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

十年前，商业竞争的方式是比同行卖得更便宜；十年后，商业竞争的方式是指责同行低价内卷。十年前，“价格屠夫”是对企业的至高褒奖，十年后，它成了伤害经济的元凶。商家甚嚣尘上的抱怨，工厂寥寥无几的利润，消费者对质量问题的担忧，源头仿佛都指向低价。由于价格无限压低，工厂无法提高产品质量，商家缺少利润维持经营，员工收入难以覆盖消费需求，似乎形成了某种逻辑闭环。那么，如果能“守护价格底线”，让商品价格稳定上涨，实现所谓“消费升级”，企业就可以打造品牌升级技术，产业链从业者的收入也会稳定增长，继而反哺企业营收，似乎又能形成某种良性循环。这套看似无懈可击的叙事，恰恰忽视的整个过程中最复杂、最深奥、最关键的环节：当一件商品的价格上涨，它对应提升的附加值在哪里？低价从何而来？无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还是工业皇冠上的边角料，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结果，一定是低价。上到汽车和芯片，下到垃圾袋和餐巾纸，只要生产规模扩张，生产成本就会被摊薄。稍微接触过制造业就会明白，不能被摊薄的只有税收，稳定上涨的只有社保基数。松下幸之助的“自来水哲学”、丰田的精益生产、沃尔玛的“Every Day Low Price”，内核都是压缩成本，降低价格。2011年的邮件中，马斯克认为SpaceX最大的优势是便宜[2]：SpaceX的表现会越来越好，价格会越来越低，这是所有科技门类的发展规律。马斯克提出过一个“**指数”概念，即生产成本与原材料成本的比值。一个零部件的总成本为1000美元，原材料铝的成本只有100美元，**指数就高达10，意味着生产环节创造了过多的成本。无论是借助规模效应摊薄成本，还是依靠技术改进降低**指数，只要一件商品的附加值凝聚在原材料与生产环节，成本就始终有下降空间。价格与质量并没有必然联系，在参数标准不变的前提下降低生产制造成本，恰恰是制造业百年来不断探寻的圣杯。相比十年前，一台55寸电视的价格从5000

互联网产业跨界造车的趋势偃旗息鼓，但汽车工业拥抱互联网产业的风潮却愈演愈烈。英伟达用GPU修建起高速公路，大模型掀起自动驾驶的算法革命，汽车座舱开始向AI Agent的样貌逐渐形塑，种种迹象表明，AI正在接过软件的接力棒，开始定义一辆车的每一个角落。伴随汽车从研发到销售的全方位重构，车企与大模型和云服务的绑定也愈发紧密。不久前的上海车展，大部分车型都把大模型集成进了座舱，80%的参展车企都是火山引擎和豆包大模型的合作伙伴。一个月后的火山引擎Foece原动力大会，豆包大模型1.6、视频生成模型Seedance 1.0 pro、升级后Agent开发平台等一系列AI云原生服务集中亮相。其中，豆包1.6的综合成本只有DeepSeek R1的三分之一。以5秒的1080P视频为标尺，Seedance 1.0 pro的成本也位列行业最低。与AI产品齐聚一堂的是极氪、蔚来、上汽荣威、上汽奥迪这些整车厂，以及元戎启行、四维图新等自动驾驶公司。如果忽略主办方火山引擎云服务商的身份，现场俨然上海车展分会场。电动化的转型尚未结束，AI汽车已经急速驶来。每一个试图牢牢握住灵魂的车企，都紧紧握住了人工智能的双手。谁定义了汽车汽车工业对“软件定义汽车”第一次直观的感受，来自2019年的一档视频节目。2019年10月，BBC旗下汽车杂志《Top Gear》制作了一期喜闻乐见的双车对比视频，主角是保时捷Taycan Turbo S和特斯拉Model S Performance。前者是保时捷首款纯电车型，后者是特斯拉标杆产品，可谓节目效果拉满。在五次直线竞速赛中，保时捷都以“微弱的优势”取胜。但比赛结果引来特斯拉粉丝不满，有人质疑数据造假，有人呼吁重新比赛，可见哪国的汽车爱好者都喜欢吵架，最终《Top Gear》亲自下场澄清[1]，表示自己没有暗箱操作。《Top Gear》专门发文澄清比赛结果的公正性结果一波

2025年5月12日，中美贸易交锋2.1版本落幕，中美大幅下调关税——即使对最乐观的人来说，这一结果也超出预期。 作为一名资深《原神》玩家，我喜欢用游戏版本做类比：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战，可以称之为1.0大版本，拜登四年基本上是在做版本延续；特朗普复辟后，中美来到2.0大版本，首次交锋从4月2号“全球宣战”开始，到5月12号日内瓦会谈结束，中美2.1版本更新，双方90天内各自下调关税115%。 这毫无疑问是一场胜利。当然，不少人肯定在掰指头细算究竟哪国关税更高，但从现实出发，很多企业之前都抱着中美贸易清零的打算，这一结果已经远远好于预期了。而2.1版后，尽管不少商品关税仍然在20%甚至40%以上，但局面无疑被盘活了，很多外贸老板这几天都松了一口气。 中方这次的应对可圈可点，策略和手段都比1.0版本有了很大的从容感，这背后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中国其实为了应对“脱钩”级的局面恶化，已经准备了足足七年时间，而针对这次2.0大版本的斗争，也做了一系列的大量准备工作，包括对美国贸易决策团队的风格、节奏、底牌的研究和预判。 本篇文章里，我们来复盘一下中美交锋2.1版本里的方法、策略和艺术。 01. 施压的艺术 在本轮交锋刚开始，美国一上来就不出意料祭出了老手段——极限施压（Maximum Pressure）。 在我去年写的《莱特希泽的信徒和遗产》一文中提到过，“极限施压”早在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就被当时的美国贸易副代表莱特希泽用来对付日本，他在谈判现场把文件折成纸飞机、然后扔向日本人的典故广为流传，让他喜提“导弹人”称号。而在中美1.0版本时期，这一手段也被用来对付中国。 但在特朗普政府里，最熟练使用“极限施压”的其实还不是作为下属的莱特希泽，而是老板特朗普本人。在他成为总统前的漫长从商生涯里，他最喜欢在重大的商业交易中，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硬手段，通过威胁、诉讼、围攻或其他极端举

2007年1月9日，当乔布斯站在旧金山马士孔尼会展中心的聚光灯下，向在场的所有人演示第一代iPhone是如何只需要用手指，就可以在触摸屏上实现所有手机的功能时，全场观众激动地欢呼雀跃，有一个人却开始失声痛哭。在彼时的发布会现场，没有人比触摸屏制造商宸鸿（TPK）的创始人江朝瑞更清楚，如果不是TPK烧光了代工赚来的12亿新台币，如果不是几万青年几万肝的工程投入，最终把“透明玻璃透射式电容技术”的量产良率改进到了苹果终于可以接受的程度，这款划时代的iPhone很有可能会胎死腹中。放在手机制造的历史上，iPhone显然不是第一台使用触摸屏的手机。而当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欣赏初代iPhone的经典与优雅时，与它同期的那些需要用手写笔的“电阻式触摸屏”手机已经彻底成为了被遗忘的时代眼泪。只不过，相比初代iPhone带来的革命**互体验，触摸屏工艺的持续式创新却往往会被人们所忽视。人类社会最动人的创新故事大多可以归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天才的灵感与卓绝的努力变不可能为可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东西；另一种则是日复一日地与成本、良率、耐用等工程问题无穷无尽地打交道，最终以一种他人难以企及的效率，把新事物用易得的价格、可靠的品质，渗透给更多的普罗大众。前者这种“从0到1”的颠覆式创新，在商业的舞台上，永远不缺乏观众；后者却在大多数时候都以某种润物无声的形象，渐进式迭代。它们常常存在于产业链的细节里，以规模化为目标来最大程度地推动创新的普及，乃至最终改变更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换句话说，把创新的门槛打下来，本身也是一种创新。实际上，“让创新更平权”成为中国制造业的标签之前，绝大多数工业大国的发展都需要具备相似的能力。比如德国人卡尔·本茨发明了第一辆内燃机汽车，但是普通家庭一直要等到美国人亨利·福特用流水线生产T型车，才真正拥有了一台属于自己的现代汽车。1920年代，福特工厂把生产一辆汽车的时间从平均70

1986年底的一天，位于韩国水原市的三星电子生产总部迎来了一位身份敏感的客人：东芝半导体事业部部长川西刚。时值日本存储产业巅峰，东芝问鼎芯片产量世界第一前夜，处于追赶期的三星与东芝存在6年左右的技术差距。东芝既是三星的对手也是三星的老师，身为高管的川西刚自然深知这一点，权当一次学术交流。然而，三星电子准备了堪称眼花缭乱的接待规格，不仅有朝鲜族歌舞，还专门制作了一块象征东芝与三星友谊的玻璃雕塑。酒足饭饱后，三星高管提出，三星正在建设一座存储芯片工厂，请川西老师帮忙把把关。三星为川西刚准备的“三星东芝友谊雕塑”同为业内人士，川西刚自然知道韩国人在打什么算盘。行程结束，三星果然提出，自己也想去东芝的工厂瞅两眼。骑虎难下的川西刚只得顾及礼数，答应带韩国人参观东芝的大分工厂。在大分工厂，三星获准参观了许多设备配置等关键信息。随后，一座与大分工厂构造格局别无二致的工厂，在京畿道器兴地区拔地而起。产业竞争的白热化阶段里，从不会缺少戏剧性十足的故事。但帮助三星超越东芝的当然不可能只是一次参观，90年代前后，日美两国在半导体领域展开激烈的贸易战，叠加日本经济衰退，东芝在内的日本企业产能投资意愿迅速下滑。1994年，三星率先量产256M内存，跑在了日本人前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尔必达在金融危机后破产，内存成为了韩国人的天下。产业的崛起鲜有神来之笔，多的是筚路蓝缕的艰辛。在电子产业的每一个细分领域，都陈列着似曾相识的章节。中国面板产业的后来居上，同样是一个长达20年的拉力赛。2007年，信息产业部等三部委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把彩电领域产品附加值出现“上移”，国内核心零部件尚待自主的现象毫无保留的揭开[1]：彩电领域，显示器件占整机成本的比重已从显像管的40%，大幅上升到液晶显示模组（含驱动电路）的80%。同期，深圳市、TCL、夏普三方筹划的建设方案，因为夏普只愿建设准备淘汰的旧产线作罢。也许

2024年，新能源车在价格战的硝烟中迅速站在了舆论聚光灯前，曾经手机发布会上话不投机对比友商，一言不合跑个分的桥段，被新能源车原汁原味的复刻。在大模型群魔乱舞，新能源车狼烟四起的背景板里，讨论热度最高的话题很可能是跨界造手机的蔚来。往日纷飞的战火变成了僵持的战线，每年的市场份额统计，也变成了几家公司几乎雷打不动的排列组合。按照市场研究机构Canalys的报告，2024年，vivo以17%的市场份额成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第一，同比增长11%。而以Counterpoint的口径看，vivo已经连续四年蝉联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国产手机销量第一。但市场格局的另一个侧面，是几大手机品牌之间几乎不到1%的差距。经历近十年残酷的淘汰与出清，留在市场的玩家从一桌满汉全席变成了两桌斗地主。十年前说自己是市场份额TOP 5，是绝对实力的象征，今天说自己是TOP 5，听上去有点像在骂人。近距离的密集交火搭配震耳欲聋的炮火声，是所有战争片里精心剪辑的保留节目。但在真实的战场上，往往沉默中的对峙，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在2025年的新年致辞中，vivo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沈炜提出了一个“突破自我茧房”的描述：比“算法茧房”更坚不可摧的是“自我茧房”， 陷入“自我茧房”，就会盲目自大，对用户的声音置若罔闻。vivo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沈炜其隐含的含义是，越是在市场格局趋于稳定甚至固化的时候，留住用户的成本就越来越高，失去用户的成本也越来越大。与之对应，越是波澜不惊的市场格局，越有可能酝酿剧烈的变化。固化的市场2007年的iPhone发布会上，乔布斯引用了2003年图灵奖得主Alan Kay的一句话：真正在意软件的人，应该自己造硬件。乔布斯身后的这一页PPT常被视为苹果波澜壮阔造芯史的开端，一部半导体产业的荷马史诗写下了第一个章节，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iPhone的诞生之所以被视为一场

·iPhone在2007年1月发布时，最受震撼的不是苹果的供应商和数码发烧友，而是被Google收购而来的Android团队。Android掌舵者安迪-鲁宾（Andy Rubin）给团队发了一封邮件，上面写着[1]：“iPhone、iPhone、iPhone！” 当时Android团队正在全力研发一款名为Sooner的“智能手机”，搭载Android系统，但拥有实体键盘，反而没有触摸屏。原因在于，Android给自己设定的假想敌是诺基亚和塞班系统。 直到2012年，一位开发者意外获得了一台Sooner原型机，让Google的秘密项目重见天日。虽然Sooner长得很像黑莓手机，但系统集成了Google的搜索服务、Gmail以及Google版微信Google Talk。也就是说，Google意识到了智能机时代软件生态的重要性，并高度前瞻的卡住了身位。 但iPhone的横空出世，意味着Android团队的努力付诸东流，一切都要推倒重来。正如Android 创团队成员Brian Swetland说[1]： “在乔布斯发布了iPhone之后，再发布像黑莓那样的全键盘手机是没有意义的。” Google Sooner原型机 随后，Android团队迅速转向基于触控屏场景的系统开发，并在2008年9月发布了广为人知的“第一台Android手机”HTC G1。这款手机不仅有侧滑全键盘，还有大量实体按键。但另一方面，HTC G1集成了地图、邮箱、日历等服务，都需要登陆Google账号使用——这是日后庞大Android帝国的根基。 苹果对Google的入场不可谓不重视，当时苹果将微软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但也预判了Google在软件层面存在的威胁。时任产品营销总监Bob Borchers称[1]：“谷歌的最大威胁是它了解软件和服务。事实上，谷歌可能比苹果更了解它们。” 事实证明，两家公司都错判了自

诺贝尔物理学奖花落“AI教父”杰夫·辛顿（Geoffrey Hinton），一度在学术界和产业界掀起“人工智能算不算物理”的大讨论。今天产业界的百花齐放很容易让人忽视，仅仅十年之前，人工智能这门年轻的学科还在争议中匍匐前进。辛顿对人工智能的意义在于，他的职业生涯就是这门学科的缩影，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可以量化的历史坐标系。过去十多年里，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关键节点：·2012年，辛顿带着两个学生参加了ImageNet图像识别比赛（ILSVRC），以惊人的84%识别准确率夺得冠军。这个成绩深深震撼了学术界和正在投资人工智能的科技公司，神经网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地位从“之一”变成了“唯一”。《深度学习革命》中说：辛顿和他的学生改变了机器看待世界的方式。杰夫·辛顿（Geoffrey Hinton）·2017年，在谷歌工作的八位程序员经过数月的合作，创造了一种处理语言的架构，简称为“Transformer”，并在当年7月的一篇名为“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的论文中描述了该架构。这篇划时代的论文，拉开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幕。·2022年底，ChatGPT横空出世，人工智能过去十年的发展浓缩在一个聊天窗口里，全世界见证了一个用美元和GPU堆起来的理想主义故事，也极其直观的感受到了人工智能身上散发着的下一个时代的气息。短短十年时间，人工智能经历了万马齐喑后又爆裂般的成长，即便对前沿技术最敏锐的人也有可能漏掉它狂奔途中重要的时刻。全球范围内，完整参与了三个关键节点的科技公司寥寥无几。在中国，它是一个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名字：百度。广招天下英雄辛顿早年在多伦多大学任教，曾多次请求学校聘任另一位教授跟自己一起工作，被校方无一例外拒绝，理由是[1]：“一个疯狂的人做这件事就够了”。这代表了2012年之前学术界对深度学习的主流态度——说好听点是百家争鸣，说难听点是死路一

从2024年7月开始，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开始了一段久违的全球之旅。他先是飞去了目前全球最大的电视机消费市场——美国，然后南下来到拉美，访问了建有TCL生产基地的巴西和阿根廷，接下来又去了曾经两大跨国并购的发生地法国，最后回到亚洲，来到TCL在1999年的第一家海外工厂所在地——越南，飞行里程超过了4万公里，足足绕地球一整圈。在2024年9月25日举办的“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论坛”上，TCL给参会者展示了这样的数字：TCL目前在全球布局了46个研发中心、38个制造基地，业务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过去十年海外营收从2013年的353.71亿元增长至1253亿元，而在今年上半年海外营收增长达17.2%。李东生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论坛上发表《开拓中国制造的大航海时代》演讲，2024年9月这些数字勾勒出了TCL在这些年的沧海桑田一般的变化：二十五年前，TCL在全球化方面是一个经验尚浅的“初学者”，是一家业务领域广泛但主要集中在中下游的中国公司；二十五年后，TCL成为对全球化有深刻理解，业务高度聚焦且牢牢掌控产业链上游的全球性企业。全球之旅让李东生检阅了TCL全球化的成绩，也唤起了他很多尘封的记忆。二十年前，李东生也曾有过一次全球之旅。在2004年11月底，李东生来到巴黎的阿尔卡特总部开会，在没有暖气的写字楼里听到了亏损3000万欧元的数字；随后马不停蹄飞往美国，监督另一家并购来的公司汤姆逊的改造进程；当他回到国内时，还要继续处理手机销量下滑的艰难局面。媒体喜欢用“敦刻尔克”时刻来形容当时的处境，而那次全球之旅仅是一个开始，在之后的三年里，TCL面对的冲击由巨浪变成了海啸：海外并购遭遇了巨额的亏损，国内的手机和电脑业务也陆续陷入泥潭，主业彩电面临重大技术换代，领先优势被削弱。TCL一时间黑云压城，内外交困。“我们呛了一口水，但也由此学会了游泳。”李东生9月25日的在论坛上这样

2014年8月，数百名美敦力内部股东的怒火点燃了这场本该平淡的年度股东大会。 美敦力在当时“只是”全美医疗器械第二，年度股东大会通常是专家和高管们讨论医疗设备行业的未来以及研发进展的场合。但就在这一年数月前，美敦力宣布了一项430亿美元收购爱尔兰医疗器械企业柯惠医疗的计划，这场收购在规模上成为了医疗器械行业史上最大的并购案的同时，也让美敦力被美国民众戴上了“逃兵”“不爱国”的帽子。 在股东大会上，时任美敦力CEO，常出现在各类商学院经典案例中的奥马尔·伊什拉克甚至还没能开始阐述并购的原因就被愤怒的股东打断，79岁的股东Lee Binger高呼“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不利于股东的公司决议”，同时现场超过500名股东热烈的鼓掌支持。 对这些老股东而言，这场并购需要他们付出高昂的金钱成本，原因是他们必须出售手中以极低价格购买的美敦力老股以交换并购后新公司的股票，而这之间的价差让他们承担十分高昂的资本收益税。 尽管伊什拉克努力陈述收购能够带来的好处，包括美敦力的产品将覆盖到150个国家，产品群也将新增脊柱设备、除颤器、起搏器三个新品，年销售额预计可达到247亿美元等等未来的巨大收益，但普遍一头斑白的股东们并不买账： “长期收益？你觉得我还能活到那个时候么？” 时至今日，对美敦力的种种质疑早已烟消云散，公司从2014年的全美第二到如今连续数年登顶全球医疗器械第一的宝座，大大小小36次收购并购让美敦力在全球市场上不断打开新的市场，成为了医疗器械公司在迈向全球化时都必须要摸一下的石头。 今年初，迈瑞医疗宣布拟收购科创板第一高价股，国产电生理龙头惠泰医疗的控制权，而另一边，则是迈瑞医疗在进入全球医疗器械行业排名前30之后，就定下了稳步发展，5-10年内进入全球前20的战略目标。 中国制造，或许也需要一点耐心和时间。 23年的全球长跑 每年的冬天，全球医疗领域的从业者都会赶往德国的莱茵河畔，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