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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 最新专访：我不是传奇，只是个普通人

身家千亿，出狱后客厅还在漏水。

CZ 最新专访：我不是传奇，只是个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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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怨始末，以及被迫离开 Binance 管理层时那次的痛哭。如今，他转身投入到不设代币、纯粹公益的全球教育事业。这不仅是一部加密行业的编年史，更是一次关于权力、金钱与自由边界的深刻自省。</p>\n<p><img src=\"https://admin2049.chaincatcher.info/upload/image/20260211/1770796015146-389308.webp\"/></p>\n<h3>看点</h3>\n<p>· 从中国到加拿大的早年经历</p>\n<p>· CZ 的早期职业经历：出奇地“普通”</p>\n<p>· 在上海创办第一家公司</p>\n<p>· 与比特币结缘</p>\n<p>· 全仓押注加密行业</p>\n<p>· 为何创立 Binance？</p>\n<p>· FTX 事件始末：与 SBF 的关系及其崩盘</p>\n<p>· 直面拜登政府“反加密”的司法部</p>\n<p>· 联邦监狱内部生活是什么样？</p>\n<p>· 离开 Binance 后的生活与新事业</p>\n<p>以下为播客全部对谈内容：</p>\n<h2>从中国到加拿大的早年经历</h2>\n<p>Chamath：CZ，欢迎来到《All-In》播客。我想把时间线拉回到最开始，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并不了解你的背景，至少没有他们应该了解的那么多。你早年在加拿大的一段经历跟我很像，这部分我特别在意。你在麦当劳打过工，我在汉堡王打过工。</p>\n<p>CZ：我父亲是 1984 年去加拿大读书的。</p>\n<p>Chamath：当时怎么会有这个机会？你父亲去了之后就一直留在加拿大吗？</p>\n<p>CZ：他会回来看我们，一年一两次吧，但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加拿大。</p>\n<p>Chamath：他在中国是老师？</p>\n<p>CZ：他是老师、教授。先是去多伦多大学做交换项目，然后过了几年又去了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我们也开始申请过去，那时候其实办护照很难，要三四年才能办下来。我们大概 1985 年开始申请，差不多两三年才拿到护照。</p>\n<p>Chamath：你是说拿到中国护照？</p>\n<p>CZ：对，中国护照。然后办签证还得再等好几年，当时流程就是这么慢。</p>\n<p>Chamath：那你搬到温哥华是什么感觉？</p>\n<p>CZ：完全不一样，就是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我在国内学校学过一两年英语，但一点都不流利。不过温哥华很好，加拿大你知道的，绿化好、空间开阔、到处都挺漂亮，生活水平也高，东西都很干净。水果也更大。整体环境就是很舒服。</p>\n<p>Chamath：一家人团聚之后，你父母都工作吗？</p>\n<p>CZ：我爸在大学做助理教授，一个月大概拿 1000 加元，学校还给了很便宜的教师宿舍，所以我们住在校园里。</p>\n<p>我们到加拿大的第三天，我妈就去一家服装厂上班了，做缝纫、车衣服。她在中国是教数学和历史的，但英语不太行，所以找不到同级别的工作，只能在拿最低工资的工厂干活。她在那里干了七到十年吧，就一直做这个。</p>\n<p>Chamath：我妈在斯里兰卡时是一名护士，后来我们移民了，拿到难民身份后，我父亲一直没找到工作。我妈就去给人家当管家，维持生计。再后来，她做回了类似护士助理的工作。我想我大概 14 岁左右的时候，拿到了人生第一份工资。</p>\n<h2>CZ 的早期职业经历：出奇地“普通”</h2>\n<p>CZ：对，没错，我也差不多是 14 或 15 岁时在麦当劳打的第一份工。</p>\n<p>Chamath：咱们同岁，那估计也是 14 岁。你还记得当时卑诗省的最低时薪是多少吗？</p>\n<p>CZ：记得，那时候最低工资是 6 加元。</p>\n<p>Chamath：这太不可思议了，安大略省那时候 4.55 加元。</p>\n<p>CZ：但在麦当劳，他们只付 4.5 加元。这比法定最低工资还低，因为麦当劳当时似乎有一项特殊豁免权，毕竟那里雇了很多年轻人。我记得是在 14 岁生日那天去申请的，一周后我就在那儿翻肉饼了，那是我人生第一笔收入。</p>\n<p>Chamath：那你当时算不算那种早熟的“技术神童”？就是那种 24 小时都在写代码、钻研计算机科学的小孩？</p>\n<p>CZ：不，我觉得我称不上那种人。我是个技术控，大学读的计算机，高中就开始对编程感兴趣并自学了，但我绝对不是什么编程奇才。算是个还不错的程序员吧，职业生涯里也写过一些像样的代码。但在我 28 到 30 岁左右的时候，开始脱离代码层，去做更多的业务拓展和销售之类的工作了。</p>\n<p>Chamath：你当时朋友多吗？</p>\n<p>CZ：挺多的。</p>\n<p>Chamath：只有亚裔朋友吗？还是各色人种都有？</p>\n<p>CZ：都有。其实亚裔和非亚裔的朋友我都有，但在我们学校，大多数亚洲孩子只跟亚洲孩子扎堆，我算是个例外，我也有不少白人朋友，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圈子。我在加拿大的青少年时光非常棒，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几年。我觉得正是那段时光塑造了我乐观的性格，我通常是个挺快乐的人。</p>\n<p>Chamath：当你没考上我的母校滑铁卢大学，只能屈就麦吉尔大学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滋味？会觉得自己很笨吗？</p>\n<p>CZ：这个嘛，其实当时我在滑铁卢、麦吉尔还有多伦多大学之间纠结。但我知道我肯定不去卑诗大学，因为我想换个城市。其实 UBC 给了我录取的，但我就是不想去。当时我一位非常尊敬的长辈建议说，你应该去当医生，因为医生的生活体面，薪水也高。我听了她的建议，选择了<a href=\"https://laohu8.com/S/000504\">生物</a>学。而滑铁卢大学并不是以生物见长的，对吧？所以我去了麦吉尔。但读了一个学期后，我就对自己说：不学生物了，我要转到计算机科学。</p>\n<p>Chamath：那是典型的大学生活吗？暑假有没有找到很牛的工作？还是像普通的大学生一样，得为了交学费奔波？</p>\n<p>CZ：我每个暑假都工作，而且我在学年期间也会打兼职。</p>\n<p>Chamath：所以没有负债？你当时是不是想：我一定要在没有任何债务的情况下毕业？</p>\n<p>CZ：对，第一年我没申请助学贷款。其实我还是从我爸那儿拿了 6,000 加元。第二年钱还是不够，我姐姐给了我 3,000 加元。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了，完全自给自足。所以很幸运，我没有任何学生债务，但这都是靠每个夏天不停打工换来的。</p>\n<p>Chamath：你知道滑铁卢大学最棒、也是最救我命的一点是什么吗？就是它的实习项目，我当时找到了几份非常棒的实习工作。即便如此，我毕业时还是背了大约 3 万加元的债，不过我那时候在股票交易上表现挺活跃的。</p>\n<p>后来我的老板，一个叫迈克·费舍尔的人，对我做了一件极其慷慨的事。我当时在一家银行做衍生品交易员，那是我的正职，但我私下也炒股，还帮他赚了不少钱。他问：“你欠了多少债？”我说大概 3 万，准确说是 3 万 2。他说：“现在就下楼去<a href=\"https://laohu8.com/S/CM\">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a>把你的债还清，我给你写支票。”</p>\n<p>CZ：哇。</p>\n<p>Chamath：他当场给我写了一张 3.2 万加元的支票。</p>\n<p>CZ：你应该跟他说欠了 3.3 万，或者 30 万。</p>\n<p>Chamath：这就是加拿大不可思议的地方，你能接受极好的教育，而且不会被那种让你翻不了身的债务压死，这在美国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p>\n<p>CZ：即便在麦吉尔，也有很多从美国跑来读书的人，他们付着国际生的学费，却发现还是比在美国读书便宜。我当时觉得这太疯狂了。所以我们真的很幸运，加拿大的学费还算合理。</p>\n<p>Chamath：所以你从麦吉尔的计算机系毕业后做了什么？</p>\n<p>CZ：哦，其实我没从麦吉尔毕业。我在那儿读了四年，大三那年我找到了一份实习，大四那年实习期延长了，我就没回麦吉尔。所以我并没有麦吉尔的学位。</p>\n<p>后来我发现我去日本申请工作签证需要一个学士学位。当时正值 2000 年左右互联网泡沫的顶峰，我就参加了一个叫“美国计算机科学学院”的在线教育项目，在那儿拿到了学位。</p>\n<p>Chamath：我的天！所以名义上你是那所学校的毕业生？</p>\n<p>CZ：名义上是的。</p>\n<p>Chamath：好吧，那你当时是拿到了哪份实习，让你决定直接在那儿干了？</p>\n<p>CZ：是在东京的一份实习，从大一开始，我就一直在做编程相关的活儿。我在一家叫 Original SIM 的公司写过模拟软件。大三的时候，我进了东京的一家公司，叫 Fusion Systems Japan。他们在为东京证券交易平台的经纪商开发订单执行系统。</p>\n<p>Chamath：那是一家在蒙特利尔或加拿大有办公室的日本公司吗？</p>\n<p>CZ：不，我直接飞去了东京。</p>\n<p>Chamath：你去了东京？</p>\n<p>CZ：对，其实那是一家由几个美国人在东京开的公司。</p>\n<p>Chamath：所以你当时觉得这像是一场冒险，我要去东京过个暑假。</p>\n<p>CZ：你想啊，我当时只是个大学生。能去东京生活简直跟做梦一样。</p>\n<p>Chamath：那你当时主要负责哪类软件的开发？</p>\n<p>CZ：主要是订单执行软件。简单来说，就是负责处理和传输交易指令的系统。</p>\n<p>Chamath：类似于如今支撑 Binance 业务的那种底层逻辑吗？</p>\n<p>CZ：基本可以这么理解，架构风格很接近。不过，我参与开发的所有软件都不涉及决策算法，它们只负责高效地执行指令。</p>\n<p>Chamath：当你初次接触这个领域时，你的反应是“天呐，我太热爱这个了”，还是仅仅觉得“既然接到了代码任务，我理解其逻辑，那就把它完成”？你是被业务本身吸引，还是仅仅把它当成一份工作？</p>\n<p>CZ：起初纯粹是当作一份工作。那时我太年轻，对各行各业缺乏宏观的认知。刚进公司时，我被分派去开发一个数字影像存储系统，它并非像 iPhone 相册那样简单，而是用于医疗影像的专业系统。</p>\n<p>但不久后，公司的核心业务转向了订单执行系统，我也随之参与其中。这成为了我职业生涯的重心。我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对技术专业性要求极高。这个领域的核心是效率：极致的响应速度和超低的延迟。这种对效率的追求在潜意识里非常契合我的性格。</p>\n<p>Chamath：深入探讨一下，像 Jump 这种高频交易机构，他们为了优化效率和延迟几乎不计代价，甚至会自研电路断路器和物理光纤基础设施，只为节省几毫秒。在软件层面，这种极致的优化是如何体现的？在编写代码时，你如何处理这些极限边界条件？</p>\n<p>CZ：这分为多个层面。首先是软件架构的优化，你必须确保系统绝对高效。例如，为了消除延迟，我们会剔除所有的数据库查询，将一切操作移至内存进行。同时要精简计算逻辑，尤其是针对下单前和交易前的风险审查流程。更高级的阶段会涉及到硬件层面，比如使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这是一种集成在网卡上的可编程芯片。</p>\n<p>Chamath：这样数据就不必在内存和处理器之间来回往返，从而进一步提升速度。</p>\n<p>CZ：没错。大约十年前我还在写代码时，一次数据往返大约需要 100 微秒；而通过硬件优化，可以将延迟降至 20 微秒。之后就是物理设施的优化，比如寻求服务器托管，尽量缩短物理距离。</p>\n<p>Chamath：这让我想起 AI 领域的 Groq。我们十年前初创时也有类似的洞察，让数据在 GPU 和 HBM（高带宽显存）之间穿梭是非常低效的。所以我们决定采用 SRAM，将一切数据保留在芯片上。</p>\n<p>这种思路在推理的解码阶段非常有效。既然高频交易涉及如此巨额的资金，为什么这些机构没有尝试研发定制化的专用集成电路（ASIC）？我理解 FPGA 的应用，但似乎没人走到自研特定芯片（ASIC）这一步，还是说他们做了但秘而不宣？</p>\n<p>CZ：我认为这种规模的芯片定制并不普及，主要原因在于算法迭代太快。虽然芯片化设计非常高效，但一旦需要修改逻辑，研发周期太长。相比之下，FPGA 在性能与可重构性之间取得了最佳平衡。即便如此，FPGA 的编程周期依然比纯软件要长出十倍。</p>\n<p>Chamath：你在日本工作的公司后来成功了吗？</p>\n<p>CZ：很成功。就在 2000 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那家公司被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收购了。</p>\n<p>Chamath：收购金额很大吗？</p>\n<p>CZ：当时大约是 5200 万美元。在那个时代，这算是一笔巨款。</p>\n<p>Chamath：那是你察觉到商机、决定投身创业的契机吗？还是另有隐情？</p>\n<p>CZ：不，那时我才二十出头，还太年轻。在公司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员，用日语说就是一名上班族。</p>\n<p>Chamath：明白。那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p>\n<p>CZ：公司被收购后，母公司与原团队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文化冲突，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企业并购可能面临的困境。管理层不合，于是原合伙人决定另立门户，成立了另一家公司。</p>\n<p>虽然我没从那次收购中分到钱，但合伙人们赚了不少。他们租下了极其<a href=\"https://laohu8.com/S/DLX\">豪华</a>的办公室，然而新公司只维持了一年。这证明了过去的成功并不代表未来的必然，甚至可能产生误导。他们挥金如土，却没有营收，公司在 2001 年便倒闭了。2001 年初，我开始寻找新机会，恰好彭博在招聘。那是在“9·11”事件发生前，我拿到了录用通知，但还没正式入职。</p>\n<p>Chamath：岗位是在哪里，纽约吗？</p>\n<p>CZ：当时我还在东京，但岗位是在纽约。“9·11”发生后，我致电彭博询问职位是否还有效，是否还要我去。他们反问我：“你还敢来吗？”我说：“没问题。”于是，我在 2001 年 11 月抵达了纽约。</p>\n<p>Chamath：当时的氛围如何？</p>\n<p>CZ：街上冷冷清清，但我适应得不错。纽约虽然沉寂了几个月，但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对我来说没有太大困扰，我在彭博工作了四年。</p>\n<p>Chamath：那期间你是否依然扮演着打工人的角色？在大型企业工作，拿着薪水、奖金，或许还有一些期权。</p>\n<p>CZ：是的，我当时以高级开发人员的身份入职，被分配到了“Tradebook Futures”团队。那是他们新成立的部门，旨在整合并开发彭博终端上的期货交易系统。</p>\n<p>Chamath：那时候还没有创业的念头吗？</p>\n<p>CZ：确实没有。</p>\n<p>Chamath：那你当时追求的是什么？稳定吗？为什么选择在纽约的彭博工作？</p>\n<p>CZ：当时我只有 24、25 岁，只是个想找份好工作、体验不同世界、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我深知自己当时缺乏独立创业的经验。在东京时，公司只有 200 人左右，而当时的彭博已有约 3,000 名员工。</p>\n<p>对我而言，那已经是庞然大物了：办公室极其华丽，有鱼缸，还有免费食物。入职后我遇到了很好的上司，两年内晋升了三次。最后我开始带领一个从 60 人增长到 80 人的团队。那是我的职业转折点。我不再编写代码，转而进入管理岗位。对我来说，那是职业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次转型。</p>\n<h2>在上海创办第一家公司</h2>\n<p>Chamath：随后你离职去了中国？这又是如何发生的？</p>\n<p>CZ：2005 年初，我在日本工作时的那些老同事计划创办一家新的金融科技公司。他们当时都在亚洲，在东京、上海和香港之间犹豫。由于认为上海是未来金融科技发展最具潜力的城市，我们选了上海，虽然后来证明香港当时的业务机会其实更多。2005 年我搬到了上海。创始团队共有六个人：四名白人、一名日本人和我。我是唯一能说中文的人，尽管那时我的中文也有些生疏。</p>\n<p>Chamath：你们几个人就这样空降上海了，当时的业务设想是什么？</p>\n<p>CZ：我们认为自己拥有华尔街最前沿的交易技术经验。</p>\n<p>Chamath：你的那些朋友后来也去了纽约吗？还是留在日本？</p>\n<p>CZ：其中两个当时随我在纽约，另外三个留在日本。我们六个人汇合，初衷是把华尔街的交易技术引入中国，为中国的经纪商和交易平台提供服务。于是，团队又租下了一间非常豪华的办公室……</p>\n<p>Chamath：等等，这是你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业。你当时懂得询问股权分配或股权结构表这类问题吗？还是只是盲目参与？</p>\n<p>CZ：分配并不完全均等。核心负责人持有约 39% 到 40%，我们其余五人平分剩余股份，我持有约 11%。我当时只知道这个比例，但对于股东权益、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区别等法律细节，我一窍不通。</p>\n<p>Chamath：所以你就带着这 11% 的股份搬到了上海。</p>\n<p>CZ：是的，我对此毫无概念，只凭一股热忱。作为初级合伙人，由于我会说中文，到上海后我负责与潜在客户沟通。在与国内经纪商接触后，我才发现一个致命问题：我们注册的是外商独资企业，而当时的政策不允许国内券商或<a href=\"https://laohu8.com/S/FISI\">金融机构</a>与这类性质的公司合作。公司成立后我们才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我们不得不转型。为了生存，我们开始承接各种 IT 外包项目。</p>\n<p>Chamath：变成了像德勤那样的咨询服务商？</p>\n<p>CZ：甚至还不如德勤。我们什么活都接：修打印机、做 <a href=\"https://laohu8.com/S/SAP\">SAP</a> 系统实施等等，业务范围极广。我们就这样坚持了几年。令人意外的是，我们真的靠这些活生存了下来，并积累了大量汽车行业的客户，比如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一汽等。大约三四年后，我们在香港开设了办事处，开始与<a href=\"https://laohu8.com/S/MS\">摩根士丹利</a>、<a href=\"https://laohu8.com/S/DB\">德意志银行</a>、瑞信等国际大行打交道。</p>\n<p>Chamath：所以业务最终还是做起来了。</p>\n<p>CZ：是的，那家公司至今依然存在。我在那里待了八年，直到 2013 年才离开。</p>\n<p>Chamath：这八年你一直待在上海吗？</p>\n<p>CZ：主要在上海。但我也花了大量精力筹备香港办公室，还经常去东京为那边的客户服务。</p>\n<p>Chamath：公司后来发展到什么规模？</p>\n<p>CZ：据我所知，公司规模增长到了约 200 人，并在这个规模上维持了很长时间。</p>\n<p>Chamath：作为初级合伙人，你是直接参与利润分成吗？</p>\n<p>CZ：其实我们并没有分到太多利润。我把自己大部分积蓄都回投到了公司，从未套现过一分钱。不过几年后，公司营收已经足以支撑合伙人的高薪。那时我有了家庭，孩子都要上国际学校，我的年薪也达到了六位数。</p>\n<p>Chamath：那时候你已经结婚了？</p>\n<p>CZ：是的，我在纽约工作期间结婚了。</p>\n<p>Chamath：你和前妻是怎么认识的？</p>\n<p>CZ：我第一次去东京实习时就认识了她。大约是 1999 年。后来她去纽约找我，我们结婚生子。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分开了，但在上海的那段日子，薪水足以让孩子接受良好的国际学校教育，这对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p>\n<p>Chamath：回顾你之前的经历，依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你即将去创立 Binance。</p>\n<p>CZ：完全没有，当时我对此还一无所知。</p>\n<p>Chamath：那是 2013 到 2014 年间，你当时多大？大概 36 岁左右？</p>\n<p>CZ：2013 年时，我刚好 36 岁。</p>\n<h2>与比特币结缘</h2>\n<p>Chamath：正值而立之年。你当时还是个拿薪水的上班族，是那家公司的初级合伙人，事业有成，孩子也都在私立学校就读。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p>\n<p>CZ：我接触到了比特币。起初是朋友向我推荐，让我关注一下这个叫比特币的东西。我花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才真正理解它的本质，那大概是从 2013 年 7 月开始的。</p>\n<p>Chamath：是因为你读了那篇白皮书，然后发现需要反复研读才能领会吗？</p>\n<p>CZ：基本如此。而且当时主要的交流阵地是 BitcoinTalk.org 论坛，我几乎翻遍了上面的所有内容。</p>\n<p>Chamath：你读过我 2012 年在彭博发表的那篇文章吗？它对你产生过影响吗？</p>\n<p>CZ：坦白说，我不记得了。我当时读了海量的资料，确实很难想起具体的出处。</p>\n<p>Chamath：开个玩笑，不过我确实写过。有趣的是，我当时和迈克尔·布隆伯格关系不错，他虽然辈分很高，算不上我的导师，但他很赏识我。2012 年左右，他的团队邀请我写一篇专栏文章。我在文中建议每个人都应该将净资产的 1% 投入比特币，将其作为一种保险。</p>\n<p>文章在彭博终端发布后，我对比特币产生了一种觉醒式的认知。它是我见过的最令人着迷的技术产品。最令我折服的一点——不知道你是否也有同感——它是唯一一篇我从头读到尾，并感叹其文字之优雅的非技术性散文。它并不像那些只写给博士看的晦涩文献，你完全可以把它交给任何一个不懂技术的人看，他们也能读懂。</p>\n<p>CZ：而且全文只有区区九页。</p>\n<p>Chamath：没错。要把复杂的逻辑写得如此精炼，需要极高的智慧。</p>\n<p>CZ：言简意赅比长篇大论难得多。如果让别人来重写这篇白皮书，恐怕得写上 90 页。</p>\n<p>Chamath：向你介绍比特币的那位朋友是谁？是你当时的同事，还是在上海结识的朋友？</p>\n<p>CZ：是我的一个朋友，叫曹大容（Ron Cao）。我们没有业务往来，他当时是光速创投（Light Speed Ventures）中国的董事总经理。我们常在一起玩扑克牌，那是那种小赌怡情的私宅牌局，参与者要么是正在打拼的创业者，要么是风险投资人。</p>\n<p>在一次牌局上，大容建议我关注比特币。随后我们进行了深入交流，当时还在<a href=\"https://laohu8.com/S/WMT\">沃尔玛</a>工作的李启元（Bobby Lee）也准备辞职去担任比特币中国（BTCZ）的 CEO。</p>\n<p>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大容代表光速创投投资了 BTCZ。那是 2013 年 7 月。看到他们两人对此如此严肃对待，我第二天便约了 Bobby 吃午饭。Bobby 建议我将净资产的 10% 投入比特币，他的理由是：即便归零，你只损失 10%；但如果涨了 10 倍，你的净资产就能翻倍。这听起来非常有说服力。于是我开始钻研，直到 2013 年底我才彻底确信其价值。但尴尬的是，比特币在 2013 年半年内从 70 美元飙升到了 1000 美元。</p>\n<p>Chamath：眼睁睁看着它涨了 15 倍，你当时是什么心情？</p>\n<p>CZ：我觉得自己错过了最佳时机。因为在比特币行业，无论你何时入场，你永远会觉得自己来晚了，因为你接触到的每个人似乎都比你早。</p>\n<p>Chamath：在你钻研期间，有可以交流的圈子吗？</p>\n<p>CZ：上海当时有一个非常小的社区。我当时几乎和世界上任何愿意聊比特币的人沟通。我在台湾也有几个在<a href=\"https://laohu8.com/S/TSM\">台积电</a>工作的朋友，他们当时正辞职尝试开发比特币矿机芯片。此外还有一些矿工，比如圈内人称“七彩神仙鱼”（毛世行）的大佬，他是 F2Pool 鱼池的创始人。</p>\n<p>他们当时在杭州，我们会约在上海见面交流。最关键的转折点是 2013 年 12 月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比特币大会。我飞过去见到了行业内的所有人。</p>\n<p>那是一场只有 200 人的小型会议，Vitalik（以太坊创始人）、查理·李（莱特币创始人）等如今的巨头当时都在场。当时正值“丝绸之路”网站被查，媒体渲染比特币只是毒枭的工具。但在会议现场，我看到的是一群非常有礼貌的技术极客和年轻人。当你和 Vitalik 交流时，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单纯、善良的人。</p>\n<p>Chamath：你做这些事的时候还在原来的公司任职吗？你直接告诉合伙人要去拉斯维加斯玩几天？</p>\n<p>CZ：是的。回来后，我向合伙人建议公司应该开发比特币支付系统。当时 Bitpay 刚刚完成了 400 万美元的融资，是行业内的领头羊。</p>\n<p>Chamath：提到 Bitpay，我有个很有趣的亲身经历。我当时急于证明比特币的交易能力，在 2012 或 2013 年，我通过 Bitpay 用比特币买了一辆路虎。按现在的币价折算，那辆车大概价值 9000 万美元。更离谱的是，我还用比特币在塔霍湖买了一块地，只是为了证明房地产交易的可行性。现在回想起来，那块地相当于 10 亿美元。</p>\n<p>CZ：账不能这么算。即便你当时不用比特币，你也会用等额的现金去买。而那笔现金本可以用来买入更多的比特币。这本质上是心理账户的问题。</p>\n<p>Chamath：回到正题，你向合伙人提议做 Bitpay 的竞品，他们显然无法理解。那时你买入比特币了吗？</p>\n<p>CZ：当时我只买了一个币试试。</p>\n<h2>全仓押注加密行业</h2>\n<p>Chamath：那后来呢？</p>\n<p>CZ：我告诉合伙人们，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大机遇。我这辈子见证了三个底层的技术变革：互联网（当时我太年轻没能深度参与）、比特币，以及后来的 AI。当时我 36 岁，我不想再错过比特币。我决定辞职全身心投入这个行业。</p>\n<p>为了筹集资金，我决定卖掉上海的房产。卖房花了几个月时间，最终卖了约 90 万美元。我全家搬到了东京的租住房里，我则频繁往返于上海和东京之间。房款是分批到账的。第一笔资金到账时币价是 800 美元，随后一路下跌。我在 600 美元、400 美元的时候持续补仓，最终持仓均价大约在 600 美元左右。</p>\n<p>Chamath：房款全换成了比特币，但你当时还没有工作。</p>\n<p>CZ：我同时在找工作，而且目标非常明确，只看比特币行业。从我决定辞职到敲定新工作，只花了不到三周时间。</p>\n<p>Chamath：谁雇用了你？</p>\n<p>CZ：起初我和 BTCZ 的 Bobby 谈过，他想招募我。但随后 Blockchain.info（现在的 Blockchain.com）的 Roger Ver 找到了我。当时他们团队只有三个人：创始人 Ben Reeves、刚入职的 CEO Nicholas Cary，我是第三个。</p>\n<p>我担任技术副总裁（<a href=\"https://laohu8.com/S/VP..UK\">VP</a> of Engineering）。我飞往英国伦敦北部的约克工作了一段时间。但那段经历并不顺利，团队扩张到 18 人后，新任 CFO Peter Smith 为了融资调整了管理架构，导致公司文化发生剧剧变。很多开发人员包括我都选择了离开。我在那里只待了大约六七个月，虽然时间不长，但那段经历让我受益匪浅。</p>\n<p>Chamath：学会哪些事千万别做。</p>\n<p>CZ：也算是。加入 Blockchain.info 时，Ben Reeves 就说过，你看，我们没有公司、没有办公室，所有人都远程办公；我们用比特币给每个人发工资。这些做法让我学到不少东西。直到今天，这种理念在 Binance 内部仍然被大量采用。</p>\n<p>我学到的另一点是，当时 Blockchain.info 是行业里最大的用户平台之一，钱包数量大约有 200 万，甚至一度超过 <a href=\"https://laohu8.com/S/COIN\">Coinbase</a>。</p>\n<p>可他们几乎没有所谓市场部打法，整个营销基本就靠 BitcoinTalk.org 上的一条帖子。帖子长达 150 页，Ben Reeves 就在里面不断回复、持续互动，平台用户就这样一路增长到 200 万。那让我意识到，只要方法得当，靠很“游击式”的营销也能做出规模。我从那家公司学到了很多，但后来企业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适合我，我就离开了。之后是何一把我招进了 OKCoin。</p>\n<p>Chamath：做开发？</p>\n<p>CZ：做 CTO。这个过程中，我觉得 BTC China 又帮了我一次。因为我离开后又在找工作，何一正好在跟我聊这件事，Bobby Lee 听说后也联系了我。那时候 OKCoin 开出的条件是 5% 的股权；随后 BTC China 过来直接给到 10%。结果 OKCoin 在三小时内就把条件追平了。</p>\n<p>我当时在上海和北京之间犹豫，最后决定去北京加入 OKCoin。那会儿何一自己只有 1% 的股权，他招我进去，某种意义上是希望我成为更重要的合伙人——承担更大的业务责任。我在 OKCoin 待了大概八个月，但同样没有坚持太久。</p>\n<p>Chamath：为什么？</p>\n<p>CZ：主要还是文化和价值观的不一致，有些做法我无法认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他们做活动、做手续费折扣宣传时，广告写得像是人人都能享受，但实际上你得主动去申请才会给你，并不是自动生效，类似这种细节让我不舒服。于是到 2015 年初，我决定离开。大致就是这样，主要是在 2014 年那几个月，延续到 2015 年初。</p>\n<h2>为何创立 Binance？</h2>\n<p>Chamath：那后来怎么就做了 Binance？</p>\n<p>CZ：2015 年，我和几个以前的同事决定在日本东京做一家比特币交易平台。因为那是 Mt. Gox 事件之后一年，日本市场出现了明显的真空。</p>\n<p>就在我决定离开 OKCoin 的同一天，有两位开发者找到我，他们也刚好各自辞职。我说那不如我们三个人一起做点事。我们当时约定我来当 CEO、拿更多股权，负责融资；我用自己的积蓄给两位开发者发工资，而我自己不拿薪水。</p>\n<p>我们很快做出一个演示版本，下载了一个开源交易平台系统，把界面稍微改得更好看一些。</p>\n<p>Chamath：所以 Binance 就是从套开源项目开始的？</p>\n<p>CZ：不是（笑）。那还在 Binance 之前，我们也没有对外这么说。我当时非常坦诚，这个 Demo 只是我们两三天内赶出来的概念验证，用来展示方向，不是最终产品。</p>\n<p>另外，我们写了一个脚本去抓取 Bitfinex 的行情数据。Bitfinex 当时是大型交易平台之一，我们相当于复刻了它的订单簿，让界面上不断闪动成交、看起来很活跃，投资人看到后会觉得技术很强。</p>\n<p>但更关键的是，他们提问时，我能把问题讲得很深，比如如何把撮合做快、如何做内存撮合引擎、数据库结构怎么设计等等，这些都是我之前积累下来的。</p>\n<p>Chamath：也就是你把你学到的那些内存撮合、数据库全都讲出来了。</p>\n<p>CZ：对。我能深入回答他们的技术问题，所以他们相信这不只是一个好看的 Demo。但他们也指出你们在日本做交易平台不一定能成功，你不会日语。于是他们建议为什么不把这套交易系统卖给别的交易平台？因为很多日本交易平台的技术并不强。</p>\n<p>我觉得可行，就去谈了几家。大概两周后，我们就和其中一家签了合同，对方以 36 万美元买下这套系统，先付了 18 万美元的首付款。那笔钱足够让我不再用个人存款发工资，我当然松了一口气。于是我们从做自己的交易平台转向做交易系统供应商。</p>\n<p>Chamath：也就是卖软件。</p>\n<p>CZ：对，卖软件。到 2015 年 7 月，有一批中国公司也找上门来，说他们也想买系统。</p>\n<p>Chamath：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但这段经历太惊人了。很多创业故事里，当别人问“你公司做得怎么样、值多少钱”时，大家总会<a href=\"https://laohu8.com/S/00992\">联想</a>到那种“灵光一现、命中注定”的传奇。</p>\n<p>比如 Binance 现在大概是 2000 亿美元级别，很多人以为这种公司一定有个特别炸裂的起点。可你的经历更像真实创业：一路摸索、学习、试错、迭代，路径并不直观，直到某个时刻才发生催化。即便如此，你当时做的也不是一个终局形态，而是在做授权、做服务。很多人误解了创业的本质，它更多是韧性，是把苦活累活一遍遍做下去的耐力。</p>\n<p>CZ：完全同意。很多人会把创业浪漫化，觉得一开始就天降灵感。</p>\n<p>Chamath：像 <a href=\"https://laohu8.com/S/META\">Facebook</a> 的故事，大学里随手一写，突然就百万用户。</p>\n<p>CZ：是的，Facebook、<a href=\"https://laohu8.com/S/MSFT\">微软</a>、<a href=\"https://laohu8.com/S/GOOG\">谷歌</a>这类故事最容易被传播，车库、宿舍、从零到一飞起来。</p>\n<p>Chamath：但现实里，尤其是金融、或者像<a href=\"https://laohu8.com/S/TSLA\">特斯拉</a>这种公司，更多是漫长的苦战。</p>\n<p>CZ：没错，是持续的苦战。你得反复尝试很多方向，开始时根本看不出哪条路<a href=\"https://laohu8.com/S/688219\">会通</a>。那三家更像是极少数从第一天就对了的例外，但它们塑造了大众对创业的想象。事实上，99% 甚至 99.9% 的成功公司都不是那种路径。</p>\n<p>所以回到我们当时，软件授权这门生意做得不错，我们一共服务了大概 30 家交易平台客户。</p>\n<p>Chamath：等等，真的假的？</p>\n<p>CZ：真的，持续了两年左右。两年里我们签了很多客户，那其实是个数百万美元级的授权业务。它也可以算 SaaS，我们称之为“Exchange as a Service”，按月收固定服务费。业务非常稳定，每增加一个客户，收入就台阶式上升。这其实是个很好的商业模式。</p>\n<p>但到了 2017 年 3 月，中国政府关停了我们的大部分客户。到 5 月，我们发现必须转型。</p>\n<p>Chamath：但他们没有直接影响你们，因为你们只是软件供应商。</p>\n<p>CZ：对，我们只是软件供应商，不运营交易平台，不触碰业务本身。但问题是客户没了，业务就没了。所以 4 月、5 月我们一直在想怎么转型。</p>\n<p>那段时间也发生了很多尝试，比如有三位跟着我干的同事想做一个 Poloniex 的复制版，Poloniex 当时是最大的交易平台之一。我说我们手上有现金，可以投；但三天后，他们又想做链上聊天室、链上交易那类软件，我就觉得不值得再投。</p>\n<p>最后我说，既然我们已经有交易系统，为什么不自己做一个只做币币交易的交易平台？系统需要做些定制，但基础都在。于是 5 月底我们定了，重新做交易平台，做纯币币交易。</p>\n<p>Chamath：当时团队多大？</p>\n<p>CZ：20 人左右，技术人员齐全，但几乎没有市场团队，因为我们原先是 B2B，主要靠销售。我们只有两个销售加上我。决定转型后，我们说那就自己跑起来：做一家币币交易平台。</p>\n<p>然后 6 月 1 日到 6 月 10 日，BTC-e 的联合创始人 Vinnik，在中国做了一次 IC0，10 天募了 1500 万美元。我看到后非常震惊，他只有一份白皮书和一个网站，没有产品、什么都没有，就能募到 1500 万。那我想如果他能做到，我也许也能做到。</p>\n<p>Chamath：你需要的是冒险资金。你在想如果我拿到 1500 万，就能扩建团队、投入营销，让公司走上增长曲线，也不用那么焦虑于现金流压力。</p>\n<p>CZ：对。我们最初确实是打算走 VC 融资，但看到那件事之后我意识到 IC0 的效率太高了。2017 年 6 月中旬我去参加一个大会，所有人都在谈 IC0，大家都对我说：“CZ，你必须做 IC0。”</p>\n<p>6 月 14 日左右，我就下决心把团队叫到一起，我们要做 IC0，马上写白皮书。</p>\n<p>Chamath：那时你在比特币圈或加密圈里已经有名气了吗？不管是在中国、日本，还是别的地方？</p>\n<p>CZ：有一点。在 Blockchain.info 时，我就已经被不少人认识了。Blockchain.info 当时是最受欢迎的平台；OKCoin 我又是 CTO，在社交媒体上也比较活跃，同时还负责他们的国际市场，主要是非中文市场，因为团队里几乎没人英语比我好，尽管我的英语也谈不上多好。所以我在圈子里算是有一点知名度，大家多少知道我是谁。</p>\n<p>Chamath：因为要做 IC0，你多少得有点名气或履历背书，对吧？</p>\n<p>CZ：是的。这也是早进入行业的优势，那时候参加几场会议，参会者可能也就两百人。第一次去，大家还不认识你；第二次再去，就开始有人记得你；第三次去，别人就会把你当成圈内人士，甚至认为你是专家。那段时间我确实积累了一点口碑。</p>\n<p>我当时也注意到，在中国做那次 IC0 的那个人 Vinnik，在国内很有名，但在国际上知名度不高；而我在国内外都多少有一些曝光。因此我判断我大概率也能做一场 IC0，融到差不多的规模。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确实做到了。</p>\n<p>Chamath：我一直搞不清楚，到今天也一样，你们那次 IC0 的买家究竟是谁。</p>\n<p>CZ：坦白说，我直到今天也很难给出一个完全精确的画像。</p>\n<p>Chamath：中国人？日本人？还是来自全球各地、早就认识你的人？或者是因为你们白皮书写得特别好？</p>\n<p>CZ：从投资者构成来看，可能 80% 到 90% 都是中国人，也有一部分国际投资者参与。数据大致显示，那次 IC0 约有 2 万人认购。</p>\n<p>Chamath：两万人？</p>\n<p>CZ：对，约两万人。对一个全新品牌来说，真正的背书其实也就只有两点：少数人认识我，以及我们把事情讲清楚了。</p>\n<p>Chamath：所以即便中国当时把交易平台清出市场，IC0 依然被允许？</p>\n<p>CZ：需要澄清一下，那时候 IC0 还没有被明确禁止。</p>\n<p>Chamath：对，当时还没禁，但也谈不上被允许。</p>\n<p>CZ：严格说，是未被批准，处于灰色地带。再补充一个关键背景，我们当时服务的交易平台客户，主要是“法币交易平台”，并非纯加密交易平台。加密交易平台并不是 3 月被叫停的，而是在我们启动之后才在 9 月迎来监管重拳。我们说的这段时间大概是 2017 年 6、7 月。</p>\n<p>Chamath：你当时几乎是在监管缝隙里穿针引线。</p>\n<p>CZ：确实如此。但我们并不知道政策会在之后落下，只是基于当时的现实做决策。</p>\n<p>Chamath：那你们当时卖掉了公司多少股权？</p>\n<p>CZ：我们没有出售股权。我们发行的是代币，不涉及任何股权安排。我们发行了一个新代币 BNB，直到今天它仍然存在。我们当时的计划是售出 60% 的代币，募集约 1500 万美元。当然，募集是以比特币等加密资产计价与结算。</p>\n<p>Chamath：你们最初为 BNB 设计的代币经济模型是什么？</p>\n<p>CZ：我们提出了若干用途，但最核心、也最能快速落地的一条是持有 BNB 的用户，在未来交易平台上线后进行交易可以获得 50% 的手续费折扣，这是最直接的价值承诺。我们同时也提到它未来会演化出自己的链，形成一个更完整的生态系统，大概就是三四个主要方向。</p>\n<p>Chamath：那你们当时一定很兴奋，募集到 1500 万美元，马上就能把交易平台做起来。可 9 月政策下来，交易平台本身在中国被禁止了，你们怎么办？</p>\n<p>CZ：2017 年 9 月 4 日，中国政府多个部门联合发布文件：第一，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不再允许在中国运营；第二，IC0 也不再允许；第三，挖矿同样被禁止。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迁出中国。</p>\n<p>当时中国仍是重要市场，大约贡献了 30% 左右的用户，但我们还有约 70% 的用户来自全球其他地区。我们判断即便失去那 30%，业务仍可以生存，甚至仍有不错的增长空间，于是我提出把团队搬到东京。</p>\n<p>Chamath：你很喜欢东京。</p>\n<p>CZ：我对日本并不陌生，至少不是第一次适应一种新文化。</p>\n<p>Chamath：而且那时你也会说日语了。</p>\n<p>CZ：会一点点，属于打车级别的日语：会说谢谢、辛苦了、餐厅点菜能看懂一些；寿司的名字我大多能叫出来。大致就是这个水平。但关键在于东京对我而言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那时我们大概 30 人左右，于是决定整体搬迁。</p>\n<p>Chamath：所有人都搬了？</p>\n<p>CZ：几乎全部。那是八年前，团队里只有一两个人已婚，几乎没人有孩子，所以迁移成本相对低。大家收拾行李就走了。我记得有个产品经理哭了，因为她男朋友还在中国。但她最终还是跟着团队去了东京，后来也和那位男朋友结了婚，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很不可思议。</p>\n<p>总之，我们搬到东京之后，平台仍然持续增长。</p>\n<p>Chamath：你们最初上线 Binance 时，是一炮而红吗？还是需要花很多力气去找 PMF？早期的病毒传播是怎么发生的？流动性又是怎么建立起来的？</p>\n<p>CZ：我会说产品增长得不错，但代币价格一度跌破 IC0 价格，跌幅大约 30% 到 40%，大概三周后才恢复。至于 PMF，当时加密市场仍然很热，我们做的是币币交易平台，这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因此需求本身已经存在。</p>\n<p>Chamath：那 IC0 就很关键了，大家持有代币，能享受交易手续费折扣，所以会优先选择 Binance，对吗？但你们的系统架构是不是也明显更好？速度更快、稳定性更强？</p>\n<p>CZ：是的，系统性能确实显著更优。那时候甚至不需要复杂对比，只凭直观体验就能看出来，在 Binance 下单、撮合的速度明显快过竞争对手，整个交易系统的性能优势非常突出。</p>\n<p>Chamath：2017 年你们主要在和哪些平台竞争？</p>\n<p>CZ：当时 Poloniex、Bittrex 是最大的两家。中国市场上还有火币、OKCoin 等，西方市场则有 Coinbase。Gemini 那时候还没起来，是后来才出现的。Bitstamp、Bitfinex 当时也在，但现在相对小很多。</p>\n<p>Chamath：那时候你已经接近 40 岁了，这件事真的开始跑起来，你怎么消化这种成功？你会不会对自己说这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真的吗？</p>\n<p>CZ：确实有一些非常不真实的时刻。比如财务同事跟我说，我们这段时间的收入大概是几百个比特币，我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我们真的赚到这么多？你确定吗？对方说确定。于是我们反复核对、三次核对，还是同一个结果，那种感觉非常震撼。</p>\n<p>还有一段时间是 BNB 在恢复价格的那三周，BNB 我们 IC0 定价大概是 0.10 美元，跌到 0.06 美元左右；随后又开始反弹。那一阵子几乎是睡一觉醒来涨 20%，开个会回来又涨 20%，甚至去趟洗手间回来也像又涨了一截。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但节奏确实快得令人眩晕。</p>\n<p>Chamath：那种时候你很快就会意识到，等一下，我好像变得很有钱了。</p>\n<p>CZ：财富感的冲击来得更晚一些。大概在 2018 年初，过了六七个月，Forbes 把我放上了封面。那一刻我才真正开始意识到，也许事情已经完全不同了。</p>\n<p>Chamath：他们当时怎么联系到你，要做封面？</p>\n<p>CZ：我其实也不太清楚具体过程。Forbes 当时在做一期加密主题特刊，找了很多圈内人。他们通过我们的公关团队联系，当时 PR 团队大概四五个人，说想给我做专访、拍摄。</p>\n<p>我一开始并不想去，但团队认为作为一个新品牌，Forbes 的曝光可以显著提升认知度，我就同意了。拍摄那次也是我第一次化妆、第一次上镜做那种正式棚拍。</p>\n<p>Chamath：钱对你意味着什么？别误会，但你是在中年之后才变富的。到了四十多岁，钱还重要吗？</p>\n<p>CZ：钱当然重要，但不是全部。对我来说，有几件事起到了作用：</p>\n<p>第一，我确实年纪不小了。四十多岁的人，不太会像二十岁那样追逐豪车、派对或炫耀性的消费，我对那些不感兴趣。</p>\n<p>第二，我的性格相对稳定，不太容易因外部变化而大起大落。</p>\n<p>第三，财富增长对我来说并不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几乎是从刚刚实现一点财务宽裕，直接跳到登上封面、别人说你可能是亿万富翁。但当我打开自己的钱包，数字之外的生活并没有立刻发生什么变化。有人跟我说“你可能已经是亿万富翁”，我反而会想真的吗？为什么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p>\n<p>甚至在我们从中国搬去日本的那段时间，我还在订经济舱红眼航班。后来有人提醒我应该升到商务舱，这样能躺下睡觉，我才意识到习惯并不会因为财富骤增而自动改变。</p>\n<p>如果一个人是阶梯式变富，从 100 万到 1000 万，可能会买车；到 2 亿可能会买游艇，他会逐步形成一套消费与身份习惯。但我没有经历那样的阶梯过程，所以很多富人的习惯并没有在我身上长出来。</p>\n<p>Chamath：那现在呢？有时候你是亿万富翁，有时候甚至是“百亿级”，这些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p>\n<p>CZ：对我而言，意义并不大。我觉得钱大致有两层意义：</p>\n<p>第一，保障基本生活：食物、住所、安全感。坦白说，实现这一点所需的金额并不高。人们常常会把生活复杂化，但基础需求并不昂贵。就这层意义来说，我当然早就具备了。我生活得很舒适，但并不奢华。</p>\n<p>第二，至于更富带来的变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比如我现在住的房子，客厅每隔一段时间还会漏水，因为房子很旧。外界可能以为我住得极其豪华，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住的是一个尺寸合适、位置便利、满足家庭需要的房子。它并不新，也不讲究排场，只是功能上合适。东西坏了就修，仅此而已。漏水这种事一个月前还发生过。</p>\n<p>Chamath：这说明你务实？还是说你本身不太会被这些东西打动？</p>\n<p>CZ：我更看重功能。能解决问题、能正常运转，我就满意。我不太在意装饰、风格、颜色，也不在意闪耀的金色或类似符号性的东西。只要它好用，就够了。</p>\n<p>Chamath：你会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吗？</p>\n<p>CZ：不太会。我清楚自己的弱点，也学会了如何与之相处，我希望自己不是一个过度自负的人。</p>\n<p>Chamath：说起来可能有些傲慢，但我确实是这两年才开始真正了解你。我看了你从 2010 年代末到 2020 年代初的视频，我最直接的反应，因为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挣扎，即自卑感与自负之间的拉锯。我当时想：天哪，这个人表现得极其冷静。看来你的情绪调节能力极强，且非常有自省意识。</p>\n<p>CZ：他人的情绪起伏可能很大，表现为极度的喜悦或悲伤。我同样会感到快乐或忧虑，但我的波动范围更窄。</p>\n<p>Chamath：这种特质让你在很多方面都能游刃有余。这意味着当你正埋头解决某个难题时，所谓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幻的，因为外人并不知道你付出的艰辛，也没人真正关心那些枯燥的苦劳。</p>\n<p>人们倾向于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评判事物，比如指着某样东西感叹：“哇，看你拥有的一切。”确实如此。如果你一直埋头苦干而没有时间享受，其实没有人能真正理解那种状态。</p>\n<p>CZ：没错，确实是这样。</p>\n<p>Chamath：好，我们聊聊 Binance 的起步。你推出了这个平台，它发展得极其迅猛，但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你是否觉得自己在某个阶段曾过度沉迷于这种增长？</p>\n<p>CZ：我不会说我沉迷于增长，但我确实沉迷于工作。事实上，工作本身带给我极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p>\n<p>Chamath：那时你典型的一天是怎样的？你主要在忙些什么？</p>\n<p>CZ：我每天基本上要处理 20 多场会议，包括预定的电话会议或正式会谈，此外还有各种琐碎事务，还要在 Twitter 上回复用户等等。但这让我感到非常有意义，因为其中蕴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就感。这种感觉并非来自金钱或增长规模。</p>\n<p>Chamath：是什么呢？在你执掌 Binance 期间，你是如何衡量的？有些人会死盯着滞后指标，比如营收，但营收和利润其实是六个月甚至一年前工作的滞后体现。你最看重的领先指标是什么？你真正关心的、能反映系统健康状况的<a href=\"https://laohu8.com/S/PII\">北极星</a>是什么？</p>\n<p>CZ：我认为核心指标是日活跃用户数，不是交易量，也不是营收。</p>\n<p>Chamath：为什么是日活，而不是其他指标？</p>\n<p>CZ：这是核心所在。我认为只要你持续服务于更多用户，你就在为他们创造价值。我坚信，当人们愿意使用一个产品时，它才是有价值的。因此，使用的人越多，即便营收为零，产品依然具备价值。</p>\n<p>任何产品都是如此，受众越广，价值越高，这就是我的哲学。相比之下，你可以为了短期利益去优化营收或利润，但那样可能会丧失长期增长的潜力。我始终相信，从长远来看，如果平台拥有庞大的用户群，那就是价值所在——这不仅是为你自己创造价值，也是为用户创造价值。</p>\n<p>人们选择使用你的平台，是因为这能为他们带来价值。所以，这是我的“北极星指标”。除此之外，意识到有数以亿计的人在使用我们的服务并从中获益，这本身也极具意义。我的观点是，如果用户愿意支付手续费，那一定是因为我们提供了相应的价值。</p>\n<p>Chamath：但日活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些活跃用户中可能包含不法分子。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这可能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并必须严肃对待的？</p>\n<p>CZ：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时间点，那是 2018 年的元旦。当时 Binance 成立仅五个月左右，我们规模已经很大，是全球排名第一的交易平台了。当时，一名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联系了我，他发来邮件请求我们协助追踪一些黑客，这些黑客可能转移了 Ether Delta 被盗事件的资金。</p>\n<p>Ether Delta 是 2017 年的一家去中心化交易平台，因遭遇黑客攻击而倒闭。那是美国政府官员第一次联系我们，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们团队中没有人具备与执法部门对接的经验。于是，我召集了几个伙伴商量：“我们要怎么帮他？”</p>\n<p>随后，我们在核实其身份后，提供了他所需的信息。事后他向我们表达了感谢。我当时问他：“Joseph，你能否推荐一些具备对接执法部门经验的人才，以便我们将来聘用？”他确实推荐了一位，但那人当时在美国，而我们那时还没有美国实体，无法在当地雇佣员工，所以只能作罢。但就在那年的元旦，我意识到这种情况未来会频繁发生。</p>\n<p>Chamath：在那一刻你意识到，随着用户基数的扩大，这种事是不可避免的。</p>\n<p>CZ：是的，这是必然的。</p>\n<p>Chamath：即便是在用户量激增的情况下。</p>\n<p>CZ：就在那天，我意识到我们必须聘请有执法部门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士。</p>\n<p>Chamath：那么你后来做了什么？</p>\n<p>CZ：我们最终确实聘请了更多这方面的专业人才。</p>\n<p>Chamath：显然，你个人不会去监控每一笔交易，所以你无法察觉所有细节。但如果我们快进到后来，拜登政府对你提出的指控核心在于，像哈马斯或其他组织在利用 Binance 进行交易，而你们的监管措施不足。</p>\n<p>CZ：关于这一点，受限于法律协议及辩诉程序等因素，我对于能说什么和不能说什么有严格的法律限制。我虽不是律师，但我会尽量避免触及这些敏感话题。不过从宏观角度来看，我想说拜登政府整体上对加密货币行业是相当敌视的，他们甚至公开向加密货币宣战。因此，看到新一届政府的态度发生了 180 度的转变，我认为这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件好事。我并不想单纯指责前任政府，但我觉得他们当时确实未能理解这个行业。</p>\n<p>Chamath：你认为他们为何表现得如此敌视？</p>\n<p>CZ：源于对新生事物的恐惧，就这么简单。我想在他们的认知里，在某种程度上是想保护现有的金融体系、银行及相关利益方免受冲击。此外，这些传统行业可能也进行了大量的游说活动，从而洗脑或影响了决策者的思维。这是人性使然，虽然并不<a href=\"https://laohu8.com/S/LI\">理想</a>，但可以理解。</p>\n<p>Chamath：你经营着交易平台，生意蒸蒸日上。从 2018 年到 2020 年，你逐渐步入巅峰。最终，你决定开设一个美国实体。</p>\n<p>CZ：是的，我们在 2019 年开设了 Binance.US。</p>\n<p>Chamath：你当时为什么觉得有必要这样做？</p>\n<p>CZ：2019 年当时有一些新闻，用我这个门外汉的话说，美国政府正在追击 BitMEX。当时 BitMEX 以及 Bitfinex 的负面消息频出。我记得波兰政府冻结了他们大约 6 到 8 亿美元的资产，而当时他们的市值也才 40 亿美元左右，这是一笔巨款。</p>\n<p>随后，美国政府起诉他们储备金不足。看到这些新闻后，我们意识到美国政府开始关注这个行业，我们最好进行注册。同样，我咨询了许多有法律背景的朋友，普遍的共识是我们应该以合规注册的方式在美国运营。于是在 2019 年，我们注册了 Binance.US，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拥有独立的部署系统、撮合引擎和流动性池。从成立第一天起，Binance.US 就一直处于监管之下。</p>\n<p>Chamath：2019 年到 2021 年间，一切运行基本顺遂。</p>\n<p>CZ：总体来说，是的。</p>\n<h2>FTX 事件始末：与 SBF 的关系及其崩盘</h2>\n<p>Chamath：随后你开始看到其他竞争对手异军突起，比如 SBF 和他的 FTX 势头极其强劲。跟我聊聊那段经历，你是怎么认识他的？</p>\n<p>CZ：我们在某个阶段曾持有他们 20% 的股份，但一年后就退出了，并没有持有太久。</p>\n<p>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在 2019 年 1 月，在 Binance 于新加坡组织的会议上。我记得当时 FTX 甚至还没成立。Sam Bankman-Fried（SBF）当时还在经营 Alameda Research。他们在圣淘沙的新加坡水族馆举办了一场酒会，还安排潜水员在鱼缸里举着标语。</p>\n<p>当时他们是 Binance 的 VIP 客户，交易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很友好，那是 2019 年 1 月的事。几个月后，他们找到我们，表示想建立一个期货平台。他们提出了一个合资方案，具体细节我记不清了，但我记得他们提议的分成比例是 60/40，我们占大头。</p>\n<p>我当时考虑过还价，毕竟用户都在我们手里，他们当时还一无所有。我甚至想过提出 95/5 的分成，但我觉得那样不太礼貌。毕竟他们依然是我们的重要交易者和 VIP 客户，所以我们拒绝了那个提议。</p>\n<p>Chamath：因为他们曾是流动性池中至关重要的一环。</p>\n<p>CZ：在社交层面上我们并无太多交集，他们当时是平台的大客户。但你要知道，当时的 Binance 也还很年轻，并非深耕多年的老牌机构，可能也就成立了半年到一年左右。后来在夏季，他们带着更好的方案再次找到我，但我拒绝了。到了 11 月，他们第三次尝试合作。那时 FTX 已经上线并有了一定的交易量，他们提议我们可以按这个价格转让 20% 的股权给你。</p>\n<p>”那次交易涉及代币交换，即 BNB 与 FTT 的互换，我们也因此持有了一些早期的 FTT。当时 BNB 的流动性远高于 FTT。然而，交易达成后不久，我就开始从朋友口中听到 SBF 在华盛顿政界和美国各处散布关于我们的负面言论。我当时觉得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p>\n<p>此外，他们还做了一些令人恼火的事，比如开出 5 倍的薪水，从我们这里挖走了两名能接触到 VIP 数据库的客户经理。其中一名员工离职后，我心想，如果我们为了留住她而加薪，那就意味着要给所有人加薪 5 倍，这显然不可行，于是她便入职了 FTX。但在她入职的第二天，我们的 VIP 客户就开始接到他们的电话，宣称在 FTX 交易可以获得更优惠的费率。</p>\n<p>于是我致电 SBF 说：“你能不能停止这种行为？我们还是你们的股东。”与此同时，他表面上还会客气地问：“CZ，我们能不能在加密货币活动上一起参加个圆桌论坛？”作为投资者，我本想帮他们做推广。事实上，我真心希望行业内能有多个成功的交易平台并存，这样我们就不会总是成为被针对的目标。但事与愿违，我不断听到他在背后中伤我们的消息。</p>\n<p>到了 2021 年初，由于他们宣称要以 320 亿美元的估值融资，我们便决定退出。根据投资条款，我们对未来的融资轮次拥有否决权，如果想阻碍他们，我们完全可以动用这项权利。但我不想以此为难他们，我想的是，既然如此，不如直接退出，大家在市场上公平竞争。</p>\n<p>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交易在 2021 年 7 月最终敲定并完成了转账，这比他们最终爆发危机早了整整一年半。在那时，没人能预料到后来的崩盘。</p>\n<p>Chamath：没错。当时有传言说，他们的许多问题是在你出售股份后才开始的，且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你现在的这番话有力地反驳了那种说法。</p>\n<p>CZ：那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由于业务上的竞争关系，尽管我们曾是股东，但我从未要求查阅他们的财务报表，从未开口问过。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投资者，投资后从不干预对方的经营。况且大家在期货平台上存在竞争，所以我也刻意保持距离，让他们自行发展。</p>\n<p>Chamath：FTX 倒闭后，人们讨论最多的几点，一是赔付方案对部分持有现金的债权人而言并非最优；二是这些资产在后期的估值问题。回顾这一切，你认为这反映了行业的什么现状？</p>\n<p>CZ：坦白说，我不了解破产清算的具体流程，也不清楚其是否公平，我只是在网上读到了一些说法。而且为了保持透明，我必须说明 FTX 的破产管理机构目前正与我们进行诉讼，他们试图追回一年半前我们退股时的那笔资金。因此，我目前能公开评论的内容非常有限。</p>\n<p>我确实听到一些中国用户抱怨无法获得赔付等问题。但据我所知，由于加密货币价格上涨，如果按美元计价，他们现在有足够的资产进行赔付；但如果用户当时持有的是加密货币，那他们本应获得更多，我不确定具体的交易细节。</p>\n<h2>直面拜登政府“反加密”的司法部</h2>\n<p>Chamath：Binance 的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复杂的？我是指与美国政府的关系。</p>\n<p>CZ：那是从 2021 到 2022 年间开始的，他们开始要求我们提供信息，而我们始终配合。但到了 2022 年底，形势变得愈发严峻。直到 2023 年初，情况变得明朗化，我们要么达成某种和解协议，要么就面临起诉。随后便进入了漫长的幕后谈判。</p>\n<p>Chamath：作为当事人，你如何应对这种压力？当你坐在会议室里，听到律师说“CZ，我想你可能会面临刑事起诉”时，那是种什么感觉？</p>\n<p>CZ：首先，我没有法律背景，所以我非常依赖专业人士的建议。那对我来说是最艰难的一段时期，因为我毫无经验。这种事，任何经历过一次的人都不会想再经历第二次。我聘请了一群顶尖律师，但如何管理这些律师其实很棘手。他们虽然专业，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专长和意见，而且每个人都想表现得自己是那个最有决策权的人。此外，律师的工作方式是极其细致且耗时的，毕竟他们是按小时计费。</p>\n<p>我并不是说他们不道德，他们确实想把工作做好，但往往会陷入各种细枝末节中，导致你感觉被拖向了无数个方向，那是我最苦恼的地方。我当时需要的是有人告诉我：“这就是你要关注的三件事，这就是我们要采取的策略。”由于我们的法律团队当时还很年轻，缺乏处理此类重大案件的经验，这让情况变得更为复杂。</p>\n<p>Chamath：当时你的团队都在哪里？</p>\n<p>CZ：我们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2023 年时，我大部分时间在迪拜。那段日子压力极大。我应对压力的方法是分析“最好”和“最坏”的情况。最好的情况： 支付罚款，签署延期起诉协议，事情告一段落。最坏的情况： 对方试图让你入狱。</p>\n<p>Chamath：那真的是最坏的情况吗？因为当时看来，类似案例往往只是缓刑。</p>\n<p>CZ：这确实是极端的风险。虽然之前没人因此入狱，但他们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还有另一种“最坏情况”：如果你选择死磕到底，拒绝协议，留在阿联酋（阿联酋与美国有引渡协议）。即便由于我拥有公民身份，被引渡的可能性极小，但我的旅行自由将受限。每当我跨越国境，即便那个国家没有引渡协议，也可能存在某种政治交易。那将是一种生活在恐惧中的状态。</p>\n<p>Chamath：而且如果两国是盟友，这还会导致政府间的关系变得复杂。</p>\n<p>CZ：没错，这会给阿联酋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我不希望给给予我公民身份的国家添麻烦。更糟的情况是，如果你不配合，他们起诉你并发布红色通缉令，那种生活是不堪设想的。</p>\n<p>Chamath：你是如何解决的？</p>\n<p>CZ：谈判过程极其艰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要和 12 到 20 名随时候命的律师开会，我们是在与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博弈。我的律师跟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从未见过他们在处理此类案件时表现得如此敌对。”</p>\n<p>Chamath：在某个时刻，你会对此感到麻木吗？还是会不断地反思，觉得“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p>\n<p>CZ：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有几个阶段非常难以跨越。在谈判中，当对方提出一些我们绝不能接受的条款时，你必须拒绝，即便对方寸步不让。随后会出现长达数周的“停滞期”。在那几周里，你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种感觉就像身处“炼狱”。你随时可能被起诉，因为你已经拒绝了他们的方案。在那段时间里，你必须在心理上做好最坏的打算：比如余生只能待在一个国家，必须极其小心。有趣的是，两周后，他们会主动回来询问：“我们可以重新开始谈判吗？”</p>\n<p>Chamath：你认为那两周里发生了什么？</p>\n<p>CZ：回想起来，我认为那是对方非常高明的谈判技巧，保持沉默。对于像我这样第一次经历这种事的人来说，这是在拿命在博弈，而对他们来说，这是日常工作。他们很聪明，知道两周是一个完美的博弈点。如果沉默时间太长，你就会适应那种极端压力下的生活，反而变得无所畏惧，等他们再回来时你可能依然会说“不”。他们非常擅长这种心理战。这种压力是无法习惯的，它对心理是极大的挑战。</p>\n<p>Chamath：你最终是如何说服自己接受这些最终协议条款的？</p>\n<p>CZ：经过多轮艰苦谈判，我们最终达成了共识。我接受了关于违反《银行保密法》的单一指控，其本质是“未能履行注册义务”，这虽然属于联邦罪行且性质严肃，但在历史上从未有人因此被判入狱。</p>\n<p>Chamath：这项指控听起来更具技术性。在美国媒体的认知中，普遍认为这涉及洗钱、教唆犯罪以及未能执行 KYC 与反洗钱。大众的认知与实际的法律指控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它们是等同的，还是相互独立的？</p>\n<p>CZ：我可以试着阐述一下我的理解。首先需要声明，我并非法律专业人士，这仅代表我作为外行人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第一层：违反《银行保密法》。这是最基础的一层，即未能履行注册义务。Binance 在未向美国相关监管机构注册为金融服务公司的情况下，为美国用户提供了服务。</p>\n<p>第二层：KYC 与 AML 程序不完备。即使公司未注册，也应具备完善的反洗钱程序。人们往往认为合规与否是非黑即白的，但现实中它关乎执行的力度、使用的系统以及投入的人力。</p>\n<p>第三层：明知且协助非法交易。这是更高层级的指控。如果反洗钱程序不严密，可能会漏掉不法分子，但这并不代表公司是故意协助。</p>\n<p>第四层：个人直接处理非法交易。例如查理·史瑞姆为“丝绸之路”处理交易的案例。我个人从未直接处理过任何交易，这完全不在我的业务范围内。</p>\n<p>最终达成的共识是：Binance 未能按规注册，且 KYC/AML 程序存在薄弱环节。对于这两点，我们愿意接受罚款并达成和解。在法律层面，仅凭这两项指控，无其他附加罪名而在美国历史上被判入狱的先例至今为零。然而，政府当时试图增加两项所谓的“加重处罚指控”（第 3 和第 4 层），声称我个人协助了非法交易。</p>\n<p>Chamath：他们能否指证具体的交易记录或证据？</p>\n<p>CZ：不能，他们拿不出证据。他们试图将公司层面发生的某些疏漏强加于我个人。法庭最终断然驳回了这两项加重指控。但在我前往美国之前，我们商定会在庭审中就此进行辩论。基于法律咨询，我当时认为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像 BitMEX 的 Arthur Hayes 那样，被判处六个月的居家监禁，而他的情节（直接接触客户）显然比我严重得多。因此我当时充满信心，认为前往美国解决问题是最佳选择。</p>\n<p>Chamath：所以你的策略是承认基础指控，并在法庭上驳回第 3、4 层指控。你抵达美国，进入法庭，随后发生了什么？</p>\n<p>CZ：细节非常多。第一天是进行认罪答辩，相关条款早已由双方庞大的律师团队反复推敲和润色。</p>\n<p>Chamath：顺便问一下，你当时住在哪里？家人陪在你身边吗？</p>\n<p>CZ：我住在西雅图市中心的一家酒店里。我的姐姐和母亲陪着我，但我没让孩子来，因为他们要上学。我的合伙人也有公司要管理，而我当时已不再负责 Binance 的运营，所以我不想让他分心。认罪答辩结束后，律师们开始就保释条件进行辩论。我的律师认为我应该被允许返回阿联酋等待三个月后的判决，政府则辩称我可能会潜逃，要求我滞留美国，但承诺不会限制我在美国境内的行动。</p>\n<p>最初，治安法官批准我返回阿联酋，但政府随即提起上诉。我的律师说，在他 40 年的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政府针对保释条件提起上诉。他认为这种做法表现得过于激进，可能会引起法庭反感，反而对我们有利。然而结果出人意料，两周后法庭裁定政府胜诉，我被迫滞留美国三个月。三个月期满后，政府又申请了三个月的延期。</p>\n<p>Chamath：在那六个月里，你见到孩子了吗？</p>\n<p>CZ：没有，我不想让他们看到这种场面。在那段时间里，我在美国境内旅行，或是住在姐姐家里，尽量让自己保持平和的心态。</p>\n<p>Chamath：2024 年 4 月 30 日是你的宣判日。</p>\n<p>CZ：是的。宣判前一周，政府提交了量刑建议，要求判处 36 个月监禁，这超出了所有法律指南建议上限的两倍。与此同时，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电视上再次向加密货币宣战，并致信司法部，信中充斥着对该行业的偏见。</p>\n<p>宣判那天，法官先是肯定了我的贡献和为人，但随后说出了那个转折词——但是。律师们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辩护，正是那次辩论，让政府试图强加给我的那两项核心指控被法庭彻底驳回。法官确认我并未接触过那些交易，也不知情。</p>\n<h2>联邦监狱内部生活是什么样？</h2>\n<p>Chamath：所以最终判决是四个月监禁，你当时作何反应？</p>\n<p>CZ：最初很难接受。我担心的不是四个月的时长，而是我的个人安全。宣判后，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称，我是“有史以来进入美国监狱最富有的人”。</p>\n<p>Chamath：媒体的这种报道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p>\n<p>CZ：完全正确。我的律师和监狱咨询师都警告我，如此高的知名度会让我成为监狱里勒索的首要目标。</p>\n<p>Chamath：什么是监狱咨询师？</p>\n<p>CZ：这是一个专门的行业，通常由前狱警或前典狱长组成。他们会教你监狱里的生存规则：比如如何生活，如何面对挑衅。他们告诉我，如果第一天有人表现得异常友好，千万不要接受他们的任何东西，因为这通常意味着未来要付出十倍的代价。我也咨询了一些曾入狱服刑的人。美国的监狱系统非常庞大，关押着 200 万人，政府每年在监狱上的投入甚至超过了教育。每个监狱都有自己的潜规则。我最终意识到，无论得到多少建议，我终究要独自去面对这一切。</p>\n<p>Chamath：你说你在 4 月 30 日被宣判。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服刑的？</p>\n<p>CZ：一般来说，被宣判之后，当事人并不会立刻知道自己会被送往哪里、进入哪一所监狱。法院通常会提出两项推荐意见，之后你会收到一封通知信。</p>\n<p>Chamath：也就是说，你可能当时还在酒店或其他地方，等到某个日期就必须去报到，按要求入狱。</p>\n<p>CZ：是的。但我的情况有些特殊，法官裁定我不需要接受任何形式的监管，这在同类案件中相当少见。因此我不需要按期去报到，只需要等待一封寄到我妹妹家的信——那是我向法院登记的联系地址。</p>\n<p>实际上，司法部在其申请中要求对我实施“预先羁押”，也就是在香港就将我控制并带走；我猜他们希望获得那张“押解照片”，用于公关宣传。</p>\n<p>但法官明确表示：他不构成风险，不存在潜逃风险，也不会危害社会，因此没有必要采取那种方式。法官还特别补充了一句：我不需要监管。后来我才知道，这在法律意义上很关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服刑结束后没有缓刑、没有假释，也无需接受任何监督。对我来说，这段经历里确实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法律细节。</p>\n<p>Chamath：那段时间你是怎么度过的？恐惧吗？有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事情？</p>\n<p>CZ：幸运的是，并没有出现特别糟糕的意外。整体体验当然非常痛苦，但没有遭受身体伤害，也没有卷入打斗，更没有遭遇真正意义上的勒索。入狱前，我的监狱顾问反复提醒我：进去之后不要加入任何帮派，尽量保持低调，独来独往，少说话，不要卷入纷争。但我走进监狱大门的第一分钟，一个狱警就对我说：“你需要一点保护。<a href=\"https://laohu8.com/S/601099\">太平洋</a>岛裔那边在招人，你可能想加入他们。”这句话是我刚跨过门槛就听到的。</p>\n<p>Chamath：他是对你说的？</p>\n<p>CZ：是的，我当时完全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入监的第一天流程极其繁琐：一系列手续、脱衣搜身……之后你会被带到你所属的监区。那里大概有 200 名囚犯：三排牢房，每排约 20 间，相对而立，有三层楼，底部是公共活动区。你走进去的一刻，几乎能感受到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你身上。</p>\n<p>后来我才意识到，监狱会按种族与族裔进行分组管理：华裔归华裔，白人归白人，黑人归黑人；拉丁裔、墨西哥裔、西语系人群也会归为一组。这样做反而能显著减少冲突，相近的文化与生活习惯更容易相处。</p>\n<p>比如穆斯林囚犯有固定礼拜时间和作息，也会被安排到更便于协调的组别。狱方事实上默许并鼓励这种分组，因为它能降低斗殴概率。而一旦组与组之间出现摩擦，首先会在组内层级里协调解决：如果你和其他组的人发生冲突，这就不再是个人矛盾，而是组与组的问题，会由各自的代表出面交涉。</p>\n<p>Chamath：听起来像工会代表。</p>\n<p>CZ：某种程度上很像。他们会坐下来协调，说“你先退一步，我们把问题解决掉”。这背后有一整套运行机制和层级结构。只不过我在进去之前完全不知道这些。</p>\n<p>我记得我刚到监区，一个看起来半华裔、半亚裔的人走过来对我说：“我叫 Chino，欢迎加入我们。”他用的词是“car”。我当场愣住：我应该握手吗？不握会不会出问题？这算不算被“拉入帮派”？当时脑子里一团乱。那个人其实是菲律宾与德国混血。由于亚裔人数不多，监狱往往把“看起来属于亚洲”的人都归到同一组，甚至会把原住民、太平洋岛民，包括夏威夷人也并入同一组。</p>\n<p>在那 200 人里，我们这个亚洲组只有 6 个人。我被关进的是低安全级别监狱，按我的案件性质，本应进入更低一级的最低安全级别监狱，通常是白领犯罪者所在的区域。但因为我不是美国公民，他们把我安排在低安全级别监狱，而那里的主要囚犯类型是毒品相关犯罪。这段经历非常强烈、也非常荒诞，我在即将出版的书里会详细写到这一部分。</p>\n<p>Chamath：你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p>\n<p>CZ：好好洗个澡，吃一顿像样的饭。监狱里的淋浴间很小，大概就这么一个盒子般的空间。门像西部酒吧那种半截门，只能遮住中间部分，腿和头都露在外面。更糟糕的是，你很难在不碰到墙壁的情况下完成淋浴。出狱后的第一次洗澡，最明显的奢侈感就是终于不必再贴着墙、在逼仄空间里凑合。</p>\n<p>饮食方面，水果极少，优质蛋白也极少；碳水化合物却很多——面包、面粉制品、油炸食品一大堆，蔬菜很少，蛋白很少，完整的新鲜水果更是几乎见不到。我可能好几个月都没见过一整颗水果。出狱后看到一盘水果，我第一反应是，这简直是一种久违的奢侈。</p>\n<p>Chamath：你出狱后是不是马上就离开美国了？</p>\n<p>CZ：我从监狱大门出来到登上飞机离开，大概只用了 26 分钟。</p>\n<p>Chamath：那一刻你在想什么？你会不会觉得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某些部分或许合理，但也有一些明显的过度执法让感我到冤屈？还是你会觉得这完全是一场政治性构陷，极其不公，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你当时内心的独白是什么？</p>\n<p>CZ：关于认罪协议、法律条款等细节，我有一些发言限制，不能展开。</p>\n<p>Chamath：我只是问你情绪上的感受。</p>\n<p>CZ：从情绪上说，我只希望这一切尽快结束。并且当我刚出狱时，仍然是拜登政府时期，大选还未发生，胜负也未可知，美国政策走向仍然不明朗。</p>\n<p>Chamath：你是 2024 年 5 月 30 日入狱的，对吧？</p>\n<p>CZ：对。我在 2024 年 5 月 30 日入狱，四个月后，也就是 9 月 27 日完全出狱。大选在 11 月。</p>\n<p>Chamath：顺便说一句，那时你已经在美国待了一年，也一年没见到孩子了。</p>\n<p>CZ：所以当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让这一切结束。我也做好心理准备，如果政策继续沿着原来的方向走，加密行业仍将承受持续的高压，我们只能在那样的环境里继续生存下去。</p>\n<h2>离开 Binance 后的生活与新事业</h2>\n<p>Chamath：你回到外面之后，是否也逐渐接受了一个事实，你不能再继续管理 Binance，这也是认罪协议的一部分？</p>\n<p>CZ：是的，我后来接受了。离开管理岗位非常艰难，我确实为此哭过。上一次我真正哭得这么厉害，还是几年前父亲去世的时候。</p>\n<p>但回到正常生活一段时间后，我反而对“不再管理 Binance”感到某种程度的轻松：我拥有更多自由时间。如果是我主动退下来，外界可能会说“他撑不住了”；但现在的情形是“我不能继续做”，这不完全是个人选择，至少不再是一种“精力不济”的叙事。</p>\n<p>而且过了一段时间我也意识到：人生还有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可以投入。我整体上处在非常幸运的位置，有资源，也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我想推动的项目与事业，比如 Giggle Academy、免费教育等。</p>\n<p>Chamath：我也想聊 AI 和这些新项目。但在此之前，我们再把赦免这部分讲清楚：你是怎么开始申请赦免、又是如何得到赦免的？你具体做了什么？</p>\n<p>CZ：说实话，我觉得几乎没人真正知道赦免流程是什么，因为它看起来并没有固定流程。我的理解是你需要找一位律师，由律师撰写请愿书，把论点写清楚，为什么你应当被赦免、为什么你遭受了过度起诉、你的品行与过往如何等。</p>\n<p>Chamath：那赦免的本质是什么？是承认过度起诉吗？</p>\n<p>CZ：赦免的效果是把你恢复到正常人的法律状态，相当于抹平原先的负担。至于“为什么被考虑赦免”，原因可以很多。</p>\n<p>Chamath：归根结底，是总统在阅读请愿书后行使自由裁量权？</p>\n<p>CZ：大概是这样。宪法赋予美国总统赦免权，条文本身也没有写得很细。至于具体如何运作，更多取决于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以及总统个人的判断。</p>\n<p>Chamath：也就是说，它更多体现的是当下的社会规范与政治气候，以及总统如何解读这些因素。</p>\n<p>CZ：我认为是的。历史上很多总统会在任期最后一天集中赦免。拜登则在任期中段就开始赦免，而且还出现了“预先赦免”。</p>\n<p>Chamath：预先赦免确实很新颖，大概是从疫情期间开始被广泛讨论的。</p>\n<p>CZ：他甚至给自己的儿子做过一段时间范围的预先赦免，在一个很少被公开讨论的时期。总之，在我看来，并不存在一个清晰、固定、透明的程序。总统理论上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使赦免权。</p>\n<p>我只知道：递交请愿之后，你就只能等待。白宫有负责赦免事务的人，我记得叫 Alice Johnson，她曾经坐过很多年牢，写过一本很不错的书，我读过。</p>\n<p>律师会不断去问：“有没有进展？有没有反馈？”但往往得不到任何更新。然后某一天，事情就发生了。关于赦免流程，我所能说的也就到此为止，我怀疑外界也很少有人真正弄清它的运作机制。</p>\n<p>Chamath：很多人会本能地想你为了拿到赦免，肯定做了些什么，我希望你能把这件事说清楚。</p>\n<p>CZ：我没有做什么，也谈不上做了任何操作。但我认为，从现实角度看，如果没有赦免，Binance 进入美国、以合规方式开展业务会非常困难。因为我是 Binance 以及 Binance US 的最终受益人，没有赦免的话，业务在美国会受到极大限制。</p>\n<p>如果美国想成为全球加密之都，就很难把行业里最大的流动性池排除在外，也不可能让美国用户无法接触到最大的市场与生态。而 Binance 既是最大的流动性中心之一，也是最大的加密生态之一。因此我的猜测是新总统本身是亲加密的总统，他也有过被去银行化和被针对的经验。</p>\n<p>Chamath：他自己谈过去银行化的感受，被系统性针对是什么体验。</p>\n<p>CZ：不只是去银行化，他还背负过 34 项刑事指控。我在狱中看电视时就看到这个消息，甚至有一项指控的细节是：他把文件带进浴室阅读，听起来荒诞至极。我认为，他亲身经历了拜登司法部的强硬与激进，这种体验可能让他更容易产生共情。某种程度上，这也许对我获得赦免有帮助。</p>\n<p>Chamath：你现在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p>\n<p>CZ：我依然相当忙碌。我在做 Giggle Academy，一个免费的教育平台；我也会为一些国家提供咨询，帮助它们制定更合理的加密监管政策；我也参与投资，关注区块链、AI 等方向，我们有一个很活跃的投资团队。</p>\n<p>Chamath：这些是在 Binance 内部做，还是外部？</p>\n<p>CZ：在 Binance 外部，属于 YZi Labs 的范畴。此外，我也会为 BNB Chain 生态里的部分创业者提供辅导与支持。总的来说，事情不少。</p>\n<p>Chamath：说说 Giggle Academy，它到底是什么？</p>\n<p>CZ：我的设想是教育内容完全可以被数字化，并通过移动端彻底交付。</p>\n<p>Chamath：为什么这件事重要？</p>\n<p>CZ：因为现实里有一组非常残酷的数据，全球大约有 7 亿到 8 亿成年人不识字，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此外还有大约 5 亿儿童无法入学。两者相加大约是 12 亿人处在教育体系之外。</p>\n<p>Chamath：这相当于全球人口的 12% 到 13%。</p>\n<p>CZ：而这些人大多生活在极度贫困地区，要么附近没有学校，要么负担不起学费。即便有学校，质量也往往不理想。传统教育体系的机制是把学生“拉齐到平均水平”：一个班那么多人，教学进度只能照顾到“中间值”。</p>\n<p>Chamath：那你们的软件形态是什么？</p>\n<p>CZ：就是手机或平板上的一个 App。我的判断是结合游戏化设计、人类心理机制，以及 AI 能力，一个 App 就可以免费提供所需的教育内容。</p>\n<p>Chamath：你看过类似 Alpha School 的模式吗？你怎么看？</p>\n<p>CZ：我觉得 Alpha School 很好，做得很出色。但它成本高，难以普及到最需要的人群。</p>\n<p>Chamath：你看过 Timeback 吗？</p>\n<p>CZ：我没有深度使用过，但我见过他们的创始人和一些核心团队。他们解决的是“让既有教育体系变得更好”的问题；我解决的是另一个端的问题，“让教育变得可获得”，两者方向不同。</p>\n<p>Chamath：所以你的目标是尽可能大规模地传播，你设想里会有学校吗？</p>\n<p>CZ：不会，我不想做学校，我希望所有人都通过同一个 App 学习。</p>\n<p>Chamath：我注意到你们的软件很强调奖励机制，徽章之类。我当时的直觉是：这像一串“面包屑”，很容易走向代币化、赚取激励、支付体系……我是在过度联想吗？</p>\n<p>CZ：不是，你的联想很自然。我其实认真思考过很久，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刻意抵制给 Giggle Academy 发代币。确实，发行代币有很多好处，可以做 learn-to-earn，可以激励教师，也能激励内容生产。但问题在于，以我的身份，一旦发行代币，外界注意力很可能迅速从“教育”转向“投机”：大家会去买币、炒币、刷任务拿币。平台上到底是真孩子在学，还是在刷激励，会变得难以分辨。</p>\n<p>我希望 Giggle Academy 是真正的免费教育平台，而不是一个披着教育外衣的代币项目。只要引入代币，所有人都会把焦点放在代币上。</p>\n<p>Chamath：老实说，Giggle 听起来很棒，但我也承认我的原始直觉就是往那个方向想了。</p>\n<p>CZ：几乎所有人都会这么想，这也说明这种路径太显眼了，但我希望它最终被理解为教育项目，而不是加密投机项目。</p>\n<p>Chamath：所以你的计划是你个人持续出资，让它扩张并普及？</p>\n<p>CZ：原本是这样。但后来出现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有一个社区项目通过 memecoin 的方式，向我们捐赠了大约 1200 万美元。坦白说，到目前为止我在整个项目<a href=\"https://laohu8.com/S/301522\">上大</a>既只花了 300 万到 400 万美元。结果反倒变成了“钱难以花出去”：把钱花出正向影响，比想象中要难得多。</p>\n<p>Chamath：对，带来正向影响的花钱本质上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p>\n<p>CZ：确实非常难。但我的计划仍然是只要需要，我会持续资助，直到实现目标，把教育内容彻底数字化，用游戏化、足够黏性的方式交付给最需要的人。</p>\n<p>Chamath：我想插一个 AI 的问题。你说 AI 是你人生里的第三个支柱，你看到的是一次巨浪式的周期变化。AI 最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当你把视角下探到英文以下、进入 embedding 以及 embedding 层，你会发现那是一种机器可读语言，并不是英文本身。信息密度很高，非常适合智能体。它可以在其中穿行、加密查询、执行任务，带来生产力上的巨大跃迁。那也意味着智能体会成为商业活动的参与者，需要支付体系。你也提过在不久的将来，它可能成为加密货币最大的使用者。你能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愿景吗？</p>\n<p>CZ：我认为逻辑其实很直接，很快，我们每个人身后都会有成百上千，甚至更多的智能体在后台为我们工作。它们会进行交易、会调度资金。比如你想听这期播客，你的团队可以按某种商业模式收取几分钱的费用，当然你也可以设计更复杂的模式。</p>\n<p>Chamath：别只收几分钱，CZ。</p>\n<p>CZ：当然（笑）。我的意思是无论采用哪种模型，都会存在大量自动化的微支付与结算需求。我们以前就讨论过智能体替我们买票、订餐、订酒店。今天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未来一定会实现。更重要的是智能体的交易频次可能是人类的百万倍。它们不可能通过传统银行体系完成这一切。银行的合规流程也根本无法承载这种规模与速度。你无法对“智能体”做 KYC，这在逻辑上就不成立。</p>\n<p>Chamath：而且智能体的交易量和交易频率，会让传统网络系统晕头转向。</p>\n<p>CZ：没错，传统体系根本支撑不了。再比如投资与交易，今天你打开交易 App，看着 <a href=\"https://laohu8.com/S/TKKD.SI\">K</a> 线，点价格、输入数值、点红绿按钮，这完全不该是最终形态。更合理的界面应当是“把你稳定币资产的 10% 转换成 BNB。”至于如何执行，大仓位就分批、分时，小仓位就直接市价，这些都应当在后台自动完成，智能体可以替我们完成这些操作。</p>\n<p>Chamath：那今天最可行、最现实的智能体支付系统是什么？</p>\n<p>CZ：我不确定，目前还没有哪一种体系是显著成熟的。</p>\n<p>Chamath：你是说具体的加密项目？理论上智能体可能用哪个？</p>\n<p>CZ：这还很早，我不想点名任何具体项目，免得带来不必要的价格波动。但确实有很多团队在做，尤其最近 AI 智能体社交网络这类概念升温后，相关方向更热了，我相信会逐步走到那一步。</p>\n<p>Chamath：再问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当你看到很多围绕言论自由的讨论时，在加密世界里，隐私扮演什么角色？我对比特币最大的疑虑之一是它缺乏可替代性，这会妨碍它达到大规模普及；同时它也缺乏隐私。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阻碍比特币走向无处不在的最大问题。你怎么看隐私的重要性？</p>\n<p>CZ：我认为隐私在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正如你说的，比特币以及大多数加密货币的隐私能力都不足。比特币最初被设计为假名化，但现实是链上的每一笔交易都可追踪，尤其当你把中心化交易平台的 KYC 引入后，追踪难度会进一步降低。人</p>\n<p>们常把隐私问题简化为“有人会用它做非法之事”，但实际上隐私有大量正当且必要的用途。举个例子：如果你用链上地址支付某家酒店，外界只要知道酒店的收款地址，就可能推断出你入住的位置，这会直接威胁人身安全。</p>\n<p>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不会在网上公开家庭住址；在一些国家，泄露他人住址甚至属于违法行为。当然，执法部门追查犯罪是合理需求，我并不反对。但隐私的基础性价值仍然存在。行业未来必须认真推进隐私能力的演进，而这恰恰是当前很少有人真正投入的方向。确实有一些隐私币，但体量和影响力都不大。</p>\n<p>Chamath：说说你的书吧。</p>\n<p>CZ：进展还可以，但写书永远比我预想的更耗时。我在狱中开始起草，只是为了让自己有事可做，不至于一直闲着。我用一种非常简陋的终端打字，把稿子发给助理。出狱后，我发现内容已经足够支撑一本书，于是决定继续完善。</p>\n<p>但编辑极其耗时，每一轮修改都可能要两三周。现在全书大约 9.5 万字，差不多 300 页，而且我同时在编辑英文版和中文版，所以周期被进一步拉长。这本书的目的，首先是把故事讲清楚。外界对我、对 Binance、对整个行业有太多误解，也存在很多负面报道。包括与政治相关的一些叙事也很复杂，这些不会成为我书里的重点。我更希望读者能理解我是谁、我经历了什么，以及从我的视角看，这家公司在某种意义上是什么。</p>\n<p>Chamath：这本书对你的孩子来说也很重要吗？</p>\n<p>CZ：我认为是重要的。孩子当然更愿意站在我这一边，他们也知道媒体叙事不全然准确，但我没有机会用如此细致的方式把来龙去脉完整讲给他们听。书能承载更多细节，帮助他们理解我无法在日常对话里解释清楚的部分。尽管书里不可能写尽一切，但我会写到我能写的程度。</p>\n<p>Chamath：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p>\n<p>CZ：我希望他们健康、快乐，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定义人生。如果他们满足于做一个普通人，我也完全接受；如果他们想创业、做公司，也很好；如果他们想成为艺术家，或者投身人道主义与公益事业，同样很好。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我都希望自己能成为支持他们的人。</p>\n<p>Chamath：这和你父母对你的期待像吗？</p>\n<p>CZ：很像。我的父母从不强迫我走某条路，他们甚至不像一些典型的中国父母那样要求孩子必须当医生、律师、工程师之类。他们对我的要求很朴素，不要伤害自己，也不要伤害别人；不要吸毒，不要犯罪，不要做让别人受伤的事，仅此而已。</p>\n<p>Chamath：我觉得很多人听完会产生一种想法——这其实是高度赞美，如果环境不同，“那个人可能也会是我”。我们往往把成功神话化，仿佛它坚不可摧、遥不可及，是一种天降奇迹。但并不是这样。因为和你相处之后，我相信听众也能感受到，你其实就是个很普通的人。</p>\n<p>CZ：是的，我确实是个普通人，很多人都这么说。</p>\n<p>Chamath：这反而有一种价值，当你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时间会自然流逝。你不断学习、不断尝试，抬头一看，又有新的问题、新的方向。你能对那些心里想着“那也许会是我”的人说几句吗？</p>\n<p>CZ：当然。第一，我就是个普通人。我并不认为自己特别聪明，但成功并不需要天赋异禀。你当然不能太差，但也不必极端聪明。更重要的是原则、价值观、情绪管理等方面。</p>\n<p>此外，运气也非常关键。对多数人来说，很多外部处境并非你能立即改变的；你能做的往往是改变自己。如果你每天推动自己一点点，不需要过度用力。逼得太狠会倦怠、会燃尽，反而走不远。更好的节奏，是长期可持续的“略高于舒适区”的努力，比如 110% 到 130% 的投入强度，在你能坚持的前提下。如果你能坚持 30 年，再叠加一点运气，你大概率会过得不错，也许不会成为亿万富翁，但通常会拥有相当体面的生活。</p>\n<p>Chamath：你觉得有必要打破一个迷思吗，成为亿万富翁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p>\n<p>CZ：是的，非常有必要。金钱只是人生蜘蛛网图中的一条轴，当你达到足够水平后，再多并不会让你更幸福。真正影响幸福感的维度还有很多：健康、家庭、价值观、贡献感、正向影响，这些内在回报往往更重要。</p>\n<p>当你钱足够以后，更多的钱带来的增益极低；但健康状况如何？家人是否安好？你是否能够自由支配时间？你是否把时间投入在真正想做的事上？你是否能与自己想在一起的人共度生活？这些都更关键。如果家人都健康，那已经是一份巨大的礼物。</p>\n<p>心理健康同样重要：如何应对压力、保持稳定。我也很幸运，心态相对稳定。与其执着于金钱，不如在这些维度上持续提升自己。很多人只追逐金钱，却牺牲了其他一切：拼命工作，失去自由时间，忽略家庭，健康在十年、二十年后显著下滑。更讽刺的是，他们在追逐的过程中也并不享受，为了得到一件“得到之后也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耗尽了人生。</p>\n<p>Chamath：他们甚至连奔向目标的过程都不快乐，只是机械地耗着。</p>\n<p>CZ：所以我其实也很感恩不再需要管理 Binance，我终于有了更多时间。过去我当然享受创业与经营，但在其他生活维度上，我做得并不好。现在我可以把精力重新分配。</p>\n<p>Chamath：CZ，感谢你来到《All-In》播客。</p>\n<p>CZ：谢谢邀请，很高兴参与。</p>\n<p><em>原文链接</em></p></body></html>","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CZ 最新专访：我不是传奇，只是个普通人</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font-weight:normal; line-height:1.35; margin-bottom:.6em; }\nh3,h4,h5,h6{ line-height:1.35; margin-bottom:1em; }\n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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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background-image:url(https://community-static.tradeup.com/news/64f0784cc29a0d0070f6e968ef6ec7f5);background-size:cover;\"></div>\n\n<div class=\"h-content\">\n<p class=\"h-name\">链捕手 </p>\n<p class=\"h-time\">2026-02-11 15:48</p>\n</div>\n\n</a>\n\n\n</h4>\n\n</header>\n<article>\n<html><body><p><em>原文标题：Binance CEO: 4 Months in Prison, $4 Billion Fine, and What Comes Next</em></p>\n<p><em>原文作者：All-In Podcast，YouTube</em></p>\n<p><em>原文编译：Peggy，BlockBeats</em></p>\n<p>编者按：这次采访记录了全球加密货币行业最具影响力也最具争议的人物——CZ（赵长鹏）从巅峰、入狱到重生的完整心路历程。</p>\n<p>打破了外界对百亿巨头的神话想象，展现了一个极其真实且带有极简主义色彩的普通人：他在<a href=\"https://laohu8.com/S/MCD\">麦当劳</a>翻过肉饼，在彭博写过底层代码，甚至在财富自由后依然习惯订经济舱。最令人震撼的除了 Binance 的崛起，还有他首次详尽披露了与政府司法部博弈的细节，在面临长达数周的心理战、媒体渲染下的勒索风险，以及西雅图监狱里复杂的种族帮派规则时，他是如何保持情绪的绝对稳定。</p>\n<p>CZ 坦诚地回顾了与 SBF 的恩怨始末，以及被迫离开 Binance 管理层时那次的痛哭。如今，他转身投入到不设代币、纯粹公益的全球教育事业。这不仅是一部加密行业的编年史，更是一次关于权力、金钱与自由边界的深刻自省。</p>\n<p><img src=\"https://admin2049.chaincatcher.info/upload/image/20260211/1770796015146-389308.webp\"/></p>\n<h3>看点</h3>\n<p>· 从中国到加拿大的早年经历</p>\n<p>· CZ 的早期职业经历：出奇地“普通”</p>\n<p>· 在上海创办第一家公司</p>\n<p>· 与比特币结缘</p>\n<p>· 全仓押注加密行业</p>\n<p>· 为何创立 Binance？</p>\n<p>· FTX 事件始末：与 SBF 的关系及其崩盘</p>\n<p>· 直面拜登政府“反加密”的司法部</p>\n<p>· 联邦监狱内部生活是什么样？</p>\n<p>· 离开 Binance 后的生活与新事业</p>\n<p>以下为播客全部对谈内容：</p>\n<h2>从中国到加拿大的早年经历</h2>\n<p>Chamath：CZ，欢迎来到《All-In》播客。我想把时间线拉回到最开始，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并不了解你的背景，至少没有他们应该了解的那么多。你早年在加拿大的一段经历跟我很像，这部分我特别在意。你在麦当劳打过工，我在汉堡王打过工。</p>\n<p>CZ：我父亲是 1984 年去加拿大读书的。</p>\n<p>Chamath：当时怎么会有这个机会？你父亲去了之后就一直留在加拿大吗？</p>\n<p>CZ：他会回来看我们，一年一两次吧，但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加拿大。</p>\n<p>Chamath：他在中国是老师？</p>\n<p>CZ：他是老师、教授。先是去多伦多大学做交换项目，然后过了几年又去了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我们也开始申请过去，那时候其实办护照很难，要三四年才能办下来。我们大概 1985 年开始申请，差不多两三年才拿到护照。</p>\n<p>Chamath：你是说拿到中国护照？</p>\n<p>CZ：对，中国护照。然后办签证还得再等好几年，当时流程就是这么慢。</p>\n<p>Chamath：那你搬到温哥华是什么感觉？</p>\n<p>CZ：完全不一样，就是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我在国内学校学过一两年英语，但一点都不流利。不过温哥华很好，加拿大你知道的，绿化好、空间开阔、到处都挺漂亮，生活水平也高，东西都很干净。水果也更大。整体环境就是很舒服。</p>\n<p>Chamath：一家人团聚之后，你父母都工作吗？</p>\n<p>CZ：我爸在大学做助理教授，一个月大概拿 1000 加元，学校还给了很便宜的教师宿舍，所以我们住在校园里。</p>\n<p>我们到加拿大的第三天，我妈就去一家服装厂上班了，做缝纫、车衣服。她在中国是教数学和历史的，但英语不太行，所以找不到同级别的工作，只能在拿最低工资的工厂干活。她在那里干了七到十年吧，就一直做这个。</p>\n<p>Chamath：我妈在斯里兰卡时是一名护士，后来我们移民了，拿到难民身份后，我父亲一直没找到工作。我妈就去给人家当管家，维持生计。再后来，她做回了类似护士助理的工作。我想我大概 14 岁左右的时候，拿到了人生第一份工资。</p>\n<h2>CZ 的早期职业经历：出奇地“普通”</h2>\n<p>CZ：对，没错，我也差不多是 14 或 15 岁时在麦当劳打的第一份工。</p>\n<p>Chamath：咱们同岁，那估计也是 14 岁。你还记得当时卑诗省的最低时薪是多少吗？</p>\n<p>CZ：记得，那时候最低工资是 6 加元。</p>\n<p>Chamath：这太不可思议了，安大略省那时候 4.55 加元。</p>\n<p>CZ：但在麦当劳，他们只付 4.5 加元。这比法定最低工资还低，因为麦当劳当时似乎有一项特殊豁免权，毕竟那里雇了很多年轻人。我记得是在 14 岁生日那天去申请的，一周后我就在那儿翻肉饼了，那是我人生第一笔收入。</p>\n<p>Chamath：那你当时算不算那种早熟的“技术神童”？就是那种 24 小时都在写代码、钻研计算机科学的小孩？</p>\n<p>CZ：不，我觉得我称不上那种人。我是个技术控，大学读的计算机，高中就开始对编程感兴趣并自学了，但我绝对不是什么编程奇才。算是个还不错的程序员吧，职业生涯里也写过一些像样的代码。但在我 28 到 30 岁左右的时候，开始脱离代码层，去做更多的业务拓展和销售之类的工作了。</p>\n<p>Chamath：你当时朋友多吗？</p>\n<p>CZ：挺多的。</p>\n<p>Chamath：只有亚裔朋友吗？还是各色人种都有？</p>\n<p>CZ：都有。其实亚裔和非亚裔的朋友我都有，但在我们学校，大多数亚洲孩子只跟亚洲孩子扎堆，我算是个例外，我也有不少白人朋友，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圈子。我在加拿大的青少年时光非常棒，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几年。我觉得正是那段时光塑造了我乐观的性格，我通常是个挺快乐的人。</p>\n<p>Chamath：当你没考上我的母校滑铁卢大学，只能屈就麦吉尔大学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滋味？会觉得自己很笨吗？</p>\n<p>CZ：这个嘛，其实当时我在滑铁卢、麦吉尔还有多伦多大学之间纠结。但我知道我肯定不去卑诗大学，因为我想换个城市。其实 UBC 给了我录取的，但我就是不想去。当时我一位非常尊敬的长辈建议说，你应该去当医生，因为医生的生活体面，薪水也高。我听了她的建议，选择了<a href=\"https://laohu8.com/S/000504\">生物</a>学。而滑铁卢大学并不是以生物见长的，对吧？所以我去了麦吉尔。但读了一个学期后，我就对自己说：不学生物了，我要转到计算机科学。</p>\n<p>Chamath：那是典型的大学生活吗？暑假有没有找到很牛的工作？还是像普通的大学生一样，得为了交学费奔波？</p>\n<p>CZ：我每个暑假都工作，而且我在学年期间也会打兼职。</p>\n<p>Chamath：所以没有负债？你当时是不是想：我一定要在没有任何债务的情况下毕业？</p>\n<p>CZ：对，第一年我没申请助学贷款。其实我还是从我爸那儿拿了 6,000 加元。第二年钱还是不够，我姐姐给了我 3,000 加元。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了，完全自给自足。所以很幸运，我没有任何学生债务，但这都是靠每个夏天不停打工换来的。</p>\n<p>Chamath：你知道滑铁卢大学最棒、也是最救我命的一点是什么吗？就是它的实习项目，我当时找到了几份非常棒的实习工作。即便如此，我毕业时还是背了大约 3 万加元的债，不过我那时候在股票交易上表现挺活跃的。</p>\n<p>后来我的老板，一个叫迈克·费舍尔的人，对我做了一件极其慷慨的事。我当时在一家银行做衍生品交易员，那是我的正职，但我私下也炒股，还帮他赚了不少钱。他问：“你欠了多少债？”我说大概 3 万，准确说是 3 万 2。他说：“现在就下楼去<a href=\"https://laohu8.com/S/CM\">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a>把你的债还清，我给你写支票。”</p>\n<p>CZ：哇。</p>\n<p>Chamath：他当场给我写了一张 3.2 万加元的支票。</p>\n<p>CZ：你应该跟他说欠了 3.3 万，或者 30 万。</p>\n<p>Chamath：这就是加拿大不可思议的地方，你能接受极好的教育，而且不会被那种让你翻不了身的债务压死，这在美国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p>\n<p>CZ：即便在麦吉尔，也有很多从美国跑来读书的人，他们付着国际生的学费，却发现还是比在美国读书便宜。我当时觉得这太疯狂了。所以我们真的很幸运，加拿大的学费还算合理。</p>\n<p>Chamath：所以你从麦吉尔的计算机系毕业后做了什么？</p>\n<p>CZ：哦，其实我没从麦吉尔毕业。我在那儿读了四年，大三那年我找到了一份实习，大四那年实习期延长了，我就没回麦吉尔。所以我并没有麦吉尔的学位。</p>\n<p>后来我发现我去日本申请工作签证需要一个学士学位。当时正值 2000 年左右互联网泡沫的顶峰，我就参加了一个叫“美国计算机科学学院”的在线教育项目，在那儿拿到了学位。</p>\n<p>Chamath：我的天！所以名义上你是那所学校的毕业生？</p>\n<p>CZ：名义上是的。</p>\n<p>Chamath：好吧，那你当时是拿到了哪份实习，让你决定直接在那儿干了？</p>\n<p>CZ：是在东京的一份实习，从大一开始，我就一直在做编程相关的活儿。我在一家叫 Original SIM 的公司写过模拟软件。大三的时候，我进了东京的一家公司，叫 Fusion Systems Japan。他们在为东京证券交易平台的经纪商开发订单执行系统。</p>\n<p>Chamath：那是一家在蒙特利尔或加拿大有办公室的日本公司吗？</p>\n<p>CZ：不，我直接飞去了东京。</p>\n<p>Chamath：你去了东京？</p>\n<p>CZ：对，其实那是一家由几个美国人在东京开的公司。</p>\n<p>Chamath：所以你当时觉得这像是一场冒险，我要去东京过个暑假。</p>\n<p>CZ：你想啊，我当时只是个大学生。能去东京生活简直跟做梦一样。</p>\n<p>Chamath：那你当时主要负责哪类软件的开发？</p>\n<p>CZ：主要是订单执行软件。简单来说，就是负责处理和传输交易指令的系统。</p>\n<p>Chamath：类似于如今支撑 Binance 业务的那种底层逻辑吗？</p>\n<p>CZ：基本可以这么理解，架构风格很接近。不过，我参与开发的所有软件都不涉及决策算法，它们只负责高效地执行指令。</p>\n<p>Chamath：当你初次接触这个领域时，你的反应是“天呐，我太热爱这个了”，还是仅仅觉得“既然接到了代码任务，我理解其逻辑，那就把它完成”？你是被业务本身吸引，还是仅仅把它当成一份工作？</p>\n<p>CZ：起初纯粹是当作一份工作。那时我太年轻，对各行各业缺乏宏观的认知。刚进公司时，我被分派去开发一个数字影像存储系统，它并非像 iPhone 相册那样简单，而是用于医疗影像的专业系统。</p>\n<p>但不久后，公司的核心业务转向了订单执行系统，我也随之参与其中。这成为了我职业生涯的重心。我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对技术专业性要求极高。这个领域的核心是效率：极致的响应速度和超低的延迟。这种对效率的追求在潜意识里非常契合我的性格。</p>\n<p>Chamath：深入探讨一下，像 Jump 这种高频交易机构，他们为了优化效率和延迟几乎不计代价，甚至会自研电路断路器和物理光纤基础设施，只为节省几毫秒。在软件层面，这种极致的优化是如何体现的？在编写代码时，你如何处理这些极限边界条件？</p>\n<p>CZ：这分为多个层面。首先是软件架构的优化，你必须确保系统绝对高效。例如，为了消除延迟，我们会剔除所有的数据库查询，将一切操作移至内存进行。同时要精简计算逻辑，尤其是针对下单前和交易前的风险审查流程。更高级的阶段会涉及到硬件层面，比如使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这是一种集成在网卡上的可编程芯片。</p>\n<p>Chamath：这样数据就不必在内存和处理器之间来回往返，从而进一步提升速度。</p>\n<p>CZ：没错。大约十年前我还在写代码时，一次数据往返大约需要 100 微秒；而通过硬件优化，可以将延迟降至 20 微秒。之后就是物理设施的优化，比如寻求服务器托管，尽量缩短物理距离。</p>\n<p>Chamath：这让我想起 AI 领域的 Groq。我们十年前初创时也有类似的洞察，让数据在 GPU 和 HBM（高带宽显存）之间穿梭是非常低效的。所以我们决定采用 SRAM，将一切数据保留在芯片上。</p>\n<p>这种思路在推理的解码阶段非常有效。既然高频交易涉及如此巨额的资金，为什么这些机构没有尝试研发定制化的专用集成电路（ASIC）？我理解 FPGA 的应用，但似乎没人走到自研特定芯片（ASIC）这一步，还是说他们做了但秘而不宣？</p>\n<p>CZ：我认为这种规模的芯片定制并不普及，主要原因在于算法迭代太快。虽然芯片化设计非常高效，但一旦需要修改逻辑，研发周期太长。相比之下，FPGA 在性能与可重构性之间取得了最佳平衡。即便如此，FPGA 的编程周期依然比纯软件要长出十倍。</p>\n<p>Chamath：你在日本工作的公司后来成功了吗？</p>\n<p>CZ：很成功。就在 2000 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那家公司被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收购了。</p>\n<p>Chamath：收购金额很大吗？</p>\n<p>CZ：当时大约是 5200 万美元。在那个时代，这算是一笔巨款。</p>\n<p>Chamath：那是你察觉到商机、决定投身创业的契机吗？还是另有隐情？</p>\n<p>CZ：不，那时我才二十出头，还太年轻。在公司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员，用日语说就是一名上班族。</p>\n<p>Chamath：明白。那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p>\n<p>CZ：公司被收购后，母公司与原团队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文化冲突，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企业并购可能面临的困境。管理层不合，于是原合伙人决定另立门户，成立了另一家公司。</p>\n<p>虽然我没从那次收购中分到钱，但合伙人们赚了不少。他们租下了极其<a href=\"https://laohu8.com/S/DLX\">豪华</a>的办公室，然而新公司只维持了一年。这证明了过去的成功并不代表未来的必然，甚至可能产生误导。他们挥金如土，却没有营收，公司在 2001 年便倒闭了。2001 年初，我开始寻找新机会，恰好彭博在招聘。那是在“9·11”事件发生前，我拿到了录用通知，但还没正式入职。</p>\n<p>Chamath：岗位是在哪里，纽约吗？</p>\n<p>CZ：当时我还在东京，但岗位是在纽约。“9·11”发生后，我致电彭博询问职位是否还有效，是否还要我去。他们反问我：“你还敢来吗？”我说：“没问题。”于是，我在 2001 年 11 月抵达了纽约。</p>\n<p>Chamath：当时的氛围如何？</p>\n<p>CZ：街上冷冷清清，但我适应得不错。纽约虽然沉寂了几个月，但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对我来说没有太大困扰，我在彭博工作了四年。</p>\n<p>Chamath：那期间你是否依然扮演着打工人的角色？在大型企业工作，拿着薪水、奖金，或许还有一些期权。</p>\n<p>CZ：是的，我当时以高级开发人员的身份入职，被分配到了“Tradebook Futures”团队。那是他们新成立的部门，旨在整合并开发彭博终端上的期货交易系统。</p>\n<p>Chamath：那时候还没有创业的念头吗？</p>\n<p>CZ：确实没有。</p>\n<p>Chamath：那你当时追求的是什么？稳定吗？为什么选择在纽约的彭博工作？</p>\n<p>CZ：当时我只有 24、25 岁，只是个想找份好工作、体验不同世界、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我深知自己当时缺乏独立创业的经验。在东京时，公司只有 200 人左右，而当时的彭博已有约 3,000 名员工。</p>\n<p>对我而言，那已经是庞然大物了：办公室极其华丽，有鱼缸，还有免费食物。入职后我遇到了很好的上司，两年内晋升了三次。最后我开始带领一个从 60 人增长到 80 人的团队。那是我的职业转折点。我不再编写代码，转而进入管理岗位。对我来说，那是职业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次转型。</p>\n<h2>在上海创办第一家公司</h2>\n<p>Chamath：随后你离职去了中国？这又是如何发生的？</p>\n<p>CZ：2005 年初，我在日本工作时的那些老同事计划创办一家新的金融科技公司。他们当时都在亚洲，在东京、上海和香港之间犹豫。由于认为上海是未来金融科技发展最具潜力的城市，我们选了上海，虽然后来证明香港当时的业务机会其实更多。2005 年我搬到了上海。创始团队共有六个人：四名白人、一名日本人和我。我是唯一能说中文的人，尽管那时我的中文也有些生疏。</p>\n<p>Chamath：你们几个人就这样空降上海了，当时的业务设想是什么？</p>\n<p>CZ：我们认为自己拥有华尔街最前沿的交易技术经验。</p>\n<p>Chamath：你的那些朋友后来也去了纽约吗？还是留在日本？</p>\n<p>CZ：其中两个当时随我在纽约，另外三个留在日本。我们六个人汇合，初衷是把华尔街的交易技术引入中国，为中国的经纪商和交易平台提供服务。于是，团队又租下了一间非常豪华的办公室……</p>\n<p>Chamath：等等，这是你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业。你当时懂得询问股权分配或股权结构表这类问题吗？还是只是盲目参与？</p>\n<p>CZ：分配并不完全均等。核心负责人持有约 39% 到 40%，我们其余五人平分剩余股份，我持有约 11%。我当时只知道这个比例，但对于股东权益、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区别等法律细节，我一窍不通。</p>\n<p>Chamath：所以你就带着这 11% 的股份搬到了上海。</p>\n<p>CZ：是的，我对此毫无概念，只凭一股热忱。作为初级合伙人，由于我会说中文，到上海后我负责与潜在客户沟通。在与国内经纪商接触后，我才发现一个致命问题：我们注册的是外商独资企业，而当时的政策不允许国内券商或<a href=\"https://laohu8.com/S/FISI\">金融机构</a>与这类性质的公司合作。公司成立后我们才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我们不得不转型。为了生存，我们开始承接各种 IT 外包项目。</p>\n<p>Chamath：变成了像德勤那样的咨询服务商？</p>\n<p>CZ：甚至还不如德勤。我们什么活都接：修打印机、做 <a href=\"https://laohu8.com/S/SAP\">SAP</a> 系统实施等等，业务范围极广。我们就这样坚持了几年。令人意外的是，我们真的靠这些活生存了下来，并积累了大量汽车行业的客户，比如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一汽等。大约三四年后，我们在香港开设了办事处，开始与<a href=\"https://laohu8.com/S/MS\">摩根士丹利</a>、<a href=\"https://laohu8.com/S/DB\">德意志银行</a>、瑞信等国际大行打交道。</p>\n<p>Chamath：所以业务最终还是做起来了。</p>\n<p>CZ：是的，那家公司至今依然存在。我在那里待了八年，直到 2013 年才离开。</p>\n<p>Chamath：这八年你一直待在上海吗？</p>\n<p>CZ：主要在上海。但我也花了大量精力筹备香港办公室，还经常去东京为那边的客户服务。</p>\n<p>Chamath：公司后来发展到什么规模？</p>\n<p>CZ：据我所知，公司规模增长到了约 200 人，并在这个规模上维持了很长时间。</p>\n<p>Chamath：作为初级合伙人，你是直接参与利润分成吗？</p>\n<p>CZ：其实我们并没有分到太多利润。我把自己大部分积蓄都回投到了公司，从未套现过一分钱。不过几年后，公司营收已经足以支撑合伙人的高薪。那时我有了家庭，孩子都要上国际学校，我的年薪也达到了六位数。</p>\n<p>Chamath：那时候你已经结婚了？</p>\n<p>CZ：是的，我在纽约工作期间结婚了。</p>\n<p>Chamath：你和前妻是怎么认识的？</p>\n<p>CZ：我第一次去东京实习时就认识了她。大约是 1999 年。后来她去纽约找我，我们结婚生子。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分开了，但在上海的那段日子，薪水足以让孩子接受良好的国际学校教育，这对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p>\n<p>Chamath：回顾你之前的经历，依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你即将去创立 Binance。</p>\n<p>CZ：完全没有，当时我对此还一无所知。</p>\n<p>Chamath：那是 2013 到 2014 年间，你当时多大？大概 36 岁左右？</p>\n<p>CZ：2013 年时，我刚好 36 岁。</p>\n<h2>与比特币结缘</h2>\n<p>Chamath：正值而立之年。你当时还是个拿薪水的上班族，是那家公司的初级合伙人，事业有成，孩子也都在私立学校就读。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p>\n<p>CZ：我接触到了比特币。起初是朋友向我推荐，让我关注一下这个叫比特币的东西。我花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才真正理解它的本质，那大概是从 2013 年 7 月开始的。</p>\n<p>Chamath：是因为你读了那篇白皮书，然后发现需要反复研读才能领会吗？</p>\n<p>CZ：基本如此。而且当时主要的交流阵地是 BitcoinTalk.org 论坛，我几乎翻遍了上面的所有内容。</p>\n<p>Chamath：你读过我 2012 年在彭博发表的那篇文章吗？它对你产生过影响吗？</p>\n<p>CZ：坦白说，我不记得了。我当时读了海量的资料，确实很难想起具体的出处。</p>\n<p>Chamath：开个玩笑，不过我确实写过。有趣的是，我当时和迈克尔·布隆伯格关系不错，他虽然辈分很高，算不上我的导师，但他很赏识我。2012 年左右，他的团队邀请我写一篇专栏文章。我在文中建议每个人都应该将净资产的 1% 投入比特币，将其作为一种保险。</p>\n<p>文章在彭博终端发布后，我对比特币产生了一种觉醒式的认知。它是我见过的最令人着迷的技术产品。最令我折服的一点——不知道你是否也有同感——它是唯一一篇我从头读到尾，并感叹其文字之优雅的非技术性散文。它并不像那些只写给博士看的晦涩文献，你完全可以把它交给任何一个不懂技术的人看，他们也能读懂。</p>\n<p>CZ：而且全文只有区区九页。</p>\n<p>Chamath：没错。要把复杂的逻辑写得如此精炼，需要极高的智慧。</p>\n<p>CZ：言简意赅比长篇大论难得多。如果让别人来重写这篇白皮书，恐怕得写上 90 页。</p>\n<p>Chamath：向你介绍比特币的那位朋友是谁？是你当时的同事，还是在上海结识的朋友？</p>\n<p>CZ：是我的一个朋友，叫曹大容（Ron Cao）。我们没有业务往来，他当时是光速创投（Light Speed Ventures）中国的董事总经理。我们常在一起玩扑克牌，那是那种小赌怡情的私宅牌局，参与者要么是正在打拼的创业者，要么是风险投资人。</p>\n<p>在一次牌局上，大容建议我关注比特币。随后我们进行了深入交流，当时还在<a href=\"https://laohu8.com/S/WMT\">沃尔玛</a>工作的李启元（Bobby Lee）也准备辞职去担任比特币中国（BTCZ）的 CEO。</p>\n<p>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大容代表光速创投投资了 BTCZ。那是 2013 年 7 月。看到他们两人对此如此严肃对待，我第二天便约了 Bobby 吃午饭。Bobby 建议我将净资产的 10% 投入比特币，他的理由是：即便归零，你只损失 10%；但如果涨了 10 倍，你的净资产就能翻倍。这听起来非常有说服力。于是我开始钻研，直到 2013 年底我才彻底确信其价值。但尴尬的是，比特币在 2013 年半年内从 70 美元飙升到了 1000 美元。</p>\n<p>Chamath：眼睁睁看着它涨了 15 倍，你当时是什么心情？</p>\n<p>CZ：我觉得自己错过了最佳时机。因为在比特币行业，无论你何时入场，你永远会觉得自己来晚了，因为你接触到的每个人似乎都比你早。</p>\n<p>Chamath：在你钻研期间，有可以交流的圈子吗？</p>\n<p>CZ：上海当时有一个非常小的社区。我当时几乎和世界上任何愿意聊比特币的人沟通。我在台湾也有几个在<a href=\"https://laohu8.com/S/TSM\">台积电</a>工作的朋友，他们当时正辞职尝试开发比特币矿机芯片。此外还有一些矿工，比如圈内人称“七彩神仙鱼”（毛世行）的大佬，他是 F2Pool 鱼池的创始人。</p>\n<p>他们当时在杭州，我们会约在上海见面交流。最关键的转折点是 2013 年 12 月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比特币大会。我飞过去见到了行业内的所有人。</p>\n<p>那是一场只有 200 人的小型会议，Vitalik（以太坊创始人）、查理·李（莱特币创始人）等如今的巨头当时都在场。当时正值“丝绸之路”网站被查，媒体渲染比特币只是毒枭的工具。但在会议现场，我看到的是一群非常有礼貌的技术极客和年轻人。当你和 Vitalik 交流时，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单纯、善良的人。</p>\n<p>Chamath：你做这些事的时候还在原来的公司任职吗？你直接告诉合伙人要去拉斯维加斯玩几天？</p>\n<p>CZ：是的。回来后，我向合伙人建议公司应该开发比特币支付系统。当时 Bitpay 刚刚完成了 400 万美元的融资，是行业内的领头羊。</p>\n<p>Chamath：提到 Bitpay，我有个很有趣的亲身经历。我当时急于证明比特币的交易能力，在 2012 或 2013 年，我通过 Bitpay 用比特币买了一辆路虎。按现在的币价折算，那辆车大概价值 9000 万美元。更离谱的是，我还用比特币在塔霍湖买了一块地，只是为了证明房地产交易的可行性。现在回想起来，那块地相当于 10 亿美元。</p>\n<p>CZ：账不能这么算。即便你当时不用比特币，你也会用等额的现金去买。而那笔现金本可以用来买入更多的比特币。这本质上是心理账户的问题。</p>\n<p>Chamath：回到正题，你向合伙人提议做 Bitpay 的竞品，他们显然无法理解。那时你买入比特币了吗？</p>\n<p>CZ：当时我只买了一个币试试。</p>\n<h2>全仓押注加密行业</h2>\n<p>Chamath：那后来呢？</p>\n<p>CZ：我告诉合伙人们，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大机遇。我这辈子见证了三个底层的技术变革：互联网（当时我太年轻没能深度参与）、比特币，以及后来的 AI。当时我 36 岁，我不想再错过比特币。我决定辞职全身心投入这个行业。</p>\n<p>为了筹集资金，我决定卖掉上海的房产。卖房花了几个月时间，最终卖了约 90 万美元。我全家搬到了东京的租住房里，我则频繁往返于上海和东京之间。房款是分批到账的。第一笔资金到账时币价是 800 美元，随后一路下跌。我在 600 美元、400 美元的时候持续补仓，最终持仓均价大约在 600 美元左右。</p>\n<p>Chamath：房款全换成了比特币，但你当时还没有工作。</p>\n<p>CZ：我同时在找工作，而且目标非常明确，只看比特币行业。从我决定辞职到敲定新工作，只花了不到三周时间。</p>\n<p>Chamath：谁雇用了你？</p>\n<p>CZ：起初我和 BTCZ 的 Bobby 谈过，他想招募我。但随后 Blockchain.info（现在的 Blockchain.com）的 Roger Ver 找到了我。当时他们团队只有三个人：创始人 Ben Reeves、刚入职的 CEO Nicholas Cary，我是第三个。</p>\n<p>我担任技术副总裁（<a href=\"https://laohu8.com/S/VP..UK\">VP</a> of Engineering）。我飞往英国伦敦北部的约克工作了一段时间。但那段经历并不顺利，团队扩张到 18 人后，新任 CFO Peter Smith 为了融资调整了管理架构，导致公司文化发生剧剧变。很多开发人员包括我都选择了离开。我在那里只待了大约六七个月，虽然时间不长，但那段经历让我受益匪浅。</p>\n<p>Chamath：学会哪些事千万别做。</p>\n<p>CZ：也算是。加入 Blockchain.info 时，Ben Reeves 就说过，你看，我们没有公司、没有办公室，所有人都远程办公；我们用比特币给每个人发工资。这些做法让我学到不少东西。直到今天，这种理念在 Binance 内部仍然被大量采用。</p>\n<p>我学到的另一点是，当时 Blockchain.info 是行业里最大的用户平台之一，钱包数量大约有 200 万，甚至一度超过 <a href=\"https://laohu8.com/S/COIN\">Coinbase</a>。</p>\n<p>可他们几乎没有所谓市场部打法，整个营销基本就靠 BitcoinTalk.org 上的一条帖子。帖子长达 150 页，Ben Reeves 就在里面不断回复、持续互动，平台用户就这样一路增长到 200 万。那让我意识到，只要方法得当，靠很“游击式”的营销也能做出规模。我从那家公司学到了很多，但后来企业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适合我，我就离开了。之后是何一把我招进了 OKCoin。</p>\n<p>Chamath：做开发？</p>\n<p>CZ：做 CTO。这个过程中，我觉得 BTC China 又帮了我一次。因为我离开后又在找工作，何一正好在跟我聊这件事，Bobby Lee 听说后也联系了我。那时候 OKCoin 开出的条件是 5% 的股权；随后 BTC China 过来直接给到 10%。结果 OKCoin 在三小时内就把条件追平了。</p>\n<p>我当时在上海和北京之间犹豫，最后决定去北京加入 OKCoin。那会儿何一自己只有 1% 的股权，他招我进去，某种意义上是希望我成为更重要的合伙人——承担更大的业务责任。我在 OKCoin 待了大概八个月，但同样没有坚持太久。</p>\n<p>Chamath：为什么？</p>\n<p>CZ：主要还是文化和价值观的不一致，有些做法我无法认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他们做活动、做手续费折扣宣传时，广告写得像是人人都能享受，但实际上你得主动去申请才会给你，并不是自动生效，类似这种细节让我不舒服。于是到 2015 年初，我决定离开。大致就是这样，主要是在 2014 年那几个月，延续到 2015 年初。</p>\n<h2>为何创立 Binance？</h2>\n<p>Chamath：那后来怎么就做了 Binance？</p>\n<p>CZ：2015 年，我和几个以前的同事决定在日本东京做一家比特币交易平台。因为那是 Mt. Gox 事件之后一年，日本市场出现了明显的真空。</p>\n<p>就在我决定离开 OKCoin 的同一天，有两位开发者找到我，他们也刚好各自辞职。我说那不如我们三个人一起做点事。我们当时约定我来当 CEO、拿更多股权，负责融资；我用自己的积蓄给两位开发者发工资，而我自己不拿薪水。</p>\n<p>我们很快做出一个演示版本，下载了一个开源交易平台系统，把界面稍微改得更好看一些。</p>\n<p>Chamath：所以 Binance 就是从套开源项目开始的？</p>\n<p>CZ：不是（笑）。那还在 Binance 之前，我们也没有对外这么说。我当时非常坦诚，这个 Demo 只是我们两三天内赶出来的概念验证，用来展示方向，不是最终产品。</p>\n<p>另外，我们写了一个脚本去抓取 Bitfinex 的行情数据。Bitfinex 当时是大型交易平台之一，我们相当于复刻了它的订单簿，让界面上不断闪动成交、看起来很活跃，投资人看到后会觉得技术很强。</p>\n<p>但更关键的是，他们提问时，我能把问题讲得很深，比如如何把撮合做快、如何做内存撮合引擎、数据库结构怎么设计等等，这些都是我之前积累下来的。</p>\n<p>Chamath：也就是你把你学到的那些内存撮合、数据库全都讲出来了。</p>\n<p>CZ：对。我能深入回答他们的技术问题，所以他们相信这不只是一个好看的 Demo。但他们也指出你们在日本做交易平台不一定能成功，你不会日语。于是他们建议为什么不把这套交易系统卖给别的交易平台？因为很多日本交易平台的技术并不强。</p>\n<p>我觉得可行，就去谈了几家。大概两周后，我们就和其中一家签了合同，对方以 36 万美元买下这套系统，先付了 18 万美元的首付款。那笔钱足够让我不再用个人存款发工资，我当然松了一口气。于是我们从做自己的交易平台转向做交易系统供应商。</p>\n<p>Chamath：也就是卖软件。</p>\n<p>CZ：对，卖软件。到 2015 年 7 月，有一批中国公司也找上门来，说他们也想买系统。</p>\n<p>Chamath：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但这段经历太惊人了。很多创业故事里，当别人问“你公司做得怎么样、值多少钱”时，大家总会<a href=\"https://laohu8.com/S/00992\">联想</a>到那种“灵光一现、命中注定”的传奇。</p>\n<p>比如 Binance 现在大概是 2000 亿美元级别，很多人以为这种公司一定有个特别炸裂的起点。可你的经历更像真实创业：一路摸索、学习、试错、迭代，路径并不直观，直到某个时刻才发生催化。即便如此，你当时做的也不是一个终局形态，而是在做授权、做服务。很多人误解了创业的本质，它更多是韧性，是把苦活累活一遍遍做下去的耐力。</p>\n<p>CZ：完全同意。很多人会把创业浪漫化，觉得一开始就天降灵感。</p>\n<p>Chamath：像 <a href=\"https://laohu8.com/S/META\">Facebook</a> 的故事，大学里随手一写，突然就百万用户。</p>\n<p>CZ：是的，Facebook、<a href=\"https://laohu8.com/S/MSFT\">微软</a>、<a href=\"https://laohu8.com/S/GOOG\">谷歌</a>这类故事最容易被传播，车库、宿舍、从零到一飞起来。</p>\n<p>Chamath：但现实里，尤其是金融、或者像<a href=\"https://laohu8.com/S/TSLA\">特斯拉</a>这种公司，更多是漫长的苦战。</p>\n<p>CZ：没错，是持续的苦战。你得反复尝试很多方向，开始时根本看不出哪条路<a href=\"https://laohu8.com/S/688219\">会通</a>。那三家更像是极少数从第一天就对了的例外，但它们塑造了大众对创业的想象。事实上，99% 甚至 99.9% 的成功公司都不是那种路径。</p>\n<p>所以回到我们当时，软件授权这门生意做得不错，我们一共服务了大概 30 家交易平台客户。</p>\n<p>Chamath：等等，真的假的？</p>\n<p>CZ：真的，持续了两年左右。两年里我们签了很多客户，那其实是个数百万美元级的授权业务。它也可以算 SaaS，我们称之为“Exchange as a Service”，按月收固定服务费。业务非常稳定，每增加一个客户，收入就台阶式上升。这其实是个很好的商业模式。</p>\n<p>但到了 2017 年 3 月，中国政府关停了我们的大部分客户。到 5 月，我们发现必须转型。</p>\n<p>Chamath：但他们没有直接影响你们，因为你们只是软件供应商。</p>\n<p>CZ：对，我们只是软件供应商，不运营交易平台，不触碰业务本身。但问题是客户没了，业务就没了。所以 4 月、5 月我们一直在想怎么转型。</p>\n<p>那段时间也发生了很多尝试，比如有三位跟着我干的同事想做一个 Poloniex 的复制版，Poloniex 当时是最大的交易平台之一。我说我们手上有现金，可以投；但三天后，他们又想做链上聊天室、链上交易那类软件，我就觉得不值得再投。</p>\n<p>最后我说，既然我们已经有交易系统，为什么不自己做一个只做币币交易的交易平台？系统需要做些定制，但基础都在。于是 5 月底我们定了，重新做交易平台，做纯币币交易。</p>\n<p>Chamath：当时团队多大？</p>\n<p>CZ：20 人左右，技术人员齐全，但几乎没有市场团队，因为我们原先是 B2B，主要靠销售。我们只有两个销售加上我。决定转型后，我们说那就自己跑起来：做一家币币交易平台。</p>\n<p>然后 6 月 1 日到 6 月 10 日，BTC-e 的联合创始人 Vinnik，在中国做了一次 IC0，10 天募了 1500 万美元。我看到后非常震惊，他只有一份白皮书和一个网站，没有产品、什么都没有，就能募到 1500 万。那我想如果他能做到，我也许也能做到。</p>\n<p>Chamath：你需要的是冒险资金。你在想如果我拿到 1500 万，就能扩建团队、投入营销，让公司走上增长曲线，也不用那么焦虑于现金流压力。</p>\n<p>CZ：对。我们最初确实是打算走 VC 融资，但看到那件事之后我意识到 IC0 的效率太高了。2017 年 6 月中旬我去参加一个大会，所有人都在谈 IC0，大家都对我说：“CZ，你必须做 IC0。”</p>\n<p>6 月 14 日左右，我就下决心把团队叫到一起，我们要做 IC0，马上写白皮书。</p>\n<p>Chamath：那时你在比特币圈或加密圈里已经有名气了吗？不管是在中国、日本，还是别的地方？</p>\n<p>CZ：有一点。在 Blockchain.info 时，我就已经被不少人认识了。Blockchain.info 当时是最受欢迎的平台；OKCoin 我又是 CTO，在社交媒体上也比较活跃，同时还负责他们的国际市场，主要是非中文市场，因为团队里几乎没人英语比我好，尽管我的英语也谈不上多好。所以我在圈子里算是有一点知名度，大家多少知道我是谁。</p>\n<p>Chamath：因为要做 IC0，你多少得有点名气或履历背书，对吧？</p>\n<p>CZ：是的。这也是早进入行业的优势，那时候参加几场会议，参会者可能也就两百人。第一次去，大家还不认识你；第二次再去，就开始有人记得你；第三次去，别人就会把你当成圈内人士，甚至认为你是专家。那段时间我确实积累了一点口碑。</p>\n<p>我当时也注意到，在中国做那次 IC0 的那个人 Vinnik，在国内很有名，但在国际上知名度不高；而我在国内外都多少有一些曝光。因此我判断我大概率也能做一场 IC0，融到差不多的规模。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确实做到了。</p>\n<p>Chamath：我一直搞不清楚，到今天也一样，你们那次 IC0 的买家究竟是谁。</p>\n<p>CZ：坦白说，我直到今天也很难给出一个完全精确的画像。</p>\n<p>Chamath：中国人？日本人？还是来自全球各地、早就认识你的人？或者是因为你们白皮书写得特别好？</p>\n<p>CZ：从投资者构成来看，可能 80% 到 90% 都是中国人，也有一部分国际投资者参与。数据大致显示，那次 IC0 约有 2 万人认购。</p>\n<p>Chamath：两万人？</p>\n<p>CZ：对，约两万人。对一个全新品牌来说，真正的背书其实也就只有两点：少数人认识我，以及我们把事情讲清楚了。</p>\n<p>Chamath：所以即便中国当时把交易平台清出市场，IC0 依然被允许？</p>\n<p>CZ：需要澄清一下，那时候 IC0 还没有被明确禁止。</p>\n<p>Chamath：对，当时还没禁，但也谈不上被允许。</p>\n<p>CZ：严格说，是未被批准，处于灰色地带。再补充一个关键背景，我们当时服务的交易平台客户，主要是“法币交易平台”，并非纯加密交易平台。加密交易平台并不是 3 月被叫停的，而是在我们启动之后才在 9 月迎来监管重拳。我们说的这段时间大概是 2017 年 6、7 月。</p>\n<p>Chamath：你当时几乎是在监管缝隙里穿针引线。</p>\n<p>CZ：确实如此。但我们并不知道政策会在之后落下，只是基于当时的现实做决策。</p>\n<p>Chamath：那你们当时卖掉了公司多少股权？</p>\n<p>CZ：我们没有出售股权。我们发行的是代币，不涉及任何股权安排。我们发行了一个新代币 BNB，直到今天它仍然存在。我们当时的计划是售出 60% 的代币，募集约 1500 万美元。当然，募集是以比特币等加密资产计价与结算。</p>\n<p>Chamath：你们最初为 BNB 设计的代币经济模型是什么？</p>\n<p>CZ：我们提出了若干用途，但最核心、也最能快速落地的一条是持有 BNB 的用户，在未来交易平台上线后进行交易可以获得 50% 的手续费折扣，这是最直接的价值承诺。我们同时也提到它未来会演化出自己的链，形成一个更完整的生态系统，大概就是三四个主要方向。</p>\n<p>Chamath：那你们当时一定很兴奋，募集到 1500 万美元，马上就能把交易平台做起来。可 9 月政策下来，交易平台本身在中国被禁止了，你们怎么办？</p>\n<p>CZ：2017 年 9 月 4 日，中国政府多个部门联合发布文件：第一，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不再允许在中国运营；第二，IC0 也不再允许；第三，挖矿同样被禁止。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迁出中国。</p>\n<p>当时中国仍是重要市场，大约贡献了 30% 左右的用户，但我们还有约 70% 的用户来自全球其他地区。我们判断即便失去那 30%，业务仍可以生存，甚至仍有不错的增长空间，于是我提出把团队搬到东京。</p>\n<p>Chamath：你很喜欢东京。</p>\n<p>CZ：我对日本并不陌生，至少不是第一次适应一种新文化。</p>\n<p>Chamath：而且那时你也会说日语了。</p>\n<p>CZ：会一点点，属于打车级别的日语：会说谢谢、辛苦了、餐厅点菜能看懂一些；寿司的名字我大多能叫出来。大致就是这个水平。但关键在于东京对我而言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那时我们大概 30 人左右，于是决定整体搬迁。</p>\n<p>Chamath：所有人都搬了？</p>\n<p>CZ：几乎全部。那是八年前，团队里只有一两个人已婚，几乎没人有孩子，所以迁移成本相对低。大家收拾行李就走了。我记得有个产品经理哭了，因为她男朋友还在中国。但她最终还是跟着团队去了东京，后来也和那位男朋友结了婚，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很不可思议。</p>\n<p>总之，我们搬到东京之后，平台仍然持续增长。</p>\n<p>Chamath：你们最初上线 Binance 时，是一炮而红吗？还是需要花很多力气去找 PMF？早期的病毒传播是怎么发生的？流动性又是怎么建立起来的？</p>\n<p>CZ：我会说产品增长得不错，但代币价格一度跌破 IC0 价格，跌幅大约 30% 到 40%，大概三周后才恢复。至于 PMF，当时加密市场仍然很热，我们做的是币币交易平台，这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因此需求本身已经存在。</p>\n<p>Chamath：那 IC0 就很关键了，大家持有代币，能享受交易手续费折扣，所以会优先选择 Binance，对吗？但你们的系统架构是不是也明显更好？速度更快、稳定性更强？</p>\n<p>CZ：是的，系统性能确实显著更优。那时候甚至不需要复杂对比，只凭直观体验就能看出来，在 Binance 下单、撮合的速度明显快过竞争对手，整个交易系统的性能优势非常突出。</p>\n<p>Chamath：2017 年你们主要在和哪些平台竞争？</p>\n<p>CZ：当时 Poloniex、Bittrex 是最大的两家。中国市场上还有火币、OKCoin 等，西方市场则有 Coinbase。Gemini 那时候还没起来，是后来才出现的。Bitstamp、Bitfinex 当时也在，但现在相对小很多。</p>\n<p>Chamath：那时候你已经接近 40 岁了，这件事真的开始跑起来，你怎么消化这种成功？你会不会对自己说这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真的吗？</p>\n<p>CZ：确实有一些非常不真实的时刻。比如财务同事跟我说，我们这段时间的收入大概是几百个比特币，我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我们真的赚到这么多？你确定吗？对方说确定。于是我们反复核对、三次核对，还是同一个结果，那种感觉非常震撼。</p>\n<p>还有一段时间是 BNB 在恢复价格的那三周，BNB 我们 IC0 定价大概是 0.10 美元，跌到 0.06 美元左右；随后又开始反弹。那一阵子几乎是睡一觉醒来涨 20%，开个会回来又涨 20%，甚至去趟洗手间回来也像又涨了一截。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但节奏确实快得令人眩晕。</p>\n<p>Chamath：那种时候你很快就会意识到，等一下，我好像变得很有钱了。</p>\n<p>CZ：财富感的冲击来得更晚一些。大概在 2018 年初，过了六七个月，Forbes 把我放上了封面。那一刻我才真正开始意识到，也许事情已经完全不同了。</p>\n<p>Chamath：他们当时怎么联系到你，要做封面？</p>\n<p>CZ：我其实也不太清楚具体过程。Forbes 当时在做一期加密主题特刊，找了很多圈内人。他们通过我们的公关团队联系，当时 PR 团队大概四五个人，说想给我做专访、拍摄。</p>\n<p>我一开始并不想去，但团队认为作为一个新品牌，Forbes 的曝光可以显著提升认知度，我就同意了。拍摄那次也是我第一次化妆、第一次上镜做那种正式棚拍。</p>\n<p>Chamath：钱对你意味着什么？别误会，但你是在中年之后才变富的。到了四十多岁，钱还重要吗？</p>\n<p>CZ：钱当然重要，但不是全部。对我来说，有几件事起到了作用：</p>\n<p>第一，我确实年纪不小了。四十多岁的人，不太会像二十岁那样追逐豪车、派对或炫耀性的消费，我对那些不感兴趣。</p>\n<p>第二，我的性格相对稳定，不太容易因外部变化而大起大落。</p>\n<p>第三，财富增长对我来说并不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几乎是从刚刚实现一点财务宽裕，直接跳到登上封面、别人说你可能是亿万富翁。但当我打开自己的钱包，数字之外的生活并没有立刻发生什么变化。有人跟我说“你可能已经是亿万富翁”，我反而会想真的吗？为什么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p>\n<p>甚至在我们从中国搬去日本的那段时间，我还在订经济舱红眼航班。后来有人提醒我应该升到商务舱，这样能躺下睡觉，我才意识到习惯并不会因为财富骤增而自动改变。</p>\n<p>如果一个人是阶梯式变富，从 100 万到 1000 万，可能会买车；到 2 亿可能会买游艇，他会逐步形成一套消费与身份习惯。但我没有经历那样的阶梯过程，所以很多富人的习惯并没有在我身上长出来。</p>\n<p>Chamath：那现在呢？有时候你是亿万富翁，有时候甚至是“百亿级”，这些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p>\n<p>CZ：对我而言，意义并不大。我觉得钱大致有两层意义：</p>\n<p>第一，保障基本生活：食物、住所、安全感。坦白说，实现这一点所需的金额并不高。人们常常会把生活复杂化，但基础需求并不昂贵。就这层意义来说，我当然早就具备了。我生活得很舒适，但并不奢华。</p>\n<p>第二，至于更富带来的变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比如我现在住的房子，客厅每隔一段时间还会漏水，因为房子很旧。外界可能以为我住得极其豪华，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住的是一个尺寸合适、位置便利、满足家庭需要的房子。它并不新，也不讲究排场，只是功能上合适。东西坏了就修，仅此而已。漏水这种事一个月前还发生过。</p>\n<p>Chamath：这说明你务实？还是说你本身不太会被这些东西打动？</p>\n<p>CZ：我更看重功能。能解决问题、能正常运转，我就满意。我不太在意装饰、风格、颜色，也不在意闪耀的金色或类似符号性的东西。只要它好用，就够了。</p>\n<p>Chamath：你会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吗？</p>\n<p>CZ：不太会。我清楚自己的弱点，也学会了如何与之相处，我希望自己不是一个过度自负的人。</p>\n<p>Chamath：说起来可能有些傲慢，但我确实是这两年才开始真正了解你。我看了你从 2010 年代末到 2020 年代初的视频，我最直接的反应，因为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挣扎，即自卑感与自负之间的拉锯。我当时想：天哪，这个人表现得极其冷静。看来你的情绪调节能力极强，且非常有自省意识。</p>\n<p>CZ：他人的情绪起伏可能很大，表现为极度的喜悦或悲伤。我同样会感到快乐或忧虑，但我的波动范围更窄。</p>\n<p>Chamath：这种特质让你在很多方面都能游刃有余。这意味着当你正埋头解决某个难题时，所谓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幻的，因为外人并不知道你付出的艰辛，也没人真正关心那些枯燥的苦劳。</p>\n<p>人们倾向于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评判事物，比如指着某样东西感叹：“哇，看你拥有的一切。”确实如此。如果你一直埋头苦干而没有时间享受，其实没有人能真正理解那种状态。</p>\n<p>CZ：没错，确实是这样。</p>\n<p>Chamath：好，我们聊聊 Binance 的起步。你推出了这个平台，它发展得极其迅猛，但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你是否觉得自己在某个阶段曾过度沉迷于这种增长？</p>\n<p>CZ：我不会说我沉迷于增长，但我确实沉迷于工作。事实上，工作本身带给我极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p>\n<p>Chamath：那时你典型的一天是怎样的？你主要在忙些什么？</p>\n<p>CZ：我每天基本上要处理 20 多场会议，包括预定的电话会议或正式会谈，此外还有各种琐碎事务，还要在 Twitter 上回复用户等等。但这让我感到非常有意义，因为其中蕴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就感。这种感觉并非来自金钱或增长规模。</p>\n<p>Chamath：是什么呢？在你执掌 Binance 期间，你是如何衡量的？有些人会死盯着滞后指标，比如营收，但营收和利润其实是六个月甚至一年前工作的滞后体现。你最看重的领先指标是什么？你真正关心的、能反映系统健康状况的<a href=\"https://laohu8.com/S/PII\">北极星</a>是什么？</p>\n<p>CZ：我认为核心指标是日活跃用户数，不是交易量，也不是营收。</p>\n<p>Chamath：为什么是日活，而不是其他指标？</p>\n<p>CZ：这是核心所在。我认为只要你持续服务于更多用户，你就在为他们创造价值。我坚信，当人们愿意使用一个产品时，它才是有价值的。因此，使用的人越多，即便营收为零，产品依然具备价值。</p>\n<p>任何产品都是如此，受众越广，价值越高，这就是我的哲学。相比之下，你可以为了短期利益去优化营收或利润，但那样可能会丧失长期增长的潜力。我始终相信，从长远来看，如果平台拥有庞大的用户群，那就是价值所在——这不仅是为你自己创造价值，也是为用户创造价值。</p>\n<p>人们选择使用你的平台，是因为这能为他们带来价值。所以，这是我的“北极星指标”。除此之外，意识到有数以亿计的人在使用我们的服务并从中获益，这本身也极具意义。我的观点是，如果用户愿意支付手续费，那一定是因为我们提供了相应的价值。</p>\n<p>Chamath：但日活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些活跃用户中可能包含不法分子。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这可能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并必须严肃对待的？</p>\n<p>CZ：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时间点，那是 2018 年的元旦。当时 Binance 成立仅五个月左右，我们规模已经很大，是全球排名第一的交易平台了。当时，一名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联系了我，他发来邮件请求我们协助追踪一些黑客，这些黑客可能转移了 Ether Delta 被盗事件的资金。</p>\n<p>Ether Delta 是 2017 年的一家去中心化交易平台，因遭遇黑客攻击而倒闭。那是美国政府官员第一次联系我们，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们团队中没有人具备与执法部门对接的经验。于是，我召集了几个伙伴商量：“我们要怎么帮他？”</p>\n<p>随后，我们在核实其身份后，提供了他所需的信息。事后他向我们表达了感谢。我当时问他：“Joseph，你能否推荐一些具备对接执法部门经验的人才，以便我们将来聘用？”他确实推荐了一位，但那人当时在美国，而我们那时还没有美国实体，无法在当地雇佣员工，所以只能作罢。但就在那年的元旦，我意识到这种情况未来会频繁发生。</p>\n<p>Chamath：在那一刻你意识到，随着用户基数的扩大，这种事是不可避免的。</p>\n<p>CZ：是的，这是必然的。</p>\n<p>Chamath：即便是在用户量激增的情况下。</p>\n<p>CZ：就在那天，我意识到我们必须聘请有执法部门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士。</p>\n<p>Chamath：那么你后来做了什么？</p>\n<p>CZ：我们最终确实聘请了更多这方面的专业人才。</p>\n<p>Chamath：显然，你个人不会去监控每一笔交易，所以你无法察觉所有细节。但如果我们快进到后来，拜登政府对你提出的指控核心在于，像哈马斯或其他组织在利用 Binance 进行交易，而你们的监管措施不足。</p>\n<p>CZ：关于这一点，受限于法律协议及辩诉程序等因素，我对于能说什么和不能说什么有严格的法律限制。我虽不是律师，但我会尽量避免触及这些敏感话题。不过从宏观角度来看，我想说拜登政府整体上对加密货币行业是相当敌视的，他们甚至公开向加密货币宣战。因此，看到新一届政府的态度发生了 180 度的转变，我认为这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件好事。我并不想单纯指责前任政府，但我觉得他们当时确实未能理解这个行业。</p>\n<p>Chamath：你认为他们为何表现得如此敌视？</p>\n<p>CZ：源于对新生事物的恐惧，就这么简单。我想在他们的认知里，在某种程度上是想保护现有的金融体系、银行及相关利益方免受冲击。此外，这些传统行业可能也进行了大量的游说活动，从而洗脑或影响了决策者的思维。这是人性使然，虽然并不<a href=\"https://laohu8.com/S/LI\">理想</a>，但可以理解。</p>\n<p>Chamath：你经营着交易平台，生意蒸蒸日上。从 2018 年到 2020 年，你逐渐步入巅峰。最终，你决定开设一个美国实体。</p>\n<p>CZ：是的，我们在 2019 年开设了 Binance.US。</p>\n<p>Chamath：你当时为什么觉得有必要这样做？</p>\n<p>CZ：2019 年当时有一些新闻，用我这个门外汉的话说，美国政府正在追击 BitMEX。当时 BitMEX 以及 Bitfinex 的负面消息频出。我记得波兰政府冻结了他们大约 6 到 8 亿美元的资产，而当时他们的市值也才 40 亿美元左右，这是一笔巨款。</p>\n<p>随后，美国政府起诉他们储备金不足。看到这些新闻后，我们意识到美国政府开始关注这个行业，我们最好进行注册。同样，我咨询了许多有法律背景的朋友，普遍的共识是我们应该以合规注册的方式在美国运营。于是在 2019 年，我们注册了 Binance.US，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拥有独立的部署系统、撮合引擎和流动性池。从成立第一天起，Binance.US 就一直处于监管之下。</p>\n<p>Chamath：2019 年到 2021 年间，一切运行基本顺遂。</p>\n<p>CZ：总体来说，是的。</p>\n<h2>FTX 事件始末：与 SBF 的关系及其崩盘</h2>\n<p>Chamath：随后你开始看到其他竞争对手异军突起，比如 SBF 和他的 FTX 势头极其强劲。跟我聊聊那段经历，你是怎么认识他的？</p>\n<p>CZ：我们在某个阶段曾持有他们 20% 的股份，但一年后就退出了，并没有持有太久。</p>\n<p>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在 2019 年 1 月，在 Binance 于新加坡组织的会议上。我记得当时 FTX 甚至还没成立。Sam Bankman-Fried（SBF）当时还在经营 Alameda Research。他们在圣淘沙的新加坡水族馆举办了一场酒会，还安排潜水员在鱼缸里举着标语。</p>\n<p>当时他们是 Binance 的 VIP 客户，交易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很友好，那是 2019 年 1 月的事。几个月后，他们找到我们，表示想建立一个期货平台。他们提出了一个合资方案，具体细节我记不清了，但我记得他们提议的分成比例是 60/40，我们占大头。</p>\n<p>我当时考虑过还价，毕竟用户都在我们手里，他们当时还一无所有。我甚至想过提出 95/5 的分成，但我觉得那样不太礼貌。毕竟他们依然是我们的重要交易者和 VIP 客户，所以我们拒绝了那个提议。</p>\n<p>Chamath：因为他们曾是流动性池中至关重要的一环。</p>\n<p>CZ：在社交层面上我们并无太多交集，他们当时是平台的大客户。但你要知道，当时的 Binance 也还很年轻，并非深耕多年的老牌机构，可能也就成立了半年到一年左右。后来在夏季，他们带着更好的方案再次找到我，但我拒绝了。到了 11 月，他们第三次尝试合作。那时 FTX 已经上线并有了一定的交易量，他们提议我们可以按这个价格转让 20% 的股权给你。</p>\n<p>”那次交易涉及代币交换，即 BNB 与 FTT 的互换，我们也因此持有了一些早期的 FTT。当时 BNB 的流动性远高于 FTT。然而，交易达成后不久，我就开始从朋友口中听到 SBF 在华盛顿政界和美国各处散布关于我们的负面言论。我当时觉得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p>\n<p>此外，他们还做了一些令人恼火的事，比如开出 5 倍的薪水，从我们这里挖走了两名能接触到 VIP 数据库的客户经理。其中一名员工离职后，我心想，如果我们为了留住她而加薪，那就意味着要给所有人加薪 5 倍，这显然不可行，于是她便入职了 FTX。但在她入职的第二天，我们的 VIP 客户就开始接到他们的电话，宣称在 FTX 交易可以获得更优惠的费率。</p>\n<p>于是我致电 SBF 说：“你能不能停止这种行为？我们还是你们的股东。”与此同时，他表面上还会客气地问：“CZ，我们能不能在加密货币活动上一起参加个圆桌论坛？”作为投资者，我本想帮他们做推广。事实上，我真心希望行业内能有多个成功的交易平台并存，这样我们就不会总是成为被针对的目标。但事与愿违，我不断听到他在背后中伤我们的消息。</p>\n<p>到了 2021 年初，由于他们宣称要以 320 亿美元的估值融资，我们便决定退出。根据投资条款，我们对未来的融资轮次拥有否决权，如果想阻碍他们，我们完全可以动用这项权利。但我不想以此为难他们，我想的是，既然如此，不如直接退出，大家在市场上公平竞争。</p>\n<p>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交易在 2021 年 7 月最终敲定并完成了转账，这比他们最终爆发危机早了整整一年半。在那时，没人能预料到后来的崩盘。</p>\n<p>Chamath：没错。当时有传言说，他们的许多问题是在你出售股份后才开始的，且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你现在的这番话有力地反驳了那种说法。</p>\n<p>CZ：那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由于业务上的竞争关系，尽管我们曾是股东，但我从未要求查阅他们的财务报表，从未开口问过。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投资者，投资后从不干预对方的经营。况且大家在期货平台上存在竞争，所以我也刻意保持距离，让他们自行发展。</p>\n<p>Chamath：FTX 倒闭后，人们讨论最多的几点，一是赔付方案对部分持有现金的债权人而言并非最优；二是这些资产在后期的估值问题。回顾这一切，你认为这反映了行业的什么现状？</p>\n<p>CZ：坦白说，我不了解破产清算的具体流程，也不清楚其是否公平，我只是在网上读到了一些说法。而且为了保持透明，我必须说明 FTX 的破产管理机构目前正与我们进行诉讼，他们试图追回一年半前我们退股时的那笔资金。因此，我目前能公开评论的内容非常有限。</p>\n<p>我确实听到一些中国用户抱怨无法获得赔付等问题。但据我所知，由于加密货币价格上涨，如果按美元计价，他们现在有足够的资产进行赔付；但如果用户当时持有的是加密货币，那他们本应获得更多，我不确定具体的交易细节。</p>\n<h2>直面拜登政府“反加密”的司法部</h2>\n<p>Chamath：Binance 的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复杂的？我是指与美国政府的关系。</p>\n<p>CZ：那是从 2021 到 2022 年间开始的，他们开始要求我们提供信息，而我们始终配合。但到了 2022 年底，形势变得愈发严峻。直到 2023 年初，情况变得明朗化，我们要么达成某种和解协议，要么就面临起诉。随后便进入了漫长的幕后谈判。</p>\n<p>Chamath：作为当事人，你如何应对这种压力？当你坐在会议室里，听到律师说“CZ，我想你可能会面临刑事起诉”时，那是种什么感觉？</p>\n<p>CZ：首先，我没有法律背景，所以我非常依赖专业人士的建议。那对我来说是最艰难的一段时期，因为我毫无经验。这种事，任何经历过一次的人都不会想再经历第二次。我聘请了一群顶尖律师，但如何管理这些律师其实很棘手。他们虽然专业，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专长和意见，而且每个人都想表现得自己是那个最有决策权的人。此外，律师的工作方式是极其细致且耗时的，毕竟他们是按小时计费。</p>\n<p>我并不是说他们不道德，他们确实想把工作做好，但往往会陷入各种细枝末节中，导致你感觉被拖向了无数个方向，那是我最苦恼的地方。我当时需要的是有人告诉我：“这就是你要关注的三件事，这就是我们要采取的策略。”由于我们的法律团队当时还很年轻，缺乏处理此类重大案件的经验，这让情况变得更为复杂。</p>\n<p>Chamath：当时你的团队都在哪里？</p>\n<p>CZ：我们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2023 年时，我大部分时间在迪拜。那段日子压力极大。我应对压力的方法是分析“最好”和“最坏”的情况。最好的情况： 支付罚款，签署延期起诉协议，事情告一段落。最坏的情况： 对方试图让你入狱。</p>\n<p>Chamath：那真的是最坏的情况吗？因为当时看来，类似案例往往只是缓刑。</p>\n<p>CZ：这确实是极端的风险。虽然之前没人因此入狱，但他们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还有另一种“最坏情况”：如果你选择死磕到底，拒绝协议，留在阿联酋（阿联酋与美国有引渡协议）。即便由于我拥有公民身份，被引渡的可能性极小，但我的旅行自由将受限。每当我跨越国境，即便那个国家没有引渡协议，也可能存在某种政治交易。那将是一种生活在恐惧中的状态。</p>\n<p>Chamath：而且如果两国是盟友，这还会导致政府间的关系变得复杂。</p>\n<p>CZ：没错，这会给阿联酋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我不希望给给予我公民身份的国家添麻烦。更糟的情况是，如果你不配合，他们起诉你并发布红色通缉令，那种生活是不堪设想的。</p>\n<p>Chamath：你是如何解决的？</p>\n<p>CZ：谈判过程极其艰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要和 12 到 20 名随时候命的律师开会，我们是在与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博弈。我的律师跟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从未见过他们在处理此类案件时表现得如此敌对。”</p>\n<p>Chamath：在某个时刻，你会对此感到麻木吗？还是会不断地反思，觉得“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p>\n<p>CZ：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有几个阶段非常难以跨越。在谈判中，当对方提出一些我们绝不能接受的条款时，你必须拒绝，即便对方寸步不让。随后会出现长达数周的“停滞期”。在那几周里，你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种感觉就像身处“炼狱”。你随时可能被起诉，因为你已经拒绝了他们的方案。在那段时间里，你必须在心理上做好最坏的打算：比如余生只能待在一个国家，必须极其小心。有趣的是，两周后，他们会主动回来询问：“我们可以重新开始谈判吗？”</p>\n<p>Chamath：你认为那两周里发生了什么？</p>\n<p>CZ：回想起来，我认为那是对方非常高明的谈判技巧，保持沉默。对于像我这样第一次经历这种事的人来说，这是在拿命在博弈，而对他们来说，这是日常工作。他们很聪明，知道两周是一个完美的博弈点。如果沉默时间太长，你就会适应那种极端压力下的生活，反而变得无所畏惧，等他们再回来时你可能依然会说“不”。他们非常擅长这种心理战。这种压力是无法习惯的，它对心理是极大的挑战。</p>\n<p>Chamath：你最终是如何说服自己接受这些最终协议条款的？</p>\n<p>CZ：经过多轮艰苦谈判，我们最终达成了共识。我接受了关于违反《银行保密法》的单一指控，其本质是“未能履行注册义务”，这虽然属于联邦罪行且性质严肃，但在历史上从未有人因此被判入狱。</p>\n<p>Chamath：这项指控听起来更具技术性。在美国媒体的认知中，普遍认为这涉及洗钱、教唆犯罪以及未能执行 KYC 与反洗钱。大众的认知与实际的法律指控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它们是等同的，还是相互独立的？</p>\n<p>CZ：我可以试着阐述一下我的理解。首先需要声明，我并非法律专业人士，这仅代表我作为外行人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第一层：违反《银行保密法》。这是最基础的一层，即未能履行注册义务。Binance 在未向美国相关监管机构注册为金融服务公司的情况下，为美国用户提供了服务。</p>\n<p>第二层：KYC 与 AML 程序不完备。即使公司未注册，也应具备完善的反洗钱程序。人们往往认为合规与否是非黑即白的，但现实中它关乎执行的力度、使用的系统以及投入的人力。</p>\n<p>第三层：明知且协助非法交易。这是更高层级的指控。如果反洗钱程序不严密，可能会漏掉不法分子，但这并不代表公司是故意协助。</p>\n<p>第四层：个人直接处理非法交易。例如查理·史瑞姆为“丝绸之路”处理交易的案例。我个人从未直接处理过任何交易，这完全不在我的业务范围内。</p>\n<p>最终达成的共识是：Binance 未能按规注册，且 KYC/AML 程序存在薄弱环节。对于这两点，我们愿意接受罚款并达成和解。在法律层面，仅凭这两项指控，无其他附加罪名而在美国历史上被判入狱的先例至今为零。然而，政府当时试图增加两项所谓的“加重处罚指控”（第 3 和第 4 层），声称我个人协助了非法交易。</p>\n<p>Chamath：他们能否指证具体的交易记录或证据？</p>\n<p>CZ：不能，他们拿不出证据。他们试图将公司层面发生的某些疏漏强加于我个人。法庭最终断然驳回了这两项加重指控。但在我前往美国之前，我们商定会在庭审中就此进行辩论。基于法律咨询，我当时认为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像 BitMEX 的 Arthur Hayes 那样，被判处六个月的居家监禁，而他的情节（直接接触客户）显然比我严重得多。因此我当时充满信心，认为前往美国解决问题是最佳选择。</p>\n<p>Chamath：所以你的策略是承认基础指控，并在法庭上驳回第 3、4 层指控。你抵达美国，进入法庭，随后发生了什么？</p>\n<p>CZ：细节非常多。第一天是进行认罪答辩，相关条款早已由双方庞大的律师团队反复推敲和润色。</p>\n<p>Chamath：顺便问一下，你当时住在哪里？家人陪在你身边吗？</p>\n<p>CZ：我住在西雅图市中心的一家酒店里。我的姐姐和母亲陪着我，但我没让孩子来，因为他们要上学。我的合伙人也有公司要管理，而我当时已不再负责 Binance 的运营，所以我不想让他分心。认罪答辩结束后，律师们开始就保释条件进行辩论。我的律师认为我应该被允许返回阿联酋等待三个月后的判决，政府则辩称我可能会潜逃，要求我滞留美国，但承诺不会限制我在美国境内的行动。</p>\n<p>最初，治安法官批准我返回阿联酋，但政府随即提起上诉。我的律师说，在他 40 年的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政府针对保释条件提起上诉。他认为这种做法表现得过于激进，可能会引起法庭反感，反而对我们有利。然而结果出人意料，两周后法庭裁定政府胜诉，我被迫滞留美国三个月。三个月期满后，政府又申请了三个月的延期。</p>\n<p>Chamath：在那六个月里，你见到孩子了吗？</p>\n<p>CZ：没有，我不想让他们看到这种场面。在那段时间里，我在美国境内旅行，或是住在姐姐家里，尽量让自己保持平和的心态。</p>\n<p>Chamath：2024 年 4 月 30 日是你的宣判日。</p>\n<p>CZ：是的。宣判前一周，政府提交了量刑建议，要求判处 36 个月监禁，这超出了所有法律指南建议上限的两倍。与此同时，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电视上再次向加密货币宣战，并致信司法部，信中充斥着对该行业的偏见。</p>\n<p>宣判那天，法官先是肯定了我的贡献和为人，但随后说出了那个转折词——但是。律师们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辩护，正是那次辩论，让政府试图强加给我的那两项核心指控被法庭彻底驳回。法官确认我并未接触过那些交易，也不知情。</p>\n<h2>联邦监狱内部生活是什么样？</h2>\n<p>Chamath：所以最终判决是四个月监禁，你当时作何反应？</p>\n<p>CZ：最初很难接受。我担心的不是四个月的时长，而是我的个人安全。宣判后，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称，我是“有史以来进入美国监狱最富有的人”。</p>\n<p>Chamath：媒体的这种报道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p>\n<p>CZ：完全正确。我的律师和监狱咨询师都警告我，如此高的知名度会让我成为监狱里勒索的首要目标。</p>\n<p>Chamath：什么是监狱咨询师？</p>\n<p>CZ：这是一个专门的行业，通常由前狱警或前典狱长组成。他们会教你监狱里的生存规则：比如如何生活，如何面对挑衅。他们告诉我，如果第一天有人表现得异常友好，千万不要接受他们的任何东西，因为这通常意味着未来要付出十倍的代价。我也咨询了一些曾入狱服刑的人。美国的监狱系统非常庞大，关押着 200 万人，政府每年在监狱上的投入甚至超过了教育。每个监狱都有自己的潜规则。我最终意识到，无论得到多少建议，我终究要独自去面对这一切。</p>\n<p>Chamath：你说你在 4 月 30 日被宣判。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服刑的？</p>\n<p>CZ：一般来说，被宣判之后，当事人并不会立刻知道自己会被送往哪里、进入哪一所监狱。法院通常会提出两项推荐意见，之后你会收到一封通知信。</p>\n<p>Chamath：也就是说，你可能当时还在酒店或其他地方，等到某个日期就必须去报到，按要求入狱。</p>\n<p>CZ：是的。但我的情况有些特殊，法官裁定我不需要接受任何形式的监管，这在同类案件中相当少见。因此我不需要按期去报到，只需要等待一封寄到我妹妹家的信——那是我向法院登记的联系地址。</p>\n<p>实际上，司法部在其申请中要求对我实施“预先羁押”，也就是在香港就将我控制并带走；我猜他们希望获得那张“押解照片”，用于公关宣传。</p>\n<p>但法官明确表示：他不构成风险，不存在潜逃风险，也不会危害社会，因此没有必要采取那种方式。法官还特别补充了一句：我不需要监管。后来我才知道，这在法律意义上很关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服刑结束后没有缓刑、没有假释，也无需接受任何监督。对我来说，这段经历里确实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法律细节。</p>\n<p>Chamath：那段时间你是怎么度过的？恐惧吗？有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事情？</p>\n<p>CZ：幸运的是，并没有出现特别糟糕的意外。整体体验当然非常痛苦，但没有遭受身体伤害，也没有卷入打斗，更没有遭遇真正意义上的勒索。入狱前，我的监狱顾问反复提醒我：进去之后不要加入任何帮派，尽量保持低调，独来独往，少说话，不要卷入纷争。但我走进监狱大门的第一分钟，一个狱警就对我说：“你需要一点保护。<a href=\"https://laohu8.com/S/601099\">太平洋</a>岛裔那边在招人，你可能想加入他们。”这句话是我刚跨过门槛就听到的。</p>\n<p>Chamath：他是对你说的？</p>\n<p>CZ：是的，我当时完全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入监的第一天流程极其繁琐：一系列手续、脱衣搜身……之后你会被带到你所属的监区。那里大概有 200 名囚犯：三排牢房，每排约 20 间，相对而立，有三层楼，底部是公共活动区。你走进去的一刻，几乎能感受到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你身上。</p>\n<p>后来我才意识到，监狱会按种族与族裔进行分组管理：华裔归华裔，白人归白人，黑人归黑人；拉丁裔、墨西哥裔、西语系人群也会归为一组。这样做反而能显著减少冲突，相近的文化与生活习惯更容易相处。</p>\n<p>比如穆斯林囚犯有固定礼拜时间和作息，也会被安排到更便于协调的组别。狱方事实上默许并鼓励这种分组，因为它能降低斗殴概率。而一旦组与组之间出现摩擦，首先会在组内层级里协调解决：如果你和其他组的人发生冲突，这就不再是个人矛盾，而是组与组的问题，会由各自的代表出面交涉。</p>\n<p>Chamath：听起来像工会代表。</p>\n<p>CZ：某种程度上很像。他们会坐下来协调，说“你先退一步，我们把问题解决掉”。这背后有一整套运行机制和层级结构。只不过我在进去之前完全不知道这些。</p>\n<p>我记得我刚到监区，一个看起来半华裔、半亚裔的人走过来对我说：“我叫 Chino，欢迎加入我们。”他用的词是“car”。我当场愣住：我应该握手吗？不握会不会出问题？这算不算被“拉入帮派”？当时脑子里一团乱。那个人其实是菲律宾与德国混血。由于亚裔人数不多，监狱往往把“看起来属于亚洲”的人都归到同一组，甚至会把原住民、太平洋岛民，包括夏威夷人也并入同一组。</p>\n<p>在那 200 人里，我们这个亚洲组只有 6 个人。我被关进的是低安全级别监狱，按我的案件性质，本应进入更低一级的最低安全级别监狱，通常是白领犯罪者所在的区域。但因为我不是美国公民，他们把我安排在低安全级别监狱，而那里的主要囚犯类型是毒品相关犯罪。这段经历非常强烈、也非常荒诞，我在即将出版的书里会详细写到这一部分。</p>\n<p>Chamath：你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p>\n<p>CZ：好好洗个澡，吃一顿像样的饭。监狱里的淋浴间很小，大概就这么一个盒子般的空间。门像西部酒吧那种半截门，只能遮住中间部分，腿和头都露在外面。更糟糕的是，你很难在不碰到墙壁的情况下完成淋浴。出狱后的第一次洗澡，最明显的奢侈感就是终于不必再贴着墙、在逼仄空间里凑合。</p>\n<p>饮食方面，水果极少，优质蛋白也极少；碳水化合物却很多——面包、面粉制品、油炸食品一大堆，蔬菜很少，蛋白很少，完整的新鲜水果更是几乎见不到。我可能好几个月都没见过一整颗水果。出狱后看到一盘水果，我第一反应是，这简直是一种久违的奢侈。</p>\n<p>Chamath：你出狱后是不是马上就离开美国了？</p>\n<p>CZ：我从监狱大门出来到登上飞机离开，大概只用了 26 分钟。</p>\n<p>Chamath：那一刻你在想什么？你会不会觉得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某些部分或许合理，但也有一些明显的过度执法让感我到冤屈？还是你会觉得这完全是一场政治性构陷，极其不公，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你当时内心的独白是什么？</p>\n<p>CZ：关于认罪协议、法律条款等细节，我有一些发言限制，不能展开。</p>\n<p>Chamath：我只是问你情绪上的感受。</p>\n<p>CZ：从情绪上说，我只希望这一切尽快结束。并且当我刚出狱时，仍然是拜登政府时期，大选还未发生，胜负也未可知，美国政策走向仍然不明朗。</p>\n<p>Chamath：你是 2024 年 5 月 30 日入狱的，对吧？</p>\n<p>CZ：对。我在 2024 年 5 月 30 日入狱，四个月后，也就是 9 月 27 日完全出狱。大选在 11 月。</p>\n<p>Chamath：顺便说一句，那时你已经在美国待了一年，也一年没见到孩子了。</p>\n<p>CZ：所以当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让这一切结束。我也做好心理准备，如果政策继续沿着原来的方向走，加密行业仍将承受持续的高压，我们只能在那样的环境里继续生存下去。</p>\n<h2>离开 Binance 后的生活与新事业</h2>\n<p>Chamath：你回到外面之后，是否也逐渐接受了一个事实，你不能再继续管理 Binance，这也是认罪协议的一部分？</p>\n<p>CZ：是的，我后来接受了。离开管理岗位非常艰难，我确实为此哭过。上一次我真正哭得这么厉害，还是几年前父亲去世的时候。</p>\n<p>但回到正常生活一段时间后，我反而对“不再管理 Binance”感到某种程度的轻松：我拥有更多自由时间。如果是我主动退下来，外界可能会说“他撑不住了”；但现在的情形是“我不能继续做”，这不完全是个人选择，至少不再是一种“精力不济”的叙事。</p>\n<p>而且过了一段时间我也意识到：人生还有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可以投入。我整体上处在非常幸运的位置，有资源，也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我想推动的项目与事业，比如 Giggle Academy、免费教育等。</p>\n<p>Chamath：我也想聊 AI 和这些新项目。但在此之前，我们再把赦免这部分讲清楚：你是怎么开始申请赦免、又是如何得到赦免的？你具体做了什么？</p>\n<p>CZ：说实话，我觉得几乎没人真正知道赦免流程是什么，因为它看起来并没有固定流程。我的理解是你需要找一位律师，由律师撰写请愿书，把论点写清楚，为什么你应当被赦免、为什么你遭受了过度起诉、你的品行与过往如何等。</p>\n<p>Chamath：那赦免的本质是什么？是承认过度起诉吗？</p>\n<p>CZ：赦免的效果是把你恢复到正常人的法律状态，相当于抹平原先的负担。至于“为什么被考虑赦免”，原因可以很多。</p>\n<p>Chamath：归根结底，是总统在阅读请愿书后行使自由裁量权？</p>\n<p>CZ：大概是这样。宪法赋予美国总统赦免权，条文本身也没有写得很细。至于具体如何运作，更多取决于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以及总统个人的判断。</p>\n<p>Chamath：也就是说，它更多体现的是当下的社会规范与政治气候，以及总统如何解读这些因素。</p>\n<p>CZ：我认为是的。历史上很多总统会在任期最后一天集中赦免。拜登则在任期中段就开始赦免，而且还出现了“预先赦免”。</p>\n<p>Chamath：预先赦免确实很新颖，大概是从疫情期间开始被广泛讨论的。</p>\n<p>CZ：他甚至给自己的儿子做过一段时间范围的预先赦免，在一个很少被公开讨论的时期。总之，在我看来，并不存在一个清晰、固定、透明的程序。总统理论上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使赦免权。</p>\n<p>我只知道：递交请愿之后，你就只能等待。白宫有负责赦免事务的人，我记得叫 Alice Johnson，她曾经坐过很多年牢，写过一本很不错的书，我读过。</p>\n<p>律师会不断去问：“有没有进展？有没有反馈？”但往往得不到任何更新。然后某一天，事情就发生了。关于赦免流程，我所能说的也就到此为止，我怀疑外界也很少有人真正弄清它的运作机制。</p>\n<p>Chamath：很多人会本能地想你为了拿到赦免，肯定做了些什么，我希望你能把这件事说清楚。</p>\n<p>CZ：我没有做什么，也谈不上做了任何操作。但我认为，从现实角度看，如果没有赦免，Binance 进入美国、以合规方式开展业务会非常困难。因为我是 Binance 以及 Binance US 的最终受益人，没有赦免的话，业务在美国会受到极大限制。</p>\n<p>如果美国想成为全球加密之都，就很难把行业里最大的流动性池排除在外，也不可能让美国用户无法接触到最大的市场与生态。而 Binance 既是最大的流动性中心之一，也是最大的加密生态之一。因此我的猜测是新总统本身是亲加密的总统，他也有过被去银行化和被针对的经验。</p>\n<p>Chamath：他自己谈过去银行化的感受，被系统性针对是什么体验。</p>\n<p>CZ：不只是去银行化，他还背负过 34 项刑事指控。我在狱中看电视时就看到这个消息，甚至有一项指控的细节是：他把文件带进浴室阅读，听起来荒诞至极。我认为，他亲身经历了拜登司法部的强硬与激进，这种体验可能让他更容易产生共情。某种程度上，这也许对我获得赦免有帮助。</p>\n<p>Chamath：你现在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p>\n<p>CZ：我依然相当忙碌。我在做 Giggle Academy，一个免费的教育平台；我也会为一些国家提供咨询，帮助它们制定更合理的加密监管政策；我也参与投资，关注区块链、AI 等方向，我们有一个很活跃的投资团队。</p>\n<p>Chamath：这些是在 Binance 内部做，还是外部？</p>\n<p>CZ：在 Binance 外部，属于 YZi Labs 的范畴。此外，我也会为 BNB Chain 生态里的部分创业者提供辅导与支持。总的来说，事情不少。</p>\n<p>Chamath：说说 Giggle Academy，它到底是什么？</p>\n<p>CZ：我的设想是教育内容完全可以被数字化，并通过移动端彻底交付。</p>\n<p>Chamath：为什么这件事重要？</p>\n<p>CZ：因为现实里有一组非常残酷的数据，全球大约有 7 亿到 8 亿成年人不识字，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此外还有大约 5 亿儿童无法入学。两者相加大约是 12 亿人处在教育体系之外。</p>\n<p>Chamath：这相当于全球人口的 12% 到 13%。</p>\n<p>CZ：而这些人大多生活在极度贫困地区，要么附近没有学校，要么负担不起学费。即便有学校，质量也往往不理想。传统教育体系的机制是把学生“拉齐到平均水平”：一个班那么多人，教学进度只能照顾到“中间值”。</p>\n<p>Chamath：那你们的软件形态是什么？</p>\n<p>CZ：就是手机或平板上的一个 App。我的判断是结合游戏化设计、人类心理机制，以及 AI 能力，一个 App 就可以免费提供所需的教育内容。</p>\n<p>Chamath：你看过类似 Alpha School 的模式吗？你怎么看？</p>\n<p>CZ：我觉得 Alpha School 很好，做得很出色。但它成本高，难以普及到最需要的人群。</p>\n<p>Chamath：你看过 Timeback 吗？</p>\n<p>CZ：我没有深度使用过，但我见过他们的创始人和一些核心团队。他们解决的是“让既有教育体系变得更好”的问题；我解决的是另一个端的问题，“让教育变得可获得”，两者方向不同。</p>\n<p>Chamath：所以你的目标是尽可能大规模地传播，你设想里会有学校吗？</p>\n<p>CZ：不会，我不想做学校，我希望所有人都通过同一个 App 学习。</p>\n<p>Chamath：我注意到你们的软件很强调奖励机制，徽章之类。我当时的直觉是：这像一串“面包屑”，很容易走向代币化、赚取激励、支付体系……我是在过度联想吗？</p>\n<p>CZ：不是，你的联想很自然。我其实认真思考过很久，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刻意抵制给 Giggle Academy 发代币。确实，发行代币有很多好处，可以做 learn-to-earn，可以激励教师，也能激励内容生产。但问题在于，以我的身份，一旦发行代币，外界注意力很可能迅速从“教育”转向“投机”：大家会去买币、炒币、刷任务拿币。平台上到底是真孩子在学，还是在刷激励，会变得难以分辨。</p>\n<p>我希望 Giggle Academy 是真正的免费教育平台，而不是一个披着教育外衣的代币项目。只要引入代币，所有人都会把焦点放在代币上。</p>\n<p>Chamath：老实说，Giggle 听起来很棒，但我也承认我的原始直觉就是往那个方向想了。</p>\n<p>CZ：几乎所有人都会这么想，这也说明这种路径太显眼了，但我希望它最终被理解为教育项目，而不是加密投机项目。</p>\n<p>Chamath：所以你的计划是你个人持续出资，让它扩张并普及？</p>\n<p>CZ：原本是这样。但后来出现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有一个社区项目通过 memecoin 的方式，向我们捐赠了大约 1200 万美元。坦白说，到目前为止我在整个项目<a href=\"https://laohu8.com/S/301522\">上大</a>既只花了 300 万到 400 万美元。结果反倒变成了“钱难以花出去”：把钱花出正向影响，比想象中要难得多。</p>\n<p>Chamath：对，带来正向影响的花钱本质上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p>\n<p>CZ：确实非常难。但我的计划仍然是只要需要，我会持续资助，直到实现目标，把教育内容彻底数字化，用游戏化、足够黏性的方式交付给最需要的人。</p>\n<p>Chamath：我想插一个 AI 的问题。你说 AI 是你人生里的第三个支柱，你看到的是一次巨浪式的周期变化。AI 最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当你把视角下探到英文以下、进入 embedding 以及 embedding 层，你会发现那是一种机器可读语言，并不是英文本身。信息密度很高，非常适合智能体。它可以在其中穿行、加密查询、执行任务，带来生产力上的巨大跃迁。那也意味着智能体会成为商业活动的参与者，需要支付体系。你也提过在不久的将来，它可能成为加密货币最大的使用者。你能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愿景吗？</p>\n<p>CZ：我认为逻辑其实很直接，很快，我们每个人身后都会有成百上千，甚至更多的智能体在后台为我们工作。它们会进行交易、会调度资金。比如你想听这期播客，你的团队可以按某种商业模式收取几分钱的费用，当然你也可以设计更复杂的模式。</p>\n<p>Chamath：别只收几分钱，CZ。</p>\n<p>CZ：当然（笑）。我的意思是无论采用哪种模型，都会存在大量自动化的微支付与结算需求。我们以前就讨论过智能体替我们买票、订餐、订酒店。今天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未来一定会实现。更重要的是智能体的交易频次可能是人类的百万倍。它们不可能通过传统银行体系完成这一切。银行的合规流程也根本无法承载这种规模与速度。你无法对“智能体”做 KYC，这在逻辑上就不成立。</p>\n<p>Chamath：而且智能体的交易量和交易频率，会让传统网络系统晕头转向。</p>\n<p>CZ：没错，传统体系根本支撑不了。再比如投资与交易，今天你打开交易 App，看着 <a href=\"https://laohu8.com/S/TKKD.SI\">K</a> 线，点价格、输入数值、点红绿按钮，这完全不该是最终形态。更合理的界面应当是“把你稳定币资产的 10% 转换成 BNB。”至于如何执行，大仓位就分批、分时，小仓位就直接市价，这些都应当在后台自动完成，智能体可以替我们完成这些操作。</p>\n<p>Chamath：那今天最可行、最现实的智能体支付系统是什么？</p>\n<p>CZ：我不确定，目前还没有哪一种体系是显著成熟的。</p>\n<p>Chamath：你是说具体的加密项目？理论上智能体可能用哪个？</p>\n<p>CZ：这还很早，我不想点名任何具体项目，免得带来不必要的价格波动。但确实有很多团队在做，尤其最近 AI 智能体社交网络这类概念升温后，相关方向更热了，我相信会逐步走到那一步。</p>\n<p>Chamath：再问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当你看到很多围绕言论自由的讨论时，在加密世界里，隐私扮演什么角色？我对比特币最大的疑虑之一是它缺乏可替代性，这会妨碍它达到大规模普及；同时它也缺乏隐私。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阻碍比特币走向无处不在的最大问题。你怎么看隐私的重要性？</p>\n<p>CZ：我认为隐私在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正如你说的，比特币以及大多数加密货币的隐私能力都不足。比特币最初被设计为假名化，但现实是链上的每一笔交易都可追踪，尤其当你把中心化交易平台的 KYC 引入后，追踪难度会进一步降低。人</p>\n<p>们常把隐私问题简化为“有人会用它做非法之事”，但实际上隐私有大量正当且必要的用途。举个例子：如果你用链上地址支付某家酒店，外界只要知道酒店的收款地址，就可能推断出你入住的位置，这会直接威胁人身安全。</p>\n<p>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不会在网上公开家庭住址；在一些国家，泄露他人住址甚至属于违法行为。当然，执法部门追查犯罪是合理需求，我并不反对。但隐私的基础性价值仍然存在。行业未来必须认真推进隐私能力的演进，而这恰恰是当前很少有人真正投入的方向。确实有一些隐私币，但体量和影响力都不大。</p>\n<p>Chamath：说说你的书吧。</p>\n<p>CZ：进展还可以，但写书永远比我预想的更耗时。我在狱中开始起草，只是为了让自己有事可做，不至于一直闲着。我用一种非常简陋的终端打字，把稿子发给助理。出狱后，我发现内容已经足够支撑一本书，于是决定继续完善。</p>\n<p>但编辑极其耗时，每一轮修改都可能要两三周。现在全书大约 9.5 万字，差不多 300 页，而且我同时在编辑英文版和中文版，所以周期被进一步拉长。这本书的目的，首先是把故事讲清楚。外界对我、对 Binance、对整个行业有太多误解，也存在很多负面报道。包括与政治相关的一些叙事也很复杂，这些不会成为我书里的重点。我更希望读者能理解我是谁、我经历了什么，以及从我的视角看，这家公司在某种意义上是什么。</p>\n<p>Chamath：这本书对你的孩子来说也很重要吗？</p>\n<p>CZ：我认为是重要的。孩子当然更愿意站在我这一边，他们也知道媒体叙事不全然准确，但我没有机会用如此细致的方式把来龙去脉完整讲给他们听。书能承载更多细节，帮助他们理解我无法在日常对话里解释清楚的部分。尽管书里不可能写尽一切，但我会写到我能写的程度。</p>\n<p>Chamath：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p>\n<p>CZ：我希望他们健康、快乐，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定义人生。如果他们满足于做一个普通人，我也完全接受；如果他们想创业、做公司，也很好；如果他们想成为艺术家，或者投身人道主义与公益事业，同样很好。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我都希望自己能成为支持他们的人。</p>\n<p>Chamath：这和你父母对你的期待像吗？</p>\n<p>CZ：很像。我的父母从不强迫我走某条路，他们甚至不像一些典型的中国父母那样要求孩子必须当医生、律师、工程师之类。他们对我的要求很朴素，不要伤害自己，也不要伤害别人；不要吸毒，不要犯罪，不要做让别人受伤的事，仅此而已。</p>\n<p>Chamath：我觉得很多人听完会产生一种想法——这其实是高度赞美，如果环境不同，“那个人可能也会是我”。我们往往把成功神话化，仿佛它坚不可摧、遥不可及，是一种天降奇迹。但并不是这样。因为和你相处之后，我相信听众也能感受到，你其实就是个很普通的人。</p>\n<p>CZ：是的，我确实是个普通人，很多人都这么说。</p>\n<p>Chamath：这反而有一种价值，当你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时间会自然流逝。你不断学习、不断尝试，抬头一看，又有新的问题、新的方向。你能对那些心里想着“那也许会是我”的人说几句吗？</p>\n<p>CZ：当然。第一，我就是个普通人。我并不认为自己特别聪明，但成功并不需要天赋异禀。你当然不能太差，但也不必极端聪明。更重要的是原则、价值观、情绪管理等方面。</p>\n<p>此外，运气也非常关键。对多数人来说，很多外部处境并非你能立即改变的；你能做的往往是改变自己。如果你每天推动自己一点点，不需要过度用力。逼得太狠会倦怠、会燃尽，反而走不远。更好的节奏，是长期可持续的“略高于舒适区”的努力，比如 110% 到 130% 的投入强度，在你能坚持的前提下。如果你能坚持 30 年，再叠加一点运气，你大概率会过得不错，也许不会成为亿万富翁，但通常会拥有相当体面的生活。</p>\n<p>Chamath：你觉得有必要打破一个迷思吗，成为亿万富翁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p>\n<p>CZ：是的，非常有必要。金钱只是人生蜘蛛网图中的一条轴，当你达到足够水平后，再多并不会让你更幸福。真正影响幸福感的维度还有很多：健康、家庭、价值观、贡献感、正向影响，这些内在回报往往更重要。</p>\n<p>当你钱足够以后，更多的钱带来的增益极低；但健康状况如何？家人是否安好？你是否能够自由支配时间？你是否把时间投入在真正想做的事上？你是否能与自己想在一起的人共度生活？这些都更关键。如果家人都健康，那已经是一份巨大的礼物。</p>\n<p>心理健康同样重要：如何应对压力、保持稳定。我也很幸运，心态相对稳定。与其执着于金钱，不如在这些维度上持续提升自己。很多人只追逐金钱，却牺牲了其他一切：拼命工作，失去自由时间，忽略家庭，健康在十年、二十年后显著下滑。更讽刺的是，他们在追逐的过程中也并不享受，为了得到一件“得到之后也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耗尽了人生。</p>\n<p>Chamath：他们甚至连奔向目标的过程都不快乐，只是机械地耗着。</p>\n<p>CZ：所以我其实也很感恩不再需要管理 Binance，我终于有了更多时间。过去我当然享受创业与经营，但在其他生活维度上，我做得并不好。现在我可以把精力重新分配。</p>\n<p>Chamath：CZ，感谢你来到《All-In》播客。</p>\n<p>CZ：谢谢邀请，很高兴参与。</p>\n<p><em>原文链接</em></p></body></html>\n\n</article>\n</div>\n</body>\n</html>\n","type":0,"thumbnail":"","relate_stocks":{"BTCZ":"T-Rex 2X Inverse Bitcoin Daily Target ETF","BK4107":"财产与意外伤害保险","BITX":"2倍比特币期货ETF-Volatility Shares","ASIC":"Ategrity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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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生活与新事业\n以下为播客全部对谈内容：\n从中国到加拿大的早年经历\nChamath：CZ，欢迎来到《All-In》播客。我想把时间线拉回到最开始，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并不了解你的背景，至少没有他们应该了解的那么多。你早年在加拿大的一段经历跟我很像，这部分我特别在意。你在麦当劳打过工，我在汉堡王打过工。\nCZ：我父亲是 1984 年去加拿大读书的。\nChamath：当时怎么会有这个机会？你父亲去了之后就一直留在加拿大吗？\nCZ：他会回来看我们，一年一两次吧，但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加拿大。\nChamath：他在中国是老师？\nCZ：他是老师、教授。先是去多伦多大学做交换项目，然后过了几年又去了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我们也开始申请过去，那时候其实办护照很难，要三四年才能办下来。我们大概 1985 年开始申请，差不多两三年才拿到护照。\nChamath：你是说拿到中国护照？\nCZ：对，中国护照。然后办签证还得再等好几年，当时流程就是这么慢。\nChamath：那你搬到温哥华是什么感觉？\nCZ：完全不一样，就是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我在国内学校学过一两年英语，但一点都不流利。不过温哥华很好，加拿大你知道的，绿化好、空间开阔、到处都挺漂亮，生活水平也高，东西都很干净。水果也更大。整体环境就是很舒服。\nChamath：一家人团聚之后，你父母都工作吗？\nCZ：我爸在大学做助理教授，一个月大概拿 1000 加元，学校还给了很便宜的教师宿舍，所以我们住在校园里。\n我们到加拿大的第三天，我妈就去一家服装厂上班了，做缝纫、车衣服。她在中国是教数学和历史的，但英语不太行，所以找不到同级别的工作，只能在拿最低工资的工厂干活。她在那里干了七到十年吧，就一直做这个。\nChamath：我妈在斯里兰卡时是一名护士，后来我们移民了，拿到难民身份后，我父亲一直没找到工作。我妈就去给人家当管家，维持生计。再后来，她做回了类似护士助理的工作。我想我大概 14 岁左右的时候，拿到了人生第一份工资。\nCZ 的早期职业经历：出奇地“普通”\nCZ：对，没错，我也差不多是 14 或 15 岁时在麦当劳打的第一份工。\nChamath：咱们同岁，那估计也是 14 岁。你还记得当时卑诗省的最低时薪是多少吗？\nCZ：记得，那时候最低工资是 6 加元。\nChamath：这太不可思议了，安大略省那时候 4.55 加元。\nCZ：但在麦当劳，他们只付 4.5 加元。这比法定最低工资还低，因为麦当劳当时似乎有一项特殊豁免权，毕竟那里雇了很多年轻人。我记得是在 14 岁生日那天去申请的，一周后我就在那儿翻肉饼了，那是我人生第一笔收入。\nChamath：那你当时算不算那种早熟的“技术神童”？就是那种 24 小时都在写代码、钻研计算机科学的小孩？\nCZ：不，我觉得我称不上那种人。我是个技术控，大学读的计算机，高中就开始对编程感兴趣并自学了，但我绝对不是什么编程奇才。算是个还不错的程序员吧，职业生涯里也写过一些像样的代码。但在我 28 到 30 岁左右的时候，开始脱离代码层，去做更多的业务拓展和销售之类的工作了。\nChamath：你当时朋友多吗？\nCZ：挺多的。\nChamath：只有亚裔朋友吗？还是各色人种都有？\nCZ：都有。其实亚裔和非亚裔的朋友我都有，但在我们学校，大多数亚洲孩子只跟亚洲孩子扎堆，我算是个例外，我也有不少白人朋友，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圈子。我在加拿大的青少年时光非常棒，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几年。我觉得正是那段时光塑造了我乐观的性格，我通常是个挺快乐的人。\nChamath：当你没考上我的母校滑铁卢大学，只能屈就麦吉尔大学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滋味？会觉得自己很笨吗？\nCZ：这个嘛，其实当时我在滑铁卢、麦吉尔还有多伦多大学之间纠结。但我知道我肯定不去卑诗大学，因为我想换个城市。其实 UBC 给了我录取的，但我就是不想去。当时我一位非常尊敬的长辈建议说，你应该去当医生，因为医生的生活体面，薪水也高。我听了她的建议，选择了生物学。而滑铁卢大学并不是以生物见长的，对吧？所以我去了麦吉尔。但读了一个学期后，我就对自己说：不学生物了，我要转到计算机科学。\nChamath：那是典型的大学生活吗？暑假有没有找到很牛的工作？还是像普通的大学生一样，得为了交学费奔波？\nCZ：我每个暑假都工作，而且我在学年期间也会打兼职。\nChamath：所以没有负债？你当时是不是想：我一定要在没有任何债务的情况下毕业？\nCZ：对，第一年我没申请助学贷款。其实我还是从我爸那儿拿了 6,000 加元。第二年钱还是不够，我姐姐给了我 3,000 加元。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了，完全自给自足。所以很幸运，我没有任何学生债务，但这都是靠每个夏天不停打工换来的。\nChamath：你知道滑铁卢大学最棒、也是最救我命的一点是什么吗？就是它的实习项目，我当时找到了几份非常棒的实习工作。即便如此，我毕业时还是背了大约 3 万加元的债，不过我那时候在股票交易上表现挺活跃的。\n后来我的老板，一个叫迈克·费舍尔的人，对我做了一件极其慷慨的事。我当时在一家银行做衍生品交易员，那是我的正职，但我私下也炒股，还帮他赚了不少钱。他问：“你欠了多少债？”我说大概 3 万，准确说是 3 万 2。他说：“现在就下楼去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把你的债还清，我给你写支票。”\nCZ：哇。\nChamath：他当场给我写了一张 3.2 万加元的支票。\nCZ：你应该跟他说欠了 3.3 万，或者 30 万。\nChamath：这就是加拿大不可思议的地方，你能接受极好的教育，而且不会被那种让你翻不了身的债务压死，这在美国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nCZ：即便在麦吉尔，也有很多从美国跑来读书的人，他们付着国际生的学费，却发现还是比在美国读书便宜。我当时觉得这太疯狂了。所以我们真的很幸运，加拿大的学费还算合理。\nChamath：所以你从麦吉尔的计算机系毕业后做了什么？\nCZ：哦，其实我没从麦吉尔毕业。我在那儿读了四年，大三那年我找到了一份实习，大四那年实习期延长了，我就没回麦吉尔。所以我并没有麦吉尔的学位。\n后来我发现我去日本申请工作签证需要一个学士学位。当时正值 2000 年左右互联网泡沫的顶峰，我就参加了一个叫“美国计算机科学学院”的在线教育项目，在那儿拿到了学位。\nChamath：我的天！所以名义上你是那所学校的毕业生？\nCZ：名义上是的。\nChamath：好吧，那你当时是拿到了哪份实习，让你决定直接在那儿干了？\nCZ：是在东京的一份实习，从大一开始，我就一直在做编程相关的活儿。我在一家叫 Original SIM 的公司写过模拟软件。大三的时候，我进了东京的一家公司，叫 Fusion Systems Japan。他们在为东京证券交易平台的经纪商开发订单执行系统。\nChamath：那是一家在蒙特利尔或加拿大有办公室的日本公司吗？\nCZ：不，我直接飞去了东京。\nChamath：你去了东京？\nCZ：对，其实那是一家由几个美国人在东京开的公司。\nChamath：所以你当时觉得这像是一场冒险，我要去东京过个暑假。\nCZ：你想啊，我当时只是个大学生。能去东京生活简直跟做梦一样。\nChamath：那你当时主要负责哪类软件的开发？\nCZ：主要是订单执行软件。简单来说，就是负责处理和传输交易指令的系统。\nChamath：类似于如今支撑 Binance 业务的那种底层逻辑吗？\nCZ：基本可以这么理解，架构风格很接近。不过，我参与开发的所有软件都不涉及决策算法，它们只负责高效地执行指令。\nChamath：当你初次接触这个领域时，你的反应是“天呐，我太热爱这个了”，还是仅仅觉得“既然接到了代码任务，我理解其逻辑，那就把它完成”？你是被业务本身吸引，还是仅仅把它当成一份工作？\nCZ：起初纯粹是当作一份工作。那时我太年轻，对各行各业缺乏宏观的认知。刚进公司时，我被分派去开发一个数字影像存储系统，它并非像 iPhone 相册那样简单，而是用于医疗影像的专业系统。\n但不久后，公司的核心业务转向了订单执行系统，我也随之参与其中。这成为了我职业生涯的重心。我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对技术专业性要求极高。这个领域的核心是效率：极致的响应速度和超低的延迟。这种对效率的追求在潜意识里非常契合我的性格。\nChamath：深入探讨一下，像 Jump 这种高频交易机构，他们为了优化效率和延迟几乎不计代价，甚至会自研电路断路器和物理光纤基础设施，只为节省几毫秒。在软件层面，这种极致的优化是如何体现的？在编写代码时，你如何处理这些极限边界条件？\nCZ：这分为多个层面。首先是软件架构的优化，你必须确保系统绝对高效。例如，为了消除延迟，我们会剔除所有的数据库查询，将一切操作移至内存进行。同时要精简计算逻辑，尤其是针对下单前和交易前的风险审查流程。更高级的阶段会涉及到硬件层面，比如使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这是一种集成在网卡上的可编程芯片。\nChamath：这样数据就不必在内存和处理器之间来回往返，从而进一步提升速度。\nCZ：没错。大约十年前我还在写代码时，一次数据往返大约需要 100 微秒；而通过硬件优化，可以将延迟降至 20 微秒。之后就是物理设施的优化，比如寻求服务器托管，尽量缩短物理距离。\nChamath：这让我想起 AI 领域的 Groq。我们十年前初创时也有类似的洞察，让数据在 GPU 和 HBM（高带宽显存）之间穿梭是非常低效的。所以我们决定采用 SRAM，将一切数据保留在芯片上。\n这种思路在推理的解码阶段非常有效。既然高频交易涉及如此巨额的资金，为什么这些机构没有尝试研发定制化的专用集成电路（ASIC）？我理解 FPGA 的应用，但似乎没人走到自研特定芯片（ASIC）这一步，还是说他们做了但秘而不宣？\nCZ：我认为这种规模的芯片定制并不普及，主要原因在于算法迭代太快。虽然芯片化设计非常高效，但一旦需要修改逻辑，研发周期太长。相比之下，FPGA 在性能与可重构性之间取得了最佳平衡。即便如此，FPGA 的编程周期依然比纯软件要长出十倍。\nChamath：你在日本工作的公司后来成功了吗？\nCZ：很成功。就在 2000 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那家公司被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收购了。\nChamath：收购金额很大吗？\nCZ：当时大约是 5200 万美元。在那个时代，这算是一笔巨款。\nChamath：那是你察觉到商机、决定投身创业的契机吗？还是另有隐情？\nCZ：不，那时我才二十出头，还太年轻。在公司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员，用日语说就是一名上班族。\nChamath：明白。那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nCZ：公司被收购后，母公司与原团队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文化冲突，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企业并购可能面临的困境。管理层不合，于是原合伙人决定另立门户，成立了另一家公司。\n虽然我没从那次收购中分到钱，但合伙人们赚了不少。他们租下了极其豪华的办公室，然而新公司只维持了一年。这证明了过去的成功并不代表未来的必然，甚至可能产生误导。他们挥金如土，却没有营收，公司在 2001 年便倒闭了。2001 年初，我开始寻找新机会，恰好彭博在招聘。那是在“9·11”事件发生前，我拿到了录用通知，但还没正式入职。\nChamath：岗位是在哪里，纽约吗？\nCZ：当时我还在东京，但岗位是在纽约。“9·11”发生后，我致电彭博询问职位是否还有效，是否还要我去。他们反问我：“你还敢来吗？”我说：“没问题。”于是，我在 2001 年 11 月抵达了纽约。\nChamath：当时的氛围如何？\nCZ：街上冷冷清清，但我适应得不错。纽约虽然沉寂了几个月，但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对我来说没有太大困扰，我在彭博工作了四年。\nChamath：那期间你是否依然扮演着打工人的角色？在大型企业工作，拿着薪水、奖金，或许还有一些期权。\nCZ：是的，我当时以高级开发人员的身份入职，被分配到了“Tradebook Futures”团队。那是他们新成立的部门，旨在整合并开发彭博终端上的期货交易系统。\nChamath：那时候还没有创业的念头吗？\nCZ：确实没有。\nChamath：那你当时追求的是什么？稳定吗？为什么选择在纽约的彭博工作？\nCZ：当时我只有 24、25 岁，只是个想找份好工作、体验不同世界、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我深知自己当时缺乏独立创业的经验。在东京时，公司只有 200 人左右，而当时的彭博已有约 3,000 名员工。\n对我而言，那已经是庞然大物了：办公室极其华丽，有鱼缸，还有免费食物。入职后我遇到了很好的上司，两年内晋升了三次。最后我开始带领一个从 60 人增长到 80 人的团队。那是我的职业转折点。我不再编写代码，转而进入管理岗位。对我来说，那是职业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次转型。\n在上海创办第一家公司\nChamath：随后你离职去了中国？这又是如何发生的？\nCZ：2005 年初，我在日本工作时的那些老同事计划创办一家新的金融科技公司。他们当时都在亚洲，在东京、上海和香港之间犹豫。由于认为上海是未来金融科技发展最具潜力的城市，我们选了上海，虽然后来证明香港当时的业务机会其实更多。2005 年我搬到了上海。创始团队共有六个人：四名白人、一名日本人和我。我是唯一能说中文的人，尽管那时我的中文也有些生疏。\nChamath：你们几个人就这样空降上海了，当时的业务设想是什么？\nCZ：我们认为自己拥有华尔街最前沿的交易技术经验。\nChamath：你的那些朋友后来也去了纽约吗？还是留在日本？\nCZ：其中两个当时随我在纽约，另外三个留在日本。我们六个人汇合，初衷是把华尔街的交易技术引入中国，为中国的经纪商和交易平台提供服务。于是，团队又租下了一间非常豪华的办公室……\nChamath：等等，这是你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业。你当时懂得询问股权分配或股权结构表这类问题吗？还是只是盲目参与？\nCZ：分配并不完全均等。核心负责人持有约 39% 到 40%，我们其余五人平分剩余股份，我持有约 11%。我当时只知道这个比例，但对于股东权益、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区别等法律细节，我一窍不通。\nChamath：所以你就带着这 11% 的股份搬到了上海。\nCZ：是的，我对此毫无概念，只凭一股热忱。作为初级合伙人，由于我会说中文，到上海后我负责与潜在客户沟通。在与国内经纪商接触后，我才发现一个致命问题：我们注册的是外商独资企业，而当时的政策不允许国内券商或金融机构与这类性质的公司合作。公司成立后我们才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我们不得不转型。为了生存，我们开始承接各种 IT 外包项目。\nChamath：变成了像德勤那样的咨询服务商？\nCZ：甚至还不如德勤。我们什么活都接：修打印机、做 SAP 系统实施等等，业务范围极广。我们就这样坚持了几年。令人意外的是，我们真的靠这些活生存了下来，并积累了大量汽车行业的客户，比如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一汽等。大约三四年后，我们在香港开设了办事处，开始与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瑞信等国际大行打交道。\nChamath：所以业务最终还是做起来了。\nCZ：是的，那家公司至今依然存在。我在那里待了八年，直到 2013 年才离开。\nChamath：这八年你一直待在上海吗？\nCZ：主要在上海。但我也花了大量精力筹备香港办公室，还经常去东京为那边的客户服务。\nChamath：公司后来发展到什么规模？\nCZ：据我所知，公司规模增长到了约 200 人，并在这个规模上维持了很长时间。\nChamath：作为初级合伙人，你是直接参与利润分成吗？\nCZ：其实我们并没有分到太多利润。我把自己大部分积蓄都回投到了公司，从未套现过一分钱。不过几年后，公司营收已经足以支撑合伙人的高薪。那时我有了家庭，孩子都要上国际学校，我的年薪也达到了六位数。\nChamath：那时候你已经结婚了？\nCZ：是的，我在纽约工作期间结婚了。\nChamath：你和前妻是怎么认识的？\nCZ：我第一次去东京实习时就认识了她。大约是 1999 年。后来她去纽约找我，我们结婚生子。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分开了，但在上海的那段日子，薪水足以让孩子接受良好的国际学校教育，这对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nChamath：回顾你之前的经历，依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你即将去创立 Binance。\nCZ：完全没有，当时我对此还一无所知。\nChamath：那是 2013 到 2014 年间，你当时多大？大概 36 岁左右？\nCZ：2013 年时，我刚好 36 岁。\n与比特币结缘\nChamath：正值而立之年。你当时还是个拿薪水的上班族，是那家公司的初级合伙人，事业有成，孩子也都在私立学校就读。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nCZ：我接触到了比特币。起初是朋友向我推荐，让我关注一下这个叫比特币的东西。我花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才真正理解它的本质，那大概是从 2013 年 7 月开始的。\nChamath：是因为你读了那篇白皮书，然后发现需要反复研读才能领会吗？\nCZ：基本如此。而且当时主要的交流阵地是 BitcoinTalk.org 论坛，我几乎翻遍了上面的所有内容。\nChamath：你读过我 2012 年在彭博发表的那篇文章吗？它对你产生过影响吗？\nCZ：坦白说，我不记得了。我当时读了海量的资料，确实很难想起具体的出处。\nChamath：开个玩笑，不过我确实写过。有趣的是，我当时和迈克尔·布隆伯格关系不错，他虽然辈分很高，算不上我的导师，但他很赏识我。2012 年左右，他的团队邀请我写一篇专栏文章。我在文中建议每个人都应该将净资产的 1% 投入比特币，将其作为一种保险。\n文章在彭博终端发布后，我对比特币产生了一种觉醒式的认知。它是我见过的最令人着迷的技术产品。最令我折服的一点——不知道你是否也有同感——它是唯一一篇我从头读到尾，并感叹其文字之优雅的非技术性散文。它并不像那些只写给博士看的晦涩文献，你完全可以把它交给任何一个不懂技术的人看，他们也能读懂。\nCZ：而且全文只有区区九页。\nChamath：没错。要把复杂的逻辑写得如此精炼，需要极高的智慧。\nCZ：言简意赅比长篇大论难得多。如果让别人来重写这篇白皮书，恐怕得写上 90 页。\nChamath：向你介绍比特币的那位朋友是谁？是你当时的同事，还是在上海结识的朋友？\nCZ：是我的一个朋友，叫曹大容（Ron Cao）。我们没有业务往来，他当时是光速创投（Light Speed Ventures）中国的董事总经理。我们常在一起玩扑克牌，那是那种小赌怡情的私宅牌局，参与者要么是正在打拼的创业者，要么是风险投资人。\n在一次牌局上，大容建议我关注比特币。随后我们进行了深入交流，当时还在沃尔玛工作的李启元（Bobby Lee）也准备辞职去担任比特币中国（BTCZ）的 CEO。\n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大容代表光速创投投资了 BTCZ。那是 2013 年 7 月。看到他们两人对此如此严肃对待，我第二天便约了 Bobby 吃午饭。Bobby 建议我将净资产的 10% 投入比特币，他的理由是：即便归零，你只损失 10%；但如果涨了 10 倍，你的净资产就能翻倍。这听起来非常有说服力。于是我开始钻研，直到 2013 年底我才彻底确信其价值。但尴尬的是，比特币在 2013 年半年内从 70 美元飙升到了 1000 美元。\nChamath：眼睁睁看着它涨了 15 倍，你当时是什么心情？\nCZ：我觉得自己错过了最佳时机。因为在比特币行业，无论你何时入场，你永远会觉得自己来晚了，因为你接触到的每个人似乎都比你早。\nChamath：在你钻研期间，有可以交流的圈子吗？\nCZ：上海当时有一个非常小的社区。我当时几乎和世界上任何愿意聊比特币的人沟通。我在台湾也有几个在台积电工作的朋友，他们当时正辞职尝试开发比特币矿机芯片。此外还有一些矿工，比如圈内人称“七彩神仙鱼”（毛世行）的大佬，他是 F2Pool 鱼池的创始人。\n他们当时在杭州，我们会约在上海见面交流。最关键的转折点是 2013 年 12 月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比特币大会。我飞过去见到了行业内的所有人。\n那是一场只有 200 人的小型会议，Vitalik（以太坊创始人）、查理·李（莱特币创始人）等如今的巨头当时都在场。当时正值“丝绸之路”网站被查，媒体渲染比特币只是毒枭的工具。但在会议现场，我看到的是一群非常有礼貌的技术极客和年轻人。当你和 Vitalik 交流时，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单纯、善良的人。\nChamath：你做这些事的时候还在原来的公司任职吗？你直接告诉合伙人要去拉斯维加斯玩几天？\nCZ：是的。回来后，我向合伙人建议公司应该开发比特币支付系统。当时 Bitpay 刚刚完成了 400 万美元的融资，是行业内的领头羊。\nChamath：提到 Bitpay，我有个很有趣的亲身经历。我当时急于证明比特币的交易能力，在 2012 或 2013 年，我通过 Bitpay 用比特币买了一辆路虎。按现在的币价折算，那辆车大概价值 9000 万美元。更离谱的是，我还用比特币在塔霍湖买了一块地，只是为了证明房地产交易的可行性。现在回想起来，那块地相当于 10 亿美元。\nCZ：账不能这么算。即便你当时不用比特币，你也会用等额的现金去买。而那笔现金本可以用来买入更多的比特币。这本质上是心理账户的问题。\nChamath：回到正题，你向合伙人提议做 Bitpay 的竞品，他们显然无法理解。那时你买入比特币了吗？\nCZ：当时我只买了一个币试试。\n全仓押注加密行业\nChamath：那后来呢？\nCZ：我告诉合伙人们，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大机遇。我这辈子见证了三个底层的技术变革：互联网（当时我太年轻没能深度参与）、比特币，以及后来的 AI。当时我 36 岁，我不想再错过比特币。我决定辞职全身心投入这个行业。\n为了筹集资金，我决定卖掉上海的房产。卖房花了几个月时间，最终卖了约 90 万美元。我全家搬到了东京的租住房里，我则频繁往返于上海和东京之间。房款是分批到账的。第一笔资金到账时币价是 800 美元，随后一路下跌。我在 600 美元、400 美元的时候持续补仓，最终持仓均价大约在 600 美元左右。\nChamath：房款全换成了比特币，但你当时还没有工作。\nCZ：我同时在找工作，而且目标非常明确，只看比特币行业。从我决定辞职到敲定新工作，只花了不到三周时间。\nChamath：谁雇用了你？\nCZ：起初我和 BTCZ 的 Bobby 谈过，他想招募我。但随后 Blockchain.info（现在的 Blockchain.com）的 Roger Ver 找到了我。当时他们团队只有三个人：创始人 Ben Reeves、刚入职的 CEO Nicholas Cary，我是第三个。\n我担任技术副总裁（VP of Engineering）。我飞往英国伦敦北部的约克工作了一段时间。但那段经历并不顺利，团队扩张到 18 人后，新任 CFO Peter Smith 为了融资调整了管理架构，导致公司文化发生剧剧变。很多开发人员包括我都选择了离开。我在那里只待了大约六七个月，虽然时间不长，但那段经历让我受益匪浅。\nChamath：学会哪些事千万别做。\nCZ：也算是。加入 Blockchain.info 时，Ben Reeves 就说过，你看，我们没有公司、没有办公室，所有人都远程办公；我们用比特币给每个人发工资。这些做法让我学到不少东西。直到今天，这种理念在 Binance 内部仍然被大量采用。\n我学到的另一点是，当时 Blockchain.info 是行业里最大的用户平台之一，钱包数量大约有 200 万，甚至一度超过 Coinbase。\n可他们几乎没有所谓市场部打法，整个营销基本就靠 BitcoinTalk.org 上的一条帖子。帖子长达 150 页，Ben Reeves 就在里面不断回复、持续互动，平台用户就这样一路增长到 200 万。那让我意识到，只要方法得当，靠很“游击式”的营销也能做出规模。我从那家公司学到了很多，但后来企业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适合我，我就离开了。之后是何一把我招进了 OKCoin。\nChamath：做开发？\nCZ：做 CTO。这个过程中，我觉得 BTC China 又帮了我一次。因为我离开后又在找工作，何一正好在跟我聊这件事，Bobby Lee 听说后也联系了我。那时候 OKCoin 开出的条件是 5% 的股权；随后 BTC China 过来直接给到 10%。结果 OKCoin 在三小时内就把条件追平了。\n我当时在上海和北京之间犹豫，最后决定去北京加入 OKCoin。那会儿何一自己只有 1% 的股权，他招我进去，某种意义上是希望我成为更重要的合伙人——承担更大的业务责任。我在 OKCoin 待了大概八个月，但同样没有坚持太久。\nChamath：为什么？\nCZ：主要还是文化和价值观的不一致，有些做法我无法认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他们做活动、做手续费折扣宣传时，广告写得像是人人都能享受，但实际上你得主动去申请才会给你，并不是自动生效，类似这种细节让我不舒服。于是到 2015 年初，我决定离开。大致就是这样，主要是在 2014 年那几个月，延续到 2015 年初。\n为何创立 Binance？\nChamath：那后来怎么就做了 Binance？\nCZ：2015 年，我和几个以前的同事决定在日本东京做一家比特币交易平台。因为那是 Mt. Gox 事件之后一年，日本市场出现了明显的真空。\n就在我决定离开 OKCoin 的同一天，有两位开发者找到我，他们也刚好各自辞职。我说那不如我们三个人一起做点事。我们当时约定我来当 CEO、拿更多股权，负责融资；我用自己的积蓄给两位开发者发工资，而我自己不拿薪水。\n我们很快做出一个演示版本，下载了一个开源交易平台系统，把界面稍微改得更好看一些。\nChamath：所以 Binance 就是从套开源项目开始的？\nCZ：不是（笑）。那还在 Binance 之前，我们也没有对外这么说。我当时非常坦诚，这个 Demo 只是我们两三天内赶出来的概念验证，用来展示方向，不是最终产品。\n另外，我们写了一个脚本去抓取 Bitfinex 的行情数据。Bitfinex 当时是大型交易平台之一，我们相当于复刻了它的订单簿，让界面上不断闪动成交、看起来很活跃，投资人看到后会觉得技术很强。\n但更关键的是，他们提问时，我能把问题讲得很深，比如如何把撮合做快、如何做内存撮合引擎、数据库结构怎么设计等等，这些都是我之前积累下来的。\nChamath：也就是你把你学到的那些内存撮合、数据库全都讲出来了。\nCZ：对。我能深入回答他们的技术问题，所以他们相信这不只是一个好看的 Demo。但他们也指出你们在日本做交易平台不一定能成功，你不会日语。于是他们建议为什么不把这套交易系统卖给别的交易平台？因为很多日本交易平台的技术并不强。\n我觉得可行，就去谈了几家。大概两周后，我们就和其中一家签了合同，对方以 36 万美元买下这套系统，先付了 18 万美元的首付款。那笔钱足够让我不再用个人存款发工资，我当然松了一口气。于是我们从做自己的交易平台转向做交易系统供应商。\nChamath：也就是卖软件。\nCZ：对，卖软件。到 2015 年 7 月，有一批中国公司也找上门来，说他们也想买系统。\nChamath：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但这段经历太惊人了。很多创业故事里，当别人问“你公司做得怎么样、值多少钱”时，大家总会联想到那种“灵光一现、命中注定”的传奇。\n比如 Binance 现在大概是 2000 亿美元级别，很多人以为这种公司一定有个特别炸裂的起点。可你的经历更像真实创业：一路摸索、学习、试错、迭代，路径并不直观，直到某个时刻才发生催化。即便如此，你当时做的也不是一个终局形态，而是在做授权、做服务。很多人误解了创业的本质，它更多是韧性，是把苦活累活一遍遍做下去的耐力。\nCZ：完全同意。很多人会把创业浪漫化，觉得一开始就天降灵感。\nChamath：像 Facebook 的故事，大学里随手一写，突然就百万用户。\nCZ：是的，Facebook、微软、谷歌这类故事最容易被传播，车库、宿舍、从零到一飞起来。\nChamath：但现实里，尤其是金融、或者像特斯拉这种公司，更多是漫长的苦战。\nCZ：没错，是持续的苦战。你得反复尝试很多方向，开始时根本看不出哪条路会通。那三家更像是极少数从第一天就对了的例外，但它们塑造了大众对创业的想象。事实上，99% 甚至 99.9% 的成功公司都不是那种路径。\n所以回到我们当时，软件授权这门生意做得不错，我们一共服务了大概 30 家交易平台客户。\nChamath：等等，真的假的？\nCZ：真的，持续了两年左右。两年里我们签了很多客户，那其实是个数百万美元级的授权业务。它也可以算 SaaS，我们称之为“Exchange as a Service”，按月收固定服务费。业务非常稳定，每增加一个客户，收入就台阶式上升。这其实是个很好的商业模式。\n但到了 2017 年 3 月，中国政府关停了我们的大部分客户。到 5 月，我们发现必须转型。\nChamath：但他们没有直接影响你们，因为你们只是软件供应商。\nCZ：对，我们只是软件供应商，不运营交易平台，不触碰业务本身。但问题是客户没了，业务就没了。所以 4 月、5 月我们一直在想怎么转型。\n那段时间也发生了很多尝试，比如有三位跟着我干的同事想做一个 Poloniex 的复制版，Poloniex 当时是最大的交易平台之一。我说我们手上有现金，可以投；但三天后，他们又想做链上聊天室、链上交易那类软件，我就觉得不值得再投。\n最后我说，既然我们已经有交易系统，为什么不自己做一个只做币币交易的交易平台？系统需要做些定制，但基础都在。于是 5 月底我们定了，重新做交易平台，做纯币币交易。\nChamath：当时团队多大？\nCZ：20 人左右，技术人员齐全，但几乎没有市场团队，因为我们原先是 B2B，主要靠销售。我们只有两个销售加上我。决定转型后，我们说那就自己跑起来：做一家币币交易平台。\n然后 6 月 1 日到 6 月 10 日，BTC-e 的联合创始人 Vinnik，在中国做了一次 IC0，10 天募了 1500 万美元。我看到后非常震惊，他只有一份白皮书和一个网站，没有产品、什么都没有，就能募到 1500 万。那我想如果他能做到，我也许也能做到。\nChamath：你需要的是冒险资金。你在想如果我拿到 1500 万，就能扩建团队、投入营销，让公司走上增长曲线，也不用那么焦虑于现金流压力。\nCZ：对。我们最初确实是打算走 VC 融资，但看到那件事之后我意识到 IC0 的效率太高了。2017 年 6 月中旬我去参加一个大会，所有人都在谈 IC0，大家都对我说：“CZ，你必须做 IC0。”\n6 月 14 日左右，我就下决心把团队叫到一起，我们要做 IC0，马上写白皮书。\nChamath：那时你在比特币圈或加密圈里已经有名气了吗？不管是在中国、日本，还是别的地方？\nCZ：有一点。在 Blockchain.info 时，我就已经被不少人认识了。Blockchain.info 当时是最受欢迎的平台；OKCoin 我又是 CTO，在社交媒体上也比较活跃，同时还负责他们的国际市场，主要是非中文市场，因为团队里几乎没人英语比我好，尽管我的英语也谈不上多好。所以我在圈子里算是有一点知名度，大家多少知道我是谁。\nChamath：因为要做 IC0，你多少得有点名气或履历背书，对吧？\nCZ：是的。这也是早进入行业的优势，那时候参加几场会议，参会者可能也就两百人。第一次去，大家还不认识你；第二次再去，就开始有人记得你；第三次去，别人就会把你当成圈内人士，甚至认为你是专家。那段时间我确实积累了一点口碑。\n我当时也注意到，在中国做那次 IC0 的那个人 Vinnik，在国内很有名，但在国际上知名度不高；而我在国内外都多少有一些曝光。因此我判断我大概率也能做一场 IC0，融到差不多的规模。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确实做到了。\nChamath：我一直搞不清楚，到今天也一样，你们那次 IC0 的买家究竟是谁。\nCZ：坦白说，我直到今天也很难给出一个完全精确的画像。\nChamath：中国人？日本人？还是来自全球各地、早就认识你的人？或者是因为你们白皮书写得特别好？\nCZ：从投资者构成来看，可能 80% 到 90% 都是中国人，也有一部分国际投资者参与。数据大致显示，那次 IC0 约有 2 万人认购。\nChamath：两万人？\nCZ：对，约两万人。对一个全新品牌来说，真正的背书其实也就只有两点：少数人认识我，以及我们把事情讲清楚了。\nChamath：所以即便中国当时把交易平台清出市场，IC0 依然被允许？\nCZ：需要澄清一下，那时候 IC0 还没有被明确禁止。\nChamath：对，当时还没禁，但也谈不上被允许。\nCZ：严格说，是未被批准，处于灰色地带。再补充一个关键背景，我们当时服务的交易平台客户，主要是“法币交易平台”，并非纯加密交易平台。加密交易平台并不是 3 月被叫停的，而是在我们启动之后才在 9 月迎来监管重拳。我们说的这段时间大概是 2017 年 6、7 月。\nChamath：你当时几乎是在监管缝隙里穿针引线。\nCZ：确实如此。但我们并不知道政策会在之后落下，只是基于当时的现实做决策。\nChamath：那你们当时卖掉了公司多少股权？\nCZ：我们没有出售股权。我们发行的是代币，不涉及任何股权安排。我们发行了一个新代币 BNB，直到今天它仍然存在。我们当时的计划是售出 60% 的代币，募集约 1500 万美元。当然，募集是以比特币等加密资产计价与结算。\nChamath：你们最初为 BNB 设计的代币经济模型是什么？\nCZ：我们提出了若干用途，但最核心、也最能快速落地的一条是持有 BNB 的用户，在未来交易平台上线后进行交易可以获得 50% 的手续费折扣，这是最直接的价值承诺。我们同时也提到它未来会演化出自己的链，形成一个更完整的生态系统，大概就是三四个主要方向。\nChamath：那你们当时一定很兴奋，募集到 1500 万美元，马上就能把交易平台做起来。可 9 月政策下来，交易平台本身在中国被禁止了，你们怎么办？\nCZ：2017 年 9 月 4 日，中国政府多个部门联合发布文件：第一，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不再允许在中国运营；第二，IC0 也不再允许；第三，挖矿同样被禁止。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迁出中国。\n当时中国仍是重要市场，大约贡献了 30% 左右的用户，但我们还有约 70% 的用户来自全球其他地区。我们判断即便失去那 30%，业务仍可以生存，甚至仍有不错的增长空间，于是我提出把团队搬到东京。\nChamath：你很喜欢东京。\nCZ：我对日本并不陌生，至少不是第一次适应一种新文化。\nChamath：而且那时你也会说日语了。\nCZ：会一点点，属于打车级别的日语：会说谢谢、辛苦了、餐厅点菜能看懂一些；寿司的名字我大多能叫出来。大致就是这个水平。但关键在于东京对我而言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那时我们大概 30 人左右，于是决定整体搬迁。\nChamath：所有人都搬了？\nCZ：几乎全部。那是八年前，团队里只有一两个人已婚，几乎没人有孩子，所以迁移成本相对低。大家收拾行李就走了。我记得有个产品经理哭了，因为她男朋友还在中国。但她最终还是跟着团队去了东京，后来也和那位男朋友结了婚，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很不可思议。\n总之，我们搬到东京之后，平台仍然持续增长。\nChamath：你们最初上线 Binance 时，是一炮而红吗？还是需要花很多力气去找 PMF？早期的病毒传播是怎么发生的？流动性又是怎么建立起来的？\nCZ：我会说产品增长得不错，但代币价格一度跌破 IC0 价格，跌幅大约 30% 到 40%，大概三周后才恢复。至于 PMF，当时加密市场仍然很热，我们做的是币币交易平台，这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因此需求本身已经存在。\nChamath：那 IC0 就很关键了，大家持有代币，能享受交易手续费折扣，所以会优先选择 Binance，对吗？但你们的系统架构是不是也明显更好？速度更快、稳定性更强？\nCZ：是的，系统性能确实显著更优。那时候甚至不需要复杂对比，只凭直观体验就能看出来，在 Binance 下单、撮合的速度明显快过竞争对手，整个交易系统的性能优势非常突出。\nChamath：2017 年你们主要在和哪些平台竞争？\nCZ：当时 Poloniex、Bittrex 是最大的两家。中国市场上还有火币、OKCoin 等，西方市场则有 Coinbase。Gemini 那时候还没起来，是后来才出现的。Bitstamp、Bitfinex 当时也在，但现在相对小很多。\nChamath：那时候你已经接近 40 岁了，这件事真的开始跑起来，你怎么消化这种成功？你会不会对自己说这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真的吗？\nCZ：确实有一些非常不真实的时刻。比如财务同事跟我说，我们这段时间的收入大概是几百个比特币，我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我们真的赚到这么多？你确定吗？对方说确定。于是我们反复核对、三次核对，还是同一个结果，那种感觉非常震撼。\n还有一段时间是 BNB 在恢复价格的那三周，BNB 我们 IC0 定价大概是 0.10 美元，跌到 0.06 美元左右；随后又开始反弹。那一阵子几乎是睡一觉醒来涨 20%，开个会回来又涨 20%，甚至去趟洗手间回来也像又涨了一截。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但节奏确实快得令人眩晕。\nChamath：那种时候你很快就会意识到，等一下，我好像变得很有钱了。\nCZ：财富感的冲击来得更晚一些。大概在 2018 年初，过了六七个月，Forbes 把我放上了封面。那一刻我才真正开始意识到，也许事情已经完全不同了。\nChamath：他们当时怎么联系到你，要做封面？\nCZ：我其实也不太清楚具体过程。Forbes 当时在做一期加密主题特刊，找了很多圈内人。他们通过我们的公关团队联系，当时 PR 团队大概四五个人，说想给我做专访、拍摄。\n我一开始并不想去，但团队认为作为一个新品牌，Forbes 的曝光可以显著提升认知度，我就同意了。拍摄那次也是我第一次化妆、第一次上镜做那种正式棚拍。\nChamath：钱对你意味着什么？别误会，但你是在中年之后才变富的。到了四十多岁，钱还重要吗？\nCZ：钱当然重要，但不是全部。对我来说，有几件事起到了作用：\n第一，我确实年纪不小了。四十多岁的人，不太会像二十岁那样追逐豪车、派对或炫耀性的消费，我对那些不感兴趣。\n第二，我的性格相对稳定，不太容易因外部变化而大起大落。\n第三，财富增长对我来说并不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几乎是从刚刚实现一点财务宽裕，直接跳到登上封面、别人说你可能是亿万富翁。但当我打开自己的钱包，数字之外的生活并没有立刻发生什么变化。有人跟我说“你可能已经是亿万富翁”，我反而会想真的吗？为什么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n甚至在我们从中国搬去日本的那段时间，我还在订经济舱红眼航班。后来有人提醒我应该升到商务舱，这样能躺下睡觉，我才意识到习惯并不会因为财富骤增而自动改变。\n如果一个人是阶梯式变富，从 100 万到 1000 万，可能会买车；到 2 亿可能会买游艇，他会逐步形成一套消费与身份习惯。但我没有经历那样的阶梯过程，所以很多富人的习惯并没有在我身上长出来。\nChamath：那现在呢？有时候你是亿万富翁，有时候甚至是“百亿级”，这些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nCZ：对我而言，意义并不大。我觉得钱大致有两层意义：\n第一，保障基本生活：食物、住所、安全感。坦白说，实现这一点所需的金额并不高。人们常常会把生活复杂化，但基础需求并不昂贵。就这层意义来说，我当然早就具备了。我生活得很舒适，但并不奢华。\n第二，至于更富带来的变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比如我现在住的房子，客厅每隔一段时间还会漏水，因为房子很旧。外界可能以为我住得极其豪华，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住的是一个尺寸合适、位置便利、满足家庭需要的房子。它并不新，也不讲究排场，只是功能上合适。东西坏了就修，仅此而已。漏水这种事一个月前还发生过。\nChamath：这说明你务实？还是说你本身不太会被这些东西打动？\nCZ：我更看重功能。能解决问题、能正常运转，我就满意。我不太在意装饰、风格、颜色，也不在意闪耀的金色或类似符号性的东西。只要它好用，就够了。\nChamath：你会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吗？\nCZ：不太会。我清楚自己的弱点，也学会了如何与之相处，我希望自己不是一个过度自负的人。\nChamath：说起来可能有些傲慢，但我确实是这两年才开始真正了解你。我看了你从 2010 年代末到 2020 年代初的视频，我最直接的反应，因为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挣扎，即自卑感与自负之间的拉锯。我当时想：天哪，这个人表现得极其冷静。看来你的情绪调节能力极强，且非常有自省意识。\nCZ：他人的情绪起伏可能很大，表现为极度的喜悦或悲伤。我同样会感到快乐或忧虑，但我的波动范围更窄。\nChamath：这种特质让你在很多方面都能游刃有余。这意味着当你正埋头解决某个难题时，所谓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幻的，因为外人并不知道你付出的艰辛，也没人真正关心那些枯燥的苦劳。\n人们倾向于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评判事物，比如指着某样东西感叹：“哇，看你拥有的一切。”确实如此。如果你一直埋头苦干而没有时间享受，其实没有人能真正理解那种状态。\nCZ：没错，确实是这样。\nChamath：好，我们聊聊 Binance 的起步。你推出了这个平台，它发展得极其迅猛，但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你是否觉得自己在某个阶段曾过度沉迷于这种增长？\nCZ：我不会说我沉迷于增长，但我确实沉迷于工作。事实上，工作本身带给我极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nChamath：那时你典型的一天是怎样的？你主要在忙些什么？\nCZ：我每天基本上要处理 20 多场会议，包括预定的电话会议或正式会谈，此外还有各种琐碎事务，还要在 Twitter 上回复用户等等。但这让我感到非常有意义，因为其中蕴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就感。这种感觉并非来自金钱或增长规模。\nChamath：是什么呢？在你执掌 Binance 期间，你是如何衡量的？有些人会死盯着滞后指标，比如营收，但营收和利润其实是六个月甚至一年前工作的滞后体现。你最看重的领先指标是什么？你真正关心的、能反映系统健康状况的北极星是什么？\nCZ：我认为核心指标是日活跃用户数，不是交易量，也不是营收。\nChamath：为什么是日活，而不是其他指标？\nCZ：这是核心所在。我认为只要你持续服务于更多用户，你就在为他们创造价值。我坚信，当人们愿意使用一个产品时，它才是有价值的。因此，使用的人越多，即便营收为零，产品依然具备价值。\n任何产品都是如此，受众越广，价值越高，这就是我的哲学。相比之下，你可以为了短期利益去优化营收或利润，但那样可能会丧失长期增长的潜力。我始终相信，从长远来看，如果平台拥有庞大的用户群，那就是价值所在——这不仅是为你自己创造价值，也是为用户创造价值。\n人们选择使用你的平台，是因为这能为他们带来价值。所以，这是我的“北极星指标”。除此之外，意识到有数以亿计的人在使用我们的服务并从中获益，这本身也极具意义。我的观点是，如果用户愿意支付手续费，那一定是因为我们提供了相应的价值。\nChamath：但日活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些活跃用户中可能包含不法分子。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这可能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并必须严肃对待的？\nCZ：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时间点，那是 2018 年的元旦。当时 Binance 成立仅五个月左右，我们规模已经很大，是全球排名第一的交易平台了。当时，一名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联系了我，他发来邮件请求我们协助追踪一些黑客，这些黑客可能转移了 Ether Delta 被盗事件的资金。\nEther Delta 是 2017 年的一家去中心化交易平台，因遭遇黑客攻击而倒闭。那是美国政府官员第一次联系我们，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们团队中没有人具备与执法部门对接的经验。于是，我召集了几个伙伴商量：“我们要怎么帮他？”\n随后，我们在核实其身份后，提供了他所需的信息。事后他向我们表达了感谢。我当时问他：“Joseph，你能否推荐一些具备对接执法部门经验的人才，以便我们将来聘用？”他确实推荐了一位，但那人当时在美国，而我们那时还没有美国实体，无法在当地雇佣员工，所以只能作罢。但就在那年的元旦，我意识到这种情况未来会频繁发生。\nChamath：在那一刻你意识到，随着用户基数的扩大，这种事是不可避免的。\nCZ：是的，这是必然的。\nChamath：即便是在用户量激增的情况下。\nCZ：就在那天，我意识到我们必须聘请有执法部门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士。\nChamath：那么你后来做了什么？\nCZ：我们最终确实聘请了更多这方面的专业人才。\nChamath：显然，你个人不会去监控每一笔交易，所以你无法察觉所有细节。但如果我们快进到后来，拜登政府对你提出的指控核心在于，像哈马斯或其他组织在利用 Binance 进行交易，而你们的监管措施不足。\nCZ：关于这一点，受限于法律协议及辩诉程序等因素，我对于能说什么和不能说什么有严格的法律限制。我虽不是律师，但我会尽量避免触及这些敏感话题。不过从宏观角度来看，我想说拜登政府整体上对加密货币行业是相当敌视的，他们甚至公开向加密货币宣战。因此，看到新一届政府的态度发生了 180 度的转变，我认为这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件好事。我并不想单纯指责前任政府，但我觉得他们当时确实未能理解这个行业。\nChamath：你认为他们为何表现得如此敌视？\nCZ：源于对新生事物的恐惧，就这么简单。我想在他们的认知里，在某种程度上是想保护现有的金融体系、银行及相关利益方免受冲击。此外，这些传统行业可能也进行了大量的游说活动，从而洗脑或影响了决策者的思维。这是人性使然，虽然并不理想，但可以理解。\nChamath：你经营着交易平台，生意蒸蒸日上。从 2018 年到 2020 年，你逐渐步入巅峰。最终，你决定开设一个美国实体。\nCZ：是的，我们在 2019 年开设了 Binance.US。\nChamath：你当时为什么觉得有必要这样做？\nCZ：2019 年当时有一些新闻，用我这个门外汉的话说，美国政府正在追击 BitMEX。当时 BitMEX 以及 Bitfinex 的负面消息频出。我记得波兰政府冻结了他们大约 6 到 8 亿美元的资产，而当时他们的市值也才 40 亿美元左右，这是一笔巨款。\n随后，美国政府起诉他们储备金不足。看到这些新闻后，我们意识到美国政府开始关注这个行业，我们最好进行注册。同样，我咨询了许多有法律背景的朋友，普遍的共识是我们应该以合规注册的方式在美国运营。于是在 2019 年，我们注册了 Binance.US，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拥有独立的部署系统、撮合引擎和流动性池。从成立第一天起，Binance.US 就一直处于监管之下。\nChamath：2019 年到 2021 年间，一切运行基本顺遂。\nCZ：总体来说，是的。\nFTX 事件始末：与 SBF 的关系及其崩盘\nChamath：随后你开始看到其他竞争对手异军突起，比如 SBF 和他的 FTX 势头极其强劲。跟我聊聊那段经历，你是怎么认识他的？\nCZ：我们在某个阶段曾持有他们 20% 的股份，但一年后就退出了，并没有持有太久。\n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在 2019 年 1 月，在 Binance 于新加坡组织的会议上。我记得当时 FTX 甚至还没成立。Sam Bankman-Fried（SBF）当时还在经营 Alameda Research。他们在圣淘沙的新加坡水族馆举办了一场酒会，还安排潜水员在鱼缸里举着标语。\n当时他们是 Binance 的 VIP 客户，交易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很友好，那是 2019 年 1 月的事。几个月后，他们找到我们，表示想建立一个期货平台。他们提出了一个合资方案，具体细节我记不清了，但我记得他们提议的分成比例是 60/40，我们占大头。\n我当时考虑过还价，毕竟用户都在我们手里，他们当时还一无所有。我甚至想过提出 95/5 的分成，但我觉得那样不太礼貌。毕竟他们依然是我们的重要交易者和 VIP 客户，所以我们拒绝了那个提议。\nChamath：因为他们曾是流动性池中至关重要的一环。\nCZ：在社交层面上我们并无太多交集，他们当时是平台的大客户。但你要知道，当时的 Binance 也还很年轻，并非深耕多年的老牌机构，可能也就成立了半年到一年左右。后来在夏季，他们带着更好的方案再次找到我，但我拒绝了。到了 11 月，他们第三次尝试合作。那时 FTX 已经上线并有了一定的交易量，他们提议我们可以按这个价格转让 20% 的股权给你。\n”那次交易涉及代币交换，即 BNB 与 FTT 的互换，我们也因此持有了一些早期的 FTT。当时 BNB 的流动性远高于 FTT。然而，交易达成后不久，我就开始从朋友口中听到 SBF 在华盛顿政界和美国各处散布关于我们的负面言论。我当时觉得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n此外，他们还做了一些令人恼火的事，比如开出 5 倍的薪水，从我们这里挖走了两名能接触到 VIP 数据库的客户经理。其中一名员工离职后，我心想，如果我们为了留住她而加薪，那就意味着要给所有人加薪 5 倍，这显然不可行，于是她便入职了 FTX。但在她入职的第二天，我们的 VIP 客户就开始接到他们的电话，宣称在 FTX 交易可以获得更优惠的费率。\n于是我致电 SBF 说：“你能不能停止这种行为？我们还是你们的股东。”与此同时，他表面上还会客气地问：“CZ，我们能不能在加密货币活动上一起参加个圆桌论坛？”作为投资者，我本想帮他们做推广。事实上，我真心希望行业内能有多个成功的交易平台并存，这样我们就不会总是成为被针对的目标。但事与愿违，我不断听到他在背后中伤我们的消息。\n到了 2021 年初，由于他们宣称要以 320 亿美元的估值融资，我们便决定退出。根据投资条款，我们对未来的融资轮次拥有否决权，如果想阻碍他们，我们完全可以动用这项权利。但我不想以此为难他们，我想的是，既然如此，不如直接退出，大家在市场上公平竞争。\n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交易在 2021 年 7 月最终敲定并完成了转账，这比他们最终爆发危机早了整整一年半。在那时，没人能预料到后来的崩盘。\nChamath：没错。当时有传言说，他们的许多问题是在你出售股份后才开始的，且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你现在的这番话有力地反驳了那种说法。\nCZ：那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由于业务上的竞争关系，尽管我们曾是股东，但我从未要求查阅他们的财务报表，从未开口问过。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投资者，投资后从不干预对方的经营。况且大家在期货平台上存在竞争，所以我也刻意保持距离，让他们自行发展。\nChamath：FTX 倒闭后，人们讨论最多的几点，一是赔付方案对部分持有现金的债权人而言并非最优；二是这些资产在后期的估值问题。回顾这一切，你认为这反映了行业的什么现状？\nCZ：坦白说，我不了解破产清算的具体流程，也不清楚其是否公平，我只是在网上读到了一些说法。而且为了保持透明，我必须说明 FTX 的破产管理机构目前正与我们进行诉讼，他们试图追回一年半前我们退股时的那笔资金。因此，我目前能公开评论的内容非常有限。\n我确实听到一些中国用户抱怨无法获得赔付等问题。但据我所知，由于加密货币价格上涨，如果按美元计价，他们现在有足够的资产进行赔付；但如果用户当时持有的是加密货币，那他们本应获得更多，我不确定具体的交易细节。\n直面拜登政府“反加密”的司法部\nChamath：Binance 的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复杂的？我是指与美国政府的关系。\nCZ：那是从 2021 到 2022 年间开始的，他们开始要求我们提供信息，而我们始终配合。但到了 2022 年底，形势变得愈发严峻。直到 2023 年初，情况变得明朗化，我们要么达成某种和解协议，要么就面临起诉。随后便进入了漫长的幕后谈判。\nChamath：作为当事人，你如何应对这种压力？当你坐在会议室里，听到律师说“CZ，我想你可能会面临刑事起诉”时，那是种什么感觉？\nCZ：首先，我没有法律背景，所以我非常依赖专业人士的建议。那对我来说是最艰难的一段时期，因为我毫无经验。这种事，任何经历过一次的人都不会想再经历第二次。我聘请了一群顶尖律师，但如何管理这些律师其实很棘手。他们虽然专业，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专长和意见，而且每个人都想表现得自己是那个最有决策权的人。此外，律师的工作方式是极其细致且耗时的，毕竟他们是按小时计费。\n我并不是说他们不道德，他们确实想把工作做好，但往往会陷入各种细枝末节中，导致你感觉被拖向了无数个方向，那是我最苦恼的地方。我当时需要的是有人告诉我：“这就是你要关注的三件事，这就是我们要采取的策略。”由于我们的法律团队当时还很年轻，缺乏处理此类重大案件的经验，这让情况变得更为复杂。\nChamath：当时你的团队都在哪里？\nCZ：我们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2023 年时，我大部分时间在迪拜。那段日子压力极大。我应对压力的方法是分析“最好”和“最坏”的情况。最好的情况： 支付罚款，签署延期起诉协议，事情告一段落。最坏的情况： 对方试图让你入狱。\nChamath：那真的是最坏的情况吗？因为当时看来，类似案例往往只是缓刑。\nCZ：这确实是极端的风险。虽然之前没人因此入狱，但他们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还有另一种“最坏情况”：如果你选择死磕到底，拒绝协议，留在阿联酋（阿联酋与美国有引渡协议）。即便由于我拥有公民身份，被引渡的可能性极小，但我的旅行自由将受限。每当我跨越国境，即便那个国家没有引渡协议，也可能存在某种政治交易。那将是一种生活在恐惧中的状态。\nChamath：而且如果两国是盟友，这还会导致政府间的关系变得复杂。\nCZ：没错，这会给阿联酋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我不希望给给予我公民身份的国家添麻烦。更糟的情况是，如果你不配合，他们起诉你并发布红色通缉令，那种生活是不堪设想的。\nChamath：你是如何解决的？\nCZ：谈判过程极其艰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要和 12 到 20 名随时候命的律师开会，我们是在与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博弈。我的律师跟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从未见过他们在处理此类案件时表现得如此敌对。”\nChamath：在某个时刻，你会对此感到麻木吗？还是会不断地反思，觉得“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nCZ：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有几个阶段非常难以跨越。在谈判中，当对方提出一些我们绝不能接受的条款时，你必须拒绝，即便对方寸步不让。随后会出现长达数周的“停滞期”。在那几周里，你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种感觉就像身处“炼狱”。你随时可能被起诉，因为你已经拒绝了他们的方案。在那段时间里，你必须在心理上做好最坏的打算：比如余生只能待在一个国家，必须极其小心。有趣的是，两周后，他们会主动回来询问：“我们可以重新开始谈判吗？”\nChamath：你认为那两周里发生了什么？\nCZ：回想起来，我认为那是对方非常高明的谈判技巧，保持沉默。对于像我这样第一次经历这种事的人来说，这是在拿命在博弈，而对他们来说，这是日常工作。他们很聪明，知道两周是一个完美的博弈点。如果沉默时间太长，你就会适应那种极端压力下的生活，反而变得无所畏惧，等他们再回来时你可能依然会说“不”。他们非常擅长这种心理战。这种压力是无法习惯的，它对心理是极大的挑战。\nChamath：你最终是如何说服自己接受这些最终协议条款的？\nCZ：经过多轮艰苦谈判，我们最终达成了共识。我接受了关于违反《银行保密法》的单一指控，其本质是“未能履行注册义务”，这虽然属于联邦罪行且性质严肃，但在历史上从未有人因此被判入狱。\nChamath：这项指控听起来更具技术性。在美国媒体的认知中，普遍认为这涉及洗钱、教唆犯罪以及未能执行 KYC 与反洗钱。大众的认知与实际的法律指控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它们是等同的，还是相互独立的？\nCZ：我可以试着阐述一下我的理解。首先需要声明，我并非法律专业人士，这仅代表我作为外行人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第一层：违反《银行保密法》。这是最基础的一层，即未能履行注册义务。Binance 在未向美国相关监管机构注册为金融服务公司的情况下，为美国用户提供了服务。\n第二层：KYC 与 AML 程序不完备。即使公司未注册，也应具备完善的反洗钱程序。人们往往认为合规与否是非黑即白的，但现实中它关乎执行的力度、使用的系统以及投入的人力。\n第三层：明知且协助非法交易。这是更高层级的指控。如果反洗钱程序不严密，可能会漏掉不法分子，但这并不代表公司是故意协助。\n第四层：个人直接处理非法交易。例如查理·史瑞姆为“丝绸之路”处理交易的案例。我个人从未直接处理过任何交易，这完全不在我的业务范围内。\n最终达成的共识是：Binance 未能按规注册，且 KYC/AML 程序存在薄弱环节。对于这两点，我们愿意接受罚款并达成和解。在法律层面，仅凭这两项指控，无其他附加罪名而在美国历史上被判入狱的先例至今为零。然而，政府当时试图增加两项所谓的“加重处罚指控”（第 3 和第 4 层），声称我个人协助了非法交易。\nChamath：他们能否指证具体的交易记录或证据？\nCZ：不能，他们拿不出证据。他们试图将公司层面发生的某些疏漏强加于我个人。法庭最终断然驳回了这两项加重指控。但在我前往美国之前，我们商定会在庭审中就此进行辩论。基于法律咨询，我当时认为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像 BitMEX 的 Arthur Hayes 那样，被判处六个月的居家监禁，而他的情节（直接接触客户）显然比我严重得多。因此我当时充满信心，认为前往美国解决问题是最佳选择。\nChamath：所以你的策略是承认基础指控，并在法庭上驳回第 3、4 层指控。你抵达美国，进入法庭，随后发生了什么？\nCZ：细节非常多。第一天是进行认罪答辩，相关条款早已由双方庞大的律师团队反复推敲和润色。\nChamath：顺便问一下，你当时住在哪里？家人陪在你身边吗？\nCZ：我住在西雅图市中心的一家酒店里。我的姐姐和母亲陪着我，但我没让孩子来，因为他们要上学。我的合伙人也有公司要管理，而我当时已不再负责 Binance 的运营，所以我不想让他分心。认罪答辩结束后，律师们开始就保释条件进行辩论。我的律师认为我应该被允许返回阿联酋等待三个月后的判决，政府则辩称我可能会潜逃，要求我滞留美国，但承诺不会限制我在美国境内的行动。\n最初，治安法官批准我返回阿联酋，但政府随即提起上诉。我的律师说，在他 40 年的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政府针对保释条件提起上诉。他认为这种做法表现得过于激进，可能会引起法庭反感，反而对我们有利。然而结果出人意料，两周后法庭裁定政府胜诉，我被迫滞留美国三个月。三个月期满后，政府又申请了三个月的延期。\nChamath：在那六个月里，你见到孩子了吗？\nCZ：没有，我不想让他们看到这种场面。在那段时间里，我在美国境内旅行，或是住在姐姐家里，尽量让自己保持平和的心态。\nChamath：2024 年 4 月 30 日是你的宣判日。\nCZ：是的。宣判前一周，政府提交了量刑建议，要求判处 36 个月监禁，这超出了所有法律指南建议上限的两倍。与此同时，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电视上再次向加密货币宣战，并致信司法部，信中充斥着对该行业的偏见。\n宣判那天，法官先是肯定了我的贡献和为人，但随后说出了那个转折词——但是。律师们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辩护，正是那次辩论，让政府试图强加给我的那两项核心指控被法庭彻底驳回。法官确认我并未接触过那些交易，也不知情。\n联邦监狱内部生活是什么样？\nChamath：所以最终判决是四个月监禁，你当时作何反应？\nCZ：最初很难接受。我担心的不是四个月的时长，而是我的个人安全。宣判后，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称，我是“有史以来进入美国监狱最富有的人”。\nChamath：媒体的这种报道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nCZ：完全正确。我的律师和监狱咨询师都警告我，如此高的知名度会让我成为监狱里勒索的首要目标。\nChamath：什么是监狱咨询师？\nCZ：这是一个专门的行业，通常由前狱警或前典狱长组成。他们会教你监狱里的生存规则：比如如何生活，如何面对挑衅。他们告诉我，如果第一天有人表现得异常友好，千万不要接受他们的任何东西，因为这通常意味着未来要付出十倍的代价。我也咨询了一些曾入狱服刑的人。美国的监狱系统非常庞大，关押着 200 万人，政府每年在监狱上的投入甚至超过了教育。每个监狱都有自己的潜规则。我最终意识到，无论得到多少建议，我终究要独自去面对这一切。\nChamath：你说你在 4 月 30 日被宣判。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服刑的？\nCZ：一般来说，被宣判之后，当事人并不会立刻知道自己会被送往哪里、进入哪一所监狱。法院通常会提出两项推荐意见，之后你会收到一封通知信。\nChamath：也就是说，你可能当时还在酒店或其他地方，等到某个日期就必须去报到，按要求入狱。\nCZ：是的。但我的情况有些特殊，法官裁定我不需要接受任何形式的监管，这在同类案件中相当少见。因此我不需要按期去报到，只需要等待一封寄到我妹妹家的信——那是我向法院登记的联系地址。\n实际上，司法部在其申请中要求对我实施“预先羁押”，也就是在香港就将我控制并带走；我猜他们希望获得那张“押解照片”，用于公关宣传。\n但法官明确表示：他不构成风险，不存在潜逃风险，也不会危害社会，因此没有必要采取那种方式。法官还特别补充了一句：我不需要监管。后来我才知道，这在法律意义上很关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服刑结束后没有缓刑、没有假释，也无需接受任何监督。对我来说，这段经历里确实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法律细节。\nChamath：那段时间你是怎么度过的？恐惧吗？有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事情？\nCZ：幸运的是，并没有出现特别糟糕的意外。整体体验当然非常痛苦，但没有遭受身体伤害，也没有卷入打斗，更没有遭遇真正意义上的勒索。入狱前，我的监狱顾问反复提醒我：进去之后不要加入任何帮派，尽量保持低调，独来独往，少说话，不要卷入纷争。但我走进监狱大门的第一分钟，一个狱警就对我说：“你需要一点保护。太平洋岛裔那边在招人，你可能想加入他们。”这句话是我刚跨过门槛就听到的。\nChamath：他是对你说的？\nCZ：是的，我当时完全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入监的第一天流程极其繁琐：一系列手续、脱衣搜身……之后你会被带到你所属的监区。那里大概有 200 名囚犯：三排牢房，每排约 20 间，相对而立，有三层楼，底部是公共活动区。你走进去的一刻，几乎能感受到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你身上。\n后来我才意识到，监狱会按种族与族裔进行分组管理：华裔归华裔，白人归白人，黑人归黑人；拉丁裔、墨西哥裔、西语系人群也会归为一组。这样做反而能显著减少冲突，相近的文化与生活习惯更容易相处。\n比如穆斯林囚犯有固定礼拜时间和作息，也会被安排到更便于协调的组别。狱方事实上默许并鼓励这种分组，因为它能降低斗殴概率。而一旦组与组之间出现摩擦，首先会在组内层级里协调解决：如果你和其他组的人发生冲突，这就不再是个人矛盾，而是组与组的问题，会由各自的代表出面交涉。\nChamath：听起来像工会代表。\nCZ：某种程度上很像。他们会坐下来协调，说“你先退一步，我们把问题解决掉”。这背后有一整套运行机制和层级结构。只不过我在进去之前完全不知道这些。\n我记得我刚到监区，一个看起来半华裔、半亚裔的人走过来对我说：“我叫 Chino，欢迎加入我们。”他用的词是“car”。我当场愣住：我应该握手吗？不握会不会出问题？这算不算被“拉入帮派”？当时脑子里一团乱。那个人其实是菲律宾与德国混血。由于亚裔人数不多，监狱往往把“看起来属于亚洲”的人都归到同一组，甚至会把原住民、太平洋岛民，包括夏威夷人也并入同一组。\n在那 200 人里，我们这个亚洲组只有 6 个人。我被关进的是低安全级别监狱，按我的案件性质，本应进入更低一级的最低安全级别监狱，通常是白领犯罪者所在的区域。但因为我不是美国公民，他们把我安排在低安全级别监狱，而那里的主要囚犯类型是毒品相关犯罪。这段经历非常强烈、也非常荒诞，我在即将出版的书里会详细写到这一部分。\nChamath：你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nCZ：好好洗个澡，吃一顿像样的饭。监狱里的淋浴间很小，大概就这么一个盒子般的空间。门像西部酒吧那种半截门，只能遮住中间部分，腿和头都露在外面。更糟糕的是，你很难在不碰到墙壁的情况下完成淋浴。出狱后的第一次洗澡，最明显的奢侈感就是终于不必再贴着墙、在逼仄空间里凑合。\n饮食方面，水果极少，优质蛋白也极少；碳水化合物却很多——面包、面粉制品、油炸食品一大堆，蔬菜很少，蛋白很少，完整的新鲜水果更是几乎见不到。我可能好几个月都没见过一整颗水果。出狱后看到一盘水果，我第一反应是，这简直是一种久违的奢侈。\nChamath：你出狱后是不是马上就离开美国了？\nCZ：我从监狱大门出来到登上飞机离开，大概只用了 26 分钟。\nChamath：那一刻你在想什么？你会不会觉得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某些部分或许合理，但也有一些明显的过度执法让感我到冤屈？还是你会觉得这完全是一场政治性构陷，极其不公，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你当时内心的独白是什么？\nCZ：关于认罪协议、法律条款等细节，我有一些发言限制，不能展开。\nChamath：我只是问你情绪上的感受。\nCZ：从情绪上说，我只希望这一切尽快结束。并且当我刚出狱时，仍然是拜登政府时期，大选还未发生，胜负也未可知，美国政策走向仍然不明朗。\nChamath：你是 2024 年 5 月 30 日入狱的，对吧？\nCZ：对。我在 2024 年 5 月 30 日入狱，四个月后，也就是 9 月 27 日完全出狱。大选在 11 月。\nChamath：顺便说一句，那时你已经在美国待了一年，也一年没见到孩子了。\nCZ：所以当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让这一切结束。我也做好心理准备，如果政策继续沿着原来的方向走，加密行业仍将承受持续的高压，我们只能在那样的环境里继续生存下去。\n离开 Binance 后的生活与新事业\nChamath：你回到外面之后，是否也逐渐接受了一个事实，你不能再继续管理 Binance，这也是认罪协议的一部分？\nCZ：是的，我后来接受了。离开管理岗位非常艰难，我确实为此哭过。上一次我真正哭得这么厉害，还是几年前父亲去世的时候。\n但回到正常生活一段时间后，我反而对“不再管理 Binance”感到某种程度的轻松：我拥有更多自由时间。如果是我主动退下来，外界可能会说“他撑不住了”；但现在的情形是“我不能继续做”，这不完全是个人选择，至少不再是一种“精力不济”的叙事。\n而且过了一段时间我也意识到：人生还有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可以投入。我整体上处在非常幸运的位置，有资源，也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我想推动的项目与事业，比如 Giggle Academy、免费教育等。\nChamath：我也想聊 AI 和这些新项目。但在此之前，我们再把赦免这部分讲清楚：你是怎么开始申请赦免、又是如何得到赦免的？你具体做了什么？\nCZ：说实话，我觉得几乎没人真正知道赦免流程是什么，因为它看起来并没有固定流程。我的理解是你需要找一位律师，由律师撰写请愿书，把论点写清楚，为什么你应当被赦免、为什么你遭受了过度起诉、你的品行与过往如何等。\nChamath：那赦免的本质是什么？是承认过度起诉吗？\nCZ：赦免的效果是把你恢复到正常人的法律状态，相当于抹平原先的负担。至于“为什么被考虑赦免”，原因可以很多。\nChamath：归根结底，是总统在阅读请愿书后行使自由裁量权？\nCZ：大概是这样。宪法赋予美国总统赦免权，条文本身也没有写得很细。至于具体如何运作，更多取决于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以及总统个人的判断。\nChamath：也就是说，它更多体现的是当下的社会规范与政治气候，以及总统如何解读这些因素。\nCZ：我认为是的。历史上很多总统会在任期最后一天集中赦免。拜登则在任期中段就开始赦免，而且还出现了“预先赦免”。\nChamath：预先赦免确实很新颖，大概是从疫情期间开始被广泛讨论的。\nCZ：他甚至给自己的儿子做过一段时间范围的预先赦免，在一个很少被公开讨论的时期。总之，在我看来，并不存在一个清晰、固定、透明的程序。总统理论上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使赦免权。\n我只知道：递交请愿之后，你就只能等待。白宫有负责赦免事务的人，我记得叫 Alice Johnson，她曾经坐过很多年牢，写过一本很不错的书，我读过。\n律师会不断去问：“有没有进展？有没有反馈？”但往往得不到任何更新。然后某一天，事情就发生了。关于赦免流程，我所能说的也就到此为止，我怀疑外界也很少有人真正弄清它的运作机制。\nChamath：很多人会本能地想你为了拿到赦免，肯定做了些什么，我希望你能把这件事说清楚。\nCZ：我没有做什么，也谈不上做了任何操作。但我认为，从现实角度看，如果没有赦免，Binance 进入美国、以合规方式开展业务会非常困难。因为我是 Binance 以及 Binance US 的最终受益人，没有赦免的话，业务在美国会受到极大限制。\n如果美国想成为全球加密之都，就很难把行业里最大的流动性池排除在外，也不可能让美国用户无法接触到最大的市场与生态。而 Binance 既是最大的流动性中心之一，也是最大的加密生态之一。因此我的猜测是新总统本身是亲加密的总统，他也有过被去银行化和被针对的经验。\nChamath：他自己谈过去银行化的感受，被系统性针对是什么体验。\nCZ：不只是去银行化，他还背负过 34 项刑事指控。我在狱中看电视时就看到这个消息，甚至有一项指控的细节是：他把文件带进浴室阅读，听起来荒诞至极。我认为，他亲身经历了拜登司法部的强硬与激进，这种体验可能让他更容易产生共情。某种程度上，这也许对我获得赦免有帮助。\nChamath：你现在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nCZ：我依然相当忙碌。我在做 Giggle Academy，一个免费的教育平台；我也会为一些国家提供咨询，帮助它们制定更合理的加密监管政策；我也参与投资，关注区块链、AI 等方向，我们有一个很活跃的投资团队。\nChamath：这些是在 Binance 内部做，还是外部？\nCZ：在 Binance 外部，属于 YZi Labs 的范畴。此外，我也会为 BNB Chain 生态里的部分创业者提供辅导与支持。总的来说，事情不少。\nChamath：说说 Giggle Academy，它到底是什么？\nCZ：我的设想是教育内容完全可以被数字化，并通过移动端彻底交付。\nChamath：为什么这件事重要？\nCZ：因为现实里有一组非常残酷的数据，全球大约有 7 亿到 8 亿成年人不识字，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此外还有大约 5 亿儿童无法入学。两者相加大约是 12 亿人处在教育体系之外。\nChamath：这相当于全球人口的 12% 到 13%。\nCZ：而这些人大多生活在极度贫困地区，要么附近没有学校，要么负担不起学费。即便有学校，质量也往往不理想。传统教育体系的机制是把学生“拉齐到平均水平”：一个班那么多人，教学进度只能照顾到“中间值”。\nChamath：那你们的软件形态是什么？\nCZ：就是手机或平板上的一个 App。我的判断是结合游戏化设计、人类心理机制，以及 AI 能力，一个 App 就可以免费提供所需的教育内容。\nChamath：你看过类似 Alpha School 的模式吗？你怎么看？\nCZ：我觉得 Alpha School 很好，做得很出色。但它成本高，难以普及到最需要的人群。\nChamath：你看过 Timeback 吗？\nCZ：我没有深度使用过，但我见过他们的创始人和一些核心团队。他们解决的是“让既有教育体系变得更好”的问题；我解决的是另一个端的问题，“让教育变得可获得”，两者方向不同。\nChamath：所以你的目标是尽可能大规模地传播，你设想里会有学校吗？\nCZ：不会，我不想做学校，我希望所有人都通过同一个 App 学习。\nChamath：我注意到你们的软件很强调奖励机制，徽章之类。我当时的直觉是：这像一串“面包屑”，很容易走向代币化、赚取激励、支付体系……我是在过度联想吗？\nCZ：不是，你的联想很自然。我其实认真思考过很久，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刻意抵制给 Giggle Academy 发代币。确实，发行代币有很多好处，可以做 learn-to-earn，可以激励教师，也能激励内容生产。但问题在于，以我的身份，一旦发行代币，外界注意力很可能迅速从“教育”转向“投机”：大家会去买币、炒币、刷任务拿币。平台上到底是真孩子在学，还是在刷激励，会变得难以分辨。\n我希望 Giggle Academy 是真正的免费教育平台，而不是一个披着教育外衣的代币项目。只要引入代币，所有人都会把焦点放在代币上。\nChamath：老实说，Giggle 听起来很棒，但我也承认我的原始直觉就是往那个方向想了。\nCZ：几乎所有人都会这么想，这也说明这种路径太显眼了，但我希望它最终被理解为教育项目，而不是加密投机项目。\nChamath：所以你的计划是你个人持续出资，让它扩张并普及？\nCZ：原本是这样。但后来出现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有一个社区项目通过 memecoin 的方式，向我们捐赠了大约 1200 万美元。坦白说，到目前为止我在整个项目上大既只花了 300 万到 400 万美元。结果反倒变成了“钱难以花出去”：把钱花出正向影响，比想象中要难得多。\nChamath：对，带来正向影响的花钱本质上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nCZ：确实非常难。但我的计划仍然是只要需要，我会持续资助，直到实现目标，把教育内容彻底数字化，用游戏化、足够黏性的方式交付给最需要的人。\nChamath：我想插一个 AI 的问题。你说 AI 是你人生里的第三个支柱，你看到的是一次巨浪式的周期变化。AI 最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当你把视角下探到英文以下、进入 embedding 以及 embedding 层，你会发现那是一种机器可读语言，并不是英文本身。信息密度很高，非常适合智能体。它可以在其中穿行、加密查询、执行任务，带来生产力上的巨大跃迁。那也意味着智能体会成为商业活动的参与者，需要支付体系。你也提过在不久的将来，它可能成为加密货币最大的使用者。你能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愿景吗？\nCZ：我认为逻辑其实很直接，很快，我们每个人身后都会有成百上千，甚至更多的智能体在后台为我们工作。它们会进行交易、会调度资金。比如你想听这期播客，你的团队可以按某种商业模式收取几分钱的费用，当然你也可以设计更复杂的模式。\nChamath：别只收几分钱，CZ。\nCZ：当然（笑）。我的意思是无论采用哪种模型，都会存在大量自动化的微支付与结算需求。我们以前就讨论过智能体替我们买票、订餐、订酒店。今天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未来一定会实现。更重要的是智能体的交易频次可能是人类的百万倍。它们不可能通过传统银行体系完成这一切。银行的合规流程也根本无法承载这种规模与速度。你无法对“智能体”做 KYC，这在逻辑上就不成立。\nChamath：而且智能体的交易量和交易频率，会让传统网络系统晕头转向。\nCZ：没错，传统体系根本支撑不了。再比如投资与交易，今天你打开交易 App，看着 K 线，点价格、输入数值、点红绿按钮，这完全不该是最终形态。更合理的界面应当是“把你稳定币资产的 10% 转换成 BNB。”至于如何执行，大仓位就分批、分时，小仓位就直接市价，这些都应当在后台自动完成，智能体可以替我们完成这些操作。\nChamath：那今天最可行、最现实的智能体支付系统是什么？\nCZ：我不确定，目前还没有哪一种体系是显著成熟的。\nChamath：你是说具体的加密项目？理论上智能体可能用哪个？\nCZ：这还很早，我不想点名任何具体项目，免得带来不必要的价格波动。但确实有很多团队在做，尤其最近 AI 智能体社交网络这类概念升温后，相关方向更热了，我相信会逐步走到那一步。\nChamath：再问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当你看到很多围绕言论自由的讨论时，在加密世界里，隐私扮演什么角色？我对比特币最大的疑虑之一是它缺乏可替代性，这会妨碍它达到大规模普及；同时它也缺乏隐私。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阻碍比特币走向无处不在的最大问题。你怎么看隐私的重要性？\nCZ：我认为隐私在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正如你说的，比特币以及大多数加密货币的隐私能力都不足。比特币最初被设计为假名化，但现实是链上的每一笔交易都可追踪，尤其当你把中心化交易平台的 KYC 引入后，追踪难度会进一步降低。人\n们常把隐私问题简化为“有人会用它做非法之事”，但实际上隐私有大量正当且必要的用途。举个例子：如果你用链上地址支付某家酒店，外界只要知道酒店的收款地址，就可能推断出你入住的位置，这会直接威胁人身安全。\n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不会在网上公开家庭住址；在一些国家，泄露他人住址甚至属于违法行为。当然，执法部门追查犯罪是合理需求，我并不反对。但隐私的基础性价值仍然存在。行业未来必须认真推进隐私能力的演进，而这恰恰是当前很少有人真正投入的方向。确实有一些隐私币，但体量和影响力都不大。\nChamath：说说你的书吧。\nCZ：进展还可以，但写书永远比我预想的更耗时。我在狱中开始起草，只是为了让自己有事可做，不至于一直闲着。我用一种非常简陋的终端打字，把稿子发给助理。出狱后，我发现内容已经足够支撑一本书，于是决定继续完善。\n但编辑极其耗时，每一轮修改都可能要两三周。现在全书大约 9.5 万字，差不多 300 页，而且我同时在编辑英文版和中文版，所以周期被进一步拉长。这本书的目的，首先是把故事讲清楚。外界对我、对 Binance、对整个行业有太多误解，也存在很多负面报道。包括与政治相关的一些叙事也很复杂，这些不会成为我书里的重点。我更希望读者能理解我是谁、我经历了什么，以及从我的视角看，这家公司在某种意义上是什么。\nChamath：这本书对你的孩子来说也很重要吗？\nCZ：我认为是重要的。孩子当然更愿意站在我这一边，他们也知道媒体叙事不全然准确，但我没有机会用如此细致的方式把来龙去脉完整讲给他们听。书能承载更多细节，帮助他们理解我无法在日常对话里解释清楚的部分。尽管书里不可能写尽一切，但我会写到我能写的程度。\nChamath：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nCZ：我希望他们健康、快乐，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定义人生。如果他们满足于做一个普通人，我也完全接受；如果他们想创业、做公司，也很好；如果他们想成为艺术家，或者投身人道主义与公益事业，同样很好。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我都希望自己能成为支持他们的人。\nChamath：这和你父母对你的期待像吗？\nCZ：很像。我的父母从不强迫我走某条路，他们甚至不像一些典型的中国父母那样要求孩子必须当医生、律师、工程师之类。他们对我的要求很朴素，不要伤害自己，也不要伤害别人；不要吸毒，不要犯罪，不要做让别人受伤的事，仅此而已。\nChamath：我觉得很多人听完会产生一种想法——这其实是高度赞美，如果环境不同，“那个人可能也会是我”。我们往往把成功神话化，仿佛它坚不可摧、遥不可及，是一种天降奇迹。但并不是这样。因为和你相处之后，我相信听众也能感受到，你其实就是个很普通的人。\nCZ：是的，我确实是个普通人，很多人都这么说。\nChamath：这反而有一种价值，当你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时间会自然流逝。你不断学习、不断尝试，抬头一看，又有新的问题、新的方向。你能对那些心里想着“那也许会是我”的人说几句吗？\nCZ：当然。第一，我就是个普通人。我并不认为自己特别聪明，但成功并不需要天赋异禀。你当然不能太差，但也不必极端聪明。更重要的是原则、价值观、情绪管理等方面。\n此外，运气也非常关键。对多数人来说，很多外部处境并非你能立即改变的；你能做的往往是改变自己。如果你每天推动自己一点点，不需要过度用力。逼得太狠会倦怠、会燃尽，反而走不远。更好的节奏，是长期可持续的“略高于舒适区”的努力，比如 110% 到 130% 的投入强度，在你能坚持的前提下。如果你能坚持 30 年，再叠加一点运气，你大概率会过得不错，也许不会成为亿万富翁，但通常会拥有相当体面的生活。\nChamath：你觉得有必要打破一个迷思吗，成为亿万富翁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nCZ：是的，非常有必要。金钱只是人生蜘蛛网图中的一条轴，当你达到足够水平后，再多并不会让你更幸福。真正影响幸福感的维度还有很多：健康、家庭、价值观、贡献感、正向影响，这些内在回报往往更重要。\n当你钱足够以后，更多的钱带来的增益极低；但健康状况如何？家人是否安好？你是否能够自由支配时间？你是否把时间投入在真正想做的事上？你是否能与自己想在一起的人共度生活？这些都更关键。如果家人都健康，那已经是一份巨大的礼物。\n心理健康同样重要：如何应对压力、保持稳定。我也很幸运，心态相对稳定。与其执着于金钱，不如在这些维度上持续提升自己。很多人只追逐金钱，却牺牲了其他一切：拼命工作，失去自由时间，忽略家庭，健康在十年、二十年后显著下滑。更讽刺的是，他们在追逐的过程中也并不享受，为了得到一件“得到之后也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耗尽了人生。\nChamath：他们甚至连奔向目标的过程都不快乐，只是机械地耗着。\nCZ：所以我其实也很感恩不再需要管理 Binance，我终于有了更多时间。过去我当然享受创业与经营，但在其他生活维度上，我做得并不好。现在我可以把精力重新分配。\nChamath：CZ，感谢你来到《All-In》播客。\nCZ：谢谢邀请，很高兴参与。\n原文链接","news_type":1,"symbols_score_info":{"BITO":0.6,"BITX":0.6,"BTCZ":1,"BTC":0.6,"ASIC":1}},"isVote":1,"tweetType":1,"viewCount":18,"commentLimit":10,"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symbols":[],"verified":2,"subType":0,"readableState":1,"langContent":"EN","currentLanguage":"EN","warmUpFlag":false,"orderFlag":false,"shareable":true,"causeOfNotShareable":"","featuresForAnalytics":[],"commentAndTweetFlag":false,"andRepostAutoSelectedFlag":false,"upFlag":false,"length":4,"optionInvolvedFlag":false,"xxTargetLangEnum":"ORIG"},"commentList":[],"hasMoreComment":false,"orderTyp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