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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这篇访谈揭示了当代科技与投资思维的一场深刻辩论。彼得・蒂尔强调，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除计算机领域外，创新整体陷入停滞，能源、生物技术、交通、清洁能源等关键领域鲜有突破。他提出一个尖锐的观点：文化上的保守与监管束缚，让我们在“渐进主义”中丧失了对真正技术飞跃的追求。

对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大多数领域的资本回报率趋缓，真正值得下注的，仍是那些能带来指数级变革的少数赛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航天、生物医药等。

与之相对，马克・安德森则提醒人们不要忽视当下技术的价值。他以推特为例，指出“140字”不仅是娱乐消遣，更是一个“全球即时公共信息平台”，对商业、新闻、政治与文化均有深远影响。

从投资角度看，这意味着不要被“会飞的汽车”式的宏大叙事所迷惑，而忽视了看似微小却具平台效应的技术突破。历史上，电话、互联网、汽车都曾被低估，如今信息通信的广泛渗透，正为未来几十年的产业创新提供底层支撑。

对投资者而言，这场对话的价值在于两层：一是警惕“创新停滞”的宏观背景下，需谨慎甄别哪些行业具备真正的资本积累与增长潜力；二是保持开放心态，不要低估当下看似“琐碎”的技术，其背后可能孕育着跨越时代的巨大机会。

以下是访谈正文，【本文截取最后一部分，第一部分请点击：彼得・蒂尔vs马克・安德森：如何看待真正的技术创新（上），第二部分请点击：彼得・蒂尔vs马克・安德森：如何看待真正的技术创新（中）】：

主持人：我想问问你们两位，先从马克开始：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才能让你相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或者是错的？

马克：我的答案分三点——两点是量化指标，一点是无形指标。

先说量化指标，这其实和“如何衡量创新”的答案是一致的。在宏观层面，我认为有两个相关指标：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投入指标是全球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毕竟创新的“原材料”就是创新者本身。

长期来看，我认为这是个不错的参考指标，虽然它也存在问题，我之后会提到，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一指标是可靠的。

相关数据其实非常惊人：2000年全球授予的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学位为210万个，到2008年已从210万增长到370万个——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数学和工程教育实现了巨大飞跃。

全球研究人员数量也从1995年的390万增加到2007年的570万，增幅显著。所以，回答“什么能让我相信自己错了”：如果这些数字开始大幅下降，那肯定会彻底改变我的想法。

再看产出指标：平均工资和中位数工资会受收入不平等因素影响，相互交织，所以我更倾向于看人均GDP——先看人均GDP的绝对数值，之后如果想深入探讨不平等问题，也可以再回头分析，这本身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但众所周知，长期来看，人均GDP的增长趋势其实符合“摩尔定律”式的指数增长。以美国为例，其人均GDP的增长曲线，几乎和半导体技术等先进领域的发展曲线完全一致，是一条长期的指数曲线。1871年以来的150年间，美国人均GDP按当前美元计算，已从300美元增长到4.5万美元。

这条曲线还有个有意思的地方：即使是大萧条、互联网泡沫破裂这样的危机，在这条原本惊人的增长曲线上，也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波动。

所以，如果人均GDP出现持续下降，那我肯定会陷入恐慌。最后一个指标是“想象力因素”——如果我们从根本上失去了想象力呢？对“全球工程师和科学家数量”这一指标，最明显的质疑是：“他们要研究什么？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新想法，他们无法提出创新方案怎么办？”

所以，如果我们在想象力和创造力上彻底停滞，那也是一个需要警惕的信号。但这个指标的问题在于它是“无形的”，虽然可以用“科学论文数量”之类的指标大致衡量，但这种衡量方式非常粗略。

顺便说一句，我认为现在专利已经成了“反向指标”——彼得可能也会同意这一点。专利体系其实已经彻底失灵了，这很有意思。

在我们这个领域，所有人都认为专利体系存在根本性缺陷：缺陷严重到你甚至可以“恶搞”专利——现在只要你想，提交虚假专利申请也能获批，一整天都能这么做。

就我们所知，专利审查员基本上已经完全丧失了区分“真正的创新”和“模仿性特征”的能力。所以现在有一些“专利工厂”——也就是那些每年生成数万项专利，却毫无创新的公司。

专利体系确实彻底失灵了，但这本身或许恰恰说明创新依然活跃——因为创新发展太快，专利审查员已经跟不上技术前沿，根本不知道当前的技术水平是什么。

所以我肯定不会用专利作为衡量指标。好了，彼得，同样的问题问你：需要什么条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你的想法？

彼得：我还是会关注更广泛的经济数据，以及我认为非常重要的特定创新领域。比如预期寿命的增长——这个领域的增长虽然有所放缓，但仍在持续。

我会密切关注这一指标：如果预期寿命能恢复到1840年至1970年期间的增长速度（每十年增长2.5到3年），那将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如果增速进一步放缓，就说明问题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所以我认为这类特定指标才是真正关键的。

我当然也认为文化因素很重要。但我对“科学领域从业人数”这个指标不太认可：据我所知，现在的科学家数量大约是1920年代的100倍，但1920年代的创新似乎比现在更多。这让我觉得这个指标其实并不可靠。

而且，《科学》和《自然》这类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约有50%最终被证明是不准确或错误的。这说明很多科学家可能不够诚实，或者受到了一些不当压力，所以目前我们应该对整个科研领域多一点怀疑。

但我想说，之前提到的“想象力问题”确实很重要。我想再提一个有意思的文化指标——以洛杉矶为例，如果好莱坞开始制作“技术是正面事物”的科幻电影，那将是一个重要信号。

现在除了《遗落战境》（Oblivion），我能想到的只有《星际迷航》的翻拍电影——这些电影还停留在60年代的风格，其他所有科幻电影都在渲染“技术是坏的，会杀死你、毁灭你”。

所以，如果人们不再厌恶技术，而是用想象力创作一些展现技术积极面的科幻电影，那将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希望我们能实现这一点。

主持人：最后一个想法：我们聊了很多美国和发达国家的情况，但新兴市场还有很多人连基本创新成果都没享受到，比如卫生设施、电力等等。

所以有人说，“新兴市场只是在追赶，没有真正的创新”，但也有人认为，创新会从新兴市场“自下而上”爆发——比如低成本的纳米汽车（Nanocar）、在非洲迅速普及的移动支付（因为当地没有传统银行体系的阻碍）。

或许马克提到的那些发达国家的约束，在新兴市场并不存在。那么在巴西、中国、印度等地，是否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大规模创新？你们对此乐观吗？我们是否应该带着“我们仍处于技术加速发展文明中”的想法离开这里，还是对此持悲观态度？

彼得：我们的风险投资基金目前只在硅谷有一个办公室，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保持这个布局。确实有人尝试推行“风险投资全球化”，在新兴市场的多个国家设立办公室，但这些努力的成果参差不齐。

这些项目的商业模式大多是“全球化套利”，比如“中国的Groupon”“印度的Zynga”（游戏公司）之类的。我们倾向于投资“首创且最优质的技术”，而我认为“某地的某某模式”往往只是“无意义的复制”，所以真正创新型公司的聚集地似乎更集中在硅谷了。

或许10年、15年、20年后，当这些新兴国家追赶上来时，会出现创新，但目前它们还远远落后。

如果要在美国之外寻找创新潜力，我会关注其他有创新空间的发达国家，比如以色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北欧），或许还有加拿大、德国。这些国家虽然也存在其他创新约束（比如文化层面的），但仍值得关注。

过去人们认为日本会复制并超越美国的技术——日本确实复制得很成功，在80年代追上了美国，但从未实现超越。现在其他新兴国家是否能做到这一点，仍是个未知数。

“加速进步的文化”非常罕见，在人类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大多数文化和社会本质上都是停滞的。所以，我们不应失去目前所拥有的“技术加速发展文明”，而我认为它正面临巨大风险。谢谢。

主持人：马克，你有补充吗？

马克：我最后再提一组数据：美国上市公司数量从1997年的8800家减少到了如今的4100家。显然，美国对上市公司的“持续压制”导致了这一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全球国家数量从1990年的164个增加到了2012年的190至206个（具体数量因统计标准不同存在争议）。

此外，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发起了一项新运动，倡导建立“特许城市”（Charter Cities），本质是打造更多“香港”和“新加坡”，这可能会让全球具有类似营商环境的“区域实体”数量大幅增加。

我提到这些，是因为我认为国际层面存在创新机遇，而这又回到了“监管”话题——也就是“监管竞争”。

各国可以通过调整监管体系，选择在特定领域专注创新，明确本国经济想要发展的创新类型。比如韩国在胚胎干细胞研究领域（监管宽松），日本放宽了药物研发监管（带动药物研发大幅增长），以色列允许商业无人机飞行（而美国不允许），英国允许在线博彩（这使得预测市场得以运作，而美国因在线博彩非法，预测市场无法发展）。

所以我认为，各国其实可以通过差异化的监管体系，打造新型创新中心——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机遇。

我其实同意这个观点——这是我们俩可能达成共识的一点。我们一直在关注那些监管严格的行业，思考是否有投资机会，而核心问题始终是“是否存在放松监管的空间”。

比如航天领域：美国出台了一些deregulation（放松监管）政策，为SpaceX在南加州起步创造了条件。

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是否存在某个临界点，能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不再对全球药品市场“牢牢把控”？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时间差不多到了，所以就不安排两位嘉宾各自做两分钟总结了——我想他们已经为我们带来了足够多值得思考的内容。

请大家为我的嘉宾们鼓掌，感谢他们的精彩分享！非常棒，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