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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卡塔林·卡里科的剧本大概会被人认为有点假：一个匈牙利屠夫的女儿，把全家的积蓄缝进女儿的泰迪熊里偷渡到美国，花了四十年时间研究一个所有人都觉得没前途的东西，期间被老板举报到移民局、被降职、被砍薪、被拒稿、被确诊癌症，最后拿了诺贝尔奖，顺便还把女儿培养成了两届奥运冠军。

泰迪熊里的全部家当

1955 年，卡里科出生在匈牙利一个小地方。她的父亲是个屠夫，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冰箱，没有电视。但卡里科从小就展现出一种奇怪的兴趣：她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微观世界极度着迷。

在塞格德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卡里科在匈牙利科学院做博士后研究，专注于 mRNA -- 一种负责把 DNA 的指令传达给细胞的分子。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人体内部的"快递小哥"，负责把基因的设计图纸送到蛋白质生产车间。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快递小哥不太靠谱：mRNA 在体外极其脆弱，动不动就降解，还会引发强烈的免疫反应，简直就是个"一碰就炸的包裹"。

1985 年，卡里科决定去美国追求更好的科研环境。当时的匈牙利政府严格限制公民携带外汇出境，卡里科夫妇毅然决然地在黑市上卖掉了家里的汽车，换来了大约900英镑，把这些钱塞进了两岁女儿苏珊的泰迪熊肚子里。

就这样，一家三口带着一只"身价不菲"的泰迪熊，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程。

极端的"竞业协议"

到了美国后，卡里科在天普大学找到了一份博士后的工作，导师是生物化学教授罗伯特·苏哈多尼克。由于卡里科坚持研究当时被认为是"死胡同"的 mRNA 技术，她和苏哈多尼克在科研方向上的分歧越来越大。

后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向卡里科抛出了橄榄枝。对于一个在天普大学处处受限的年轻科学家来说，这简直是天降甘霖。可是卡里科不太懂美国学术界的"规矩" -- 在生物学界，跳槽之前要先知会自己的导师。她在没有提前通报苏哈多尼克的情况下就接受了这个职位。

苏哈多尼克勃然大怒。他不愿意失去卡里科这个"廉价劳动力"，干出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他当场把卡里科赶出了实验室，甚至连办公室的电话都不让她用。当时卡里科只能跑到路边找公用电话亭，给丈夫打电话让他来接自己，然后就站在路边的寒风中等着。

但苏哈多尼克觉得这还不够，他直接向美国移民局举报卡里科"非法滞留"，试图让她被驱逐出境。没错，跳个槽，老板直接叫移民局来抓人。这大概是人类职场史上最极端的"竞业协议"执行方式了。

卡里科不是一个会轻易妥协的人，苏哈多尼克这么威胁她，她也没继续留下来。虽然最终成功挑战了移民局的驱逐令，但她也没能去成霍普金斯大学。更致命的是，没有前导师的推荐信，她在美国学术界几乎寸步难行。后来，终于被卡里科找到了一个临时性的工作 -- 在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健康科学统一服务大学，离她在费城的家有两百多公里远。从此卡里科过上了一种堪称"地狱模式"的通勤生活：每周一凌晨三点起床，驱车数小时赶到贝塞斯达上班，平时就住在实验室里，一直熬到周五晚上再开车回费城跟家人团聚。

八年拒稿，一次降职，再加一个癌症

最终，卡里科入职宾大。但她并没有苦尽甘来，反而受到了命运更大的戏弄。

在宾大，卡里科遭遇了科研界最经典的死循环：想做研究需要经费，申请经费需要前期成果，做出成果需要投入研究。她研究的 mRNA 在当时属于"学术界的冷门中的冷门"，她年年申请科研基金，年年被拒，连续八年。她后来回忆说："我每天晚上都在写基金申请，结果每次都被打回来。"

1995 年，命运决定给她来一个"三连击"。首先，宾大终于受不了她持续拿不到经费，决定不给她终身教职，把她从研究助理教授降级为"高级研究人员" -- 实际上就是砍薪降职，连独立实验室都给收了，把她安排到了动物房旁边的一间小屋子里办公。然后，她被确诊患了癌症。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因为签证问题被困在匈牙利，没法来美国陪她。

换作任何一个正常人，大概都会考虑换个研究方向了，但卡里科不是正常人。她做完手术，康复之后，转头又回去研究她那个所有人都不看好的 mRNA 了。就是这么执着。

复印机旁的命运之交

1997年，在一台复印机旁边，卡里科的人生迎来了关键转折。

当时论文还没有电子版，科学家们经常排队用复印机复印期刊文章。卡里科在排队时，遇到了一位刚搬来宾大的免疫学家 -- 德鲁·韦斯曼。

卡里科跟韦斯曼说："我能制造出任何 mRNA。"韦斯曼当时正在研究 HIV 疫苗，一听这话当场拍板，决定和卡里科合作。这两个被主流学术圈边缘化的研究者，在一台复印机前组队了。

他们合作研究后发现，只要对 mRNA 的核苷碱基做一些化学修饰，就能让它进入人体后不再触发强烈的免疫反应。这等于给那个"一碰就炸的快递包裹"装上了外壳，让它能够安全地把指令送到细胞工厂。

“记得把手机充满电，明天可能会被打爆”

2005 年，他们终于把这项突破性成果写成论文，发表在相对小众的《免疫》杂志上。论文发表那天，韦斯曼兴奋得不行，两个人信心满满，多年的心血终于要被世界看见了。下班前韦斯曼对卡里科说："这篇论文会让科学界炸锅的，明天记得把手机充满电，可能会把你的手机打爆。"

第二天，一个电话都没有。第三天，还是一个电话都没有... 没有同行致电祝贺，没有记者采访，没有实验室发来合作邀请。整个医学界对这篇论文的反应，就是毫无反应。这篇后来被证明奠定了 mRNA 疫苗技术基础的论文，在当时被学术界彻底无视了。成了"睡美人论文"。

四十年后，世界终于赶上来了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本世纪 20 年代，卡里科研究 mRNA 研究了将近 40 年。但这个世界似乎并不需要这项研究。最终是疫情让她从顽固不化的典型，变成了坚持不懈的榜样。

真正让 mRNA 技术走上前台的，是 2020 年的新冠疫情。 $辉瑞(PFE)$ 和 $Moderna, Inc.(MRNA)$ 的 mRNA 疫苗以惊人的速度被研发出来，成为人类抗疫的关键武器。2023 年 10 月，卡塔林·卡里科和德鲁·韦斯曼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卡里科走得太快，四十年的等待，世界才终于赶上了她。卡里科拿了诺贝尔奖之后，没有出书，没有上节目，转头回到了实验室继续做研究。她说她不喜欢当名人，只想当一个科学家。四十年的冷板凳没能把她赶出实验室，诺贝尔奖也不能。

北京，一座对她有特殊意义的城市

在卡里科的 mRNA 被世人熟知前，卡里科家最出名的其实是她女儿 -- 苏珊·弗朗西亚 -- 就是当年被塞了一肚子钱的泰迪熊的主人。她女儿是美国国家赛艇队的核心成员，2008 年北京奥运会，苏珊第一次夺得金牌。四年后的伦敦奥运会，她又再次卫冕。

对卡里科来说，最令她骄傲的一定不是诺贝尔奖，而是她的女儿。卡里科的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晒娃照"，跟丈夫和女儿相拥的灿烂笑容让人忘记她经历了多少至暗时刻。

“做科学和划赛艇有相似之处 -- 都是背对着自己前进方向，埋头拼命划。你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你不知道还要划多久，但你不在乎，因为你热爱的是划桨，而不是终点的花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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