行息净收入占比70.9%，手续费净收入占比10.4%。成都银行对息差收入的依赖度远高于同业，中间业务发展明显滞后。
公司贷款占比83.2%，个人贷款不足两成——截至上半年末，成都银行的贷款结构在四家上市城商行中最为“偏科”。同期，杭州银行公司贷款占比75.6%，江苏银行约70%，宁波银行约65.7%。与之对应，成都银行个人贷款规模不足1600亿元，零售信贷能力明显弱于同业。
近半信贷资源投向基建领域。成都银行租赁和商务服务、水利环境合计占贷款总额的49.4%，即近半数信贷资源投向基建和城投类领域。对比来看，江苏银行同类行业占比28.8%，宁波银行约20%。成都银行的制造业贷款占比仅5.9%，而江苏银行为14.8%、宁波银行为12.4%。在金融资源向先进制造业倾斜的大背景下，成都银行的信贷结构偏移显著。
成都地区贡献73.7%的贷款和78.2%的收入，跨区域拓展尚未打开。四家上市城商行中，杭州银行已将杭州地区营收占比从2025年末的56.82%降至47.92%，区域多元化趋势明显。成都银行的区域拓展相对滞后。
成都银行定期存款占比71.8%，活期仅占24.3%——均为四家之最。据国联民生证券研报测算，杭州银行定期存款占比50.5%，活期占39.3%；宁波银行活期占35.6%；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占比约62%。定期存款占比高表面上是稳定性好，实际上意味着更高的付息成本。在降息周期中，虽然存量高息定期存款逐步到期重定价，但成都银行的负债成本调整速度依然会慢于活期占比更高的同业。
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截至上半年末，成都银行不良贷款率0.68%，在四家中最低；拨备覆盖率426.06%，远超同业。但加权平均ROE仅为7.49%（年化），江苏银行为15.72%，宁波银行为14.24%。风险指标最优，资本回报却明显落后。这一组“矛盾”指标的背后，正是业务结构问题的集中体现。
低不良率、高拨备的组合意味着风险缓冲垫厚实，但安全不等于高效。近半数贷款投向收益稳定但回报周期较长的基建项目，零售贷款占比仅为16.8%而同业普遍超过25%——零售贷款通常是风险溢价更高的资产类别，占比低直接压低了整体收益水平。71.8%的定期存款占比则从负债端限制了成本优势的释放空间。净息差1.67%处于行业中游水平，上述多个维度的失衡形成了一个互相强化的低效闭环。
成都银行的安全垫是充足的——0.68%的不良率和超过420%的拨备覆盖率提供了强大的风险抵补能力。但问题不在于安全与否，而在于资本效率如何突破结构性约束。在多重失衡的交织下，如何在稳健的基础上找到更高效的增长路径，是成都银行面临的核心课题。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