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向东 一、引言 近年来,合肥的产业崛起,已经成为观察中国区域经济转型与科技创新的重要窗口。从中部普通省会城市,快速成长为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地、硬科技制造重镇,合肥在新型显示、半导体存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领域形成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2026年前三季度,合肥经济增长再次领跑全国万亿城市,工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全国平均水平,产业动能持续释放。合肥的快速崛起,不仅改变了区域经济格局,也引发了国内外学界、媒体对其发展模式的持续讨论。 在外部舆论解读中,德国商报将合肥定义为新兴的电动汽车产业中心,《经济学人》更是直接将合肥发展模式概括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最佳实践”。也有观点将合肥模式简单理解为政府主导投资、财政大胆“风投”,甚至将其与行政干预市场、权力介入经营等传统模式混为一谈。还有部分研究习惯于从近代经济史中寻找参照,将其类比为官僚资本形态或晚清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体制。 此类解读看似有一定相似外观,实则存在严重的理论错位与时代误读。无论是西方话语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学中的政府资本主义,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官僚资本主义、晚清官督商办制度,都无法准确概括当下合肥的发展实践。 事实上,合肥模式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内,伴随新质生产力发展、全球科技竞争加剧、产业链博弈升级而逐步形成的新型区域产业发展范式。它既区别于改革开放初期依托乡镇经济兴起的苏南模式,也不同于依托对外开放与外资红利成长的深圳模式,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依托国有资本战略定力、市场化运行机制、全链条产业培育体系,实现科技创新突破与产业自主升级的全新实践形态。 厘清合肥模式与各类传统资本范式、政府干预范式、近代官商体制的本质差异,准确界定其制度属性与时代价值,是正确认识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发展、理解新质生产力培育路径、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产业发展道路的关键。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