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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消费金融近期的变动，核心驱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外部监管的硬性要求与内部经营的巨大压力。

文    |  亦可

出品 | Tao财经

近日，天眼查显示，深圳市博德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博裕资本旗下）与北京红杉盛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红杉中国旗下）正式退出了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的股东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工商变更是对2025年8月监管批复的最终落实。当时批复同意中国银行受让两家公司合计5.175%的股权，受让后中国银行直接持股比例升至47.98%。彼时市场一度认为两家创投股东仍保留了少数股权（分别约为2.25%和1.02%），但12月底的工商信息显示，其剩余股权可能已被其他股东（百联集团、上海陆家嘴金融发展有限公司）受让，从而实现了完全退出。

实则中银消金内部经历了一场几乎同步的高层“大换血”，包括陈峙屹、蔡伟贤在内的8名主要成员退出。这一外（股东）一内（高管）的同步剧变，绝非巧合。

01 股权集中与高管换血

中银消费金融近期的变动，核心驱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外部监管的硬性要求与内部经营的巨大压力。两者交织，共同促使其股权结构与治理体系走向深度重组。

首先，股权结构的集中化是应对监管升级的直接结果。2024年新修订的《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大幅提高了主要出资人的持股比例要求。作为控股股东的中国银行，此前42.8%的直接持股比例已不符合新规精神。因此，受让博裕、红杉所持部分股权，将持股比例提升至47.98%，是中国银行为满足监管要求、巩固控制权迈出的关键一步。此次两家财务投资者的彻底离场，进一步简化了股权结构，使公司决策权更加集中于银行系股东手中，为后续可能的增资和彻底满足监管要求铺平了道路。

其次，高管团队的密集调整则是应对经营危机的迫切之举。2024年，中银消金遭遇了“水逆”之年：不仅出现了自成立以来的首次中期亏损（2024年上半年净亏损3.06亿元），成为当时已披露业绩的消金公司中“唯一的亏损者”，还因消费者权益保护、合作机构管理、催收行为等一系列合规问题，在一年内两次遭监管处罚。业绩“黑天鹅”与合规“红灯”同时亮起，暴露出公司在战略、风控和内部管理上的系统性短板。

在此背景下，2024年至2025年的高管调整堪称“将帅齐换”。董事长、总经理、副董事长等核心职位均由中国银行体系内的高管接任。这场换血传递出双重信号：一是母公司中国银行意图加强对这家重要子公司的直接掌控，输入更严格的银行系风控与管理文化；二是希望引入新鲜血液，打破原有业务困局。例如，2025年6月新任的副总经理牛晓峰，其背景被明确指向“金融科技创新与发展领域”，这正呼应了中银消金向线上转型的急迫需求。因此，股东退出与高管换血，实为一场旨在重拾控制、扭转危局的内外协同重组。

02 中银消金的十年起伏与转型之痛层

中银消费金融的发展轨迹，是中国持牌消费金融行业从狂飙突进到精耕细作的缩影。其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10作为全国首批试点的四家消费金融公司之一，中银消金依托中国银行的品牌与资金优势，以及百联集团的场景资源，早期以线下渠道为核心迅速扩张。通过遍布全国的线下团队和合作商户，它建立了强大的地面获客能力，在2017年净利润达到13.75亿元的高峰，一度被誉为行业“吸金王”。这一时期，其模式重人力、重渠道，但壁垒深厚。

随着互联网金融巨头携流量与技术入场，以及更多银行系、产业系消金公司的成立，市场格局剧变。依赖线下重资产模式的中银消金开始显露疲态。其净利润从2021年的8.53亿元连续下滑至2023年的5.37亿元。更为严峻的是，资产质量持续恶化：不良贷款率从2021年末的2.94%攀升至2024年末的3.56%，不良贷款余额在2024年达到27.92亿元。为处置天量不良资产，公司不得不大幅计提信用减值损失（2024年达62.93亿元），严重侵蚀了利润。

面对困局，中银消金于2020年启动了数字化转型，决心从线下为主转向“线上+线下”双轮驱动。这一转型在数据上取得了显著成效：线上贷款余额占比从不足5%迅猛提升至2024年末的72.84%。公司推出了“好客贷”等自营线上产品，并与超过40家互联网平台开展助贷合作。

然而，“线上化”并未能立刻转化为“健康化”。高速的线上增长背后，是仍未根本改善的客群质量和风险成本。线上业务在带来规模的同时，也可能因前期风控模型不成熟、依赖外部渠道而积累新的风险。2024年的亏损和持续走高的不良率，正是转型阵痛期的直接体现。公司陷入了“规模增长-风险暴露-利润侵蚀”的恶性循环，昔日的线下优势成为负担，而新建的线上能力尚未形成坚实的盈利护城河。

03 红杉为何离场

红杉资本作为顶尖的财务投资者，其通过红杉盛远对中银消金的投资始于2015年，陪伴公司走过了整整十年。选择在此时彻底退出，是基于对宏观行业、微观公司以及自身投资逻辑的冷静评估。

消费金融行业的监管自2020年以来持续收紧，从利率红线、数据安全到消费者权益保护，合规成本大幅提高。2024年新规更是强调银行系股东的主导责任。这意味着，像红杉这样的财务投资者在消金公司中的话语权和战略影响力将日益减弱，从“战略伙伴”逐渐变为“沉默的财务股东”。在一个强调持牌、合规、资本实力的“后周期”时代，财务资本所能提供的增值已非常有限。红杉在2022年从深陷合规危机的医美分期平台“即科集团”退出，已显示出其对消费金融细分领域监管风险的极度敏感与规避态度。

财务投资的周期通常是5-10年。红杉的十年投资已属长期陪伴。在公司经历业绩巅峰、持续下滑直至陷入亏损后，2025年上半年虽然勉强扭亏（净利润1.5亿元），但基础仍不稳固。此时，或许是一个难得的“估值修复”退出窗口。继续持有，需要面对的是公司依然高企的不良率、激烈的行业竞争以及漫长的转型复苏之路，不确定性极高。选择在扭亏之际，配合大股东整合需求而退出，是实现投资回收的理性时点。

最后，是资本战略布局的主动调整。消费金融行业初期的“流量红利”和“模式红利”已基本消失，行业进入依靠资本实力、科技能力和精细化管理挣“辛苦钱”的阶段。对于风险投资而言，这一领域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将资金从周期性强、监管重的金融赛道，撤出并重新配置到更具成长性的科技、消费、医疗等新兴领域，是资本追求更高回报率的内在要求。

红杉与博裕的退出，并非仅是对中银消金一家公司前景的看空，更是财务资本在 “监管重塑行业”大背景下的一次集体性战略撤退。它们将舞台彻底交还给了产业资本和国有大行。对于中银消费金融而言，股东与高管的重组只是开始。摆脱对历史不良资产的依赖，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线上风控体系，在合规前提下找到可持续的盈利模式，是这场艰难的自我革命留给新管理团队的核心命题。而这一切，都将在没有财务资本“搭车”的情况下，独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