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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日本制药，武田、安斯泰来、小野、卫材一众跨国巨头名头响亮，iPS细胞、再生医学、免疫学领域都曾诞生过诸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本土药品市场，更是名列全球前三。

然而，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日本本土Biotech，鲜有人能够说出名字。

这组强烈反差，正是日本创新药产业最耐人寻味的困局。美国持续跑出Moderna、Vertex、Revolution等标杆Biotech，中国十余年间批量涌现具备全球临床、商业化能力的创新初创企业，创新管线持续对外输出。

反观日本，不缺科学家，也不缺市场，按理说本该孕育出一片繁荣的初创生物技术沃土，但整个创新药产业的核心主角，始终牢牢被大型药企垄断。

日本并非完全没有Biotech，只是在巨头挤压、资本冷淡的双重环境下，本土初创企业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导致日本始终养不出像样的Biotech。

失衡的产业生态，直接造成二十余年日本新药研发效率持续下滑，本土生物技术初创赛道长期缺位。

当然，日本早已察觉产业短板，近两年接连出台扶持政策、引导资本向初创企业倾斜。但长年积累的生态鸿沟，绝非短期能够抹平，追赶之路道阻且长。

/ 01 /失衡的Biotech产业生态

如果只看产业基础，日本本应成为全球Biotech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这里拥有全球第三大药品市场，生命科学基础研究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在iPS细胞、再生医学、CAR-T等前沿领域不断诞生世界级成果，也拥有武田制药、安斯泰来、小野制药等一批国际药企。

可光鲜的底子之下，新药研发实力却持续走弱。根据OPIRS统计，2008年日本研发的全球畅销药物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然而到了2022年，日本已滑落至第六位。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与日本的生物制药初创企业（EBP）数量严重不足，密切相关。

据日本最大创投企业数据库INITIAL统计，截至2025年6月，日本共有679家生物医药初创企业，是美国的1/17。中国虽然创新药产业起步较晚，但过去十余年创新药创业潮快速兴起，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根据Biotechgate统计，中国生物技术相关公司数量已到达5699家，其中Biotechnology企业数量接近2500家。日本与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形成明显差距。

更棘手的是，现存日本Biotech也没能真正发展起来。

近年来，美国不断有Biotech完成数亿美元融资推进全球III期临床，或成功上市或被MNCs高价收购。中国的许多Biotech也逐步实现了融资、IPO、全球BD的发展路径。相比之下，日本虽然每年都有大学衍生创业企业成立，但真正能够持续融资、不断推进临床开发的企业却屈指可数。

日本制药工业研究机构2025年的调查显示，在108家具有药物研发能力的新兴Biotech中，可统计到的临床研发项目仅235项，平均每家公司约2.5条管线。进入后期临床、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几乎为零。

2013年至2022年间，全球获批药物中没有一款源自日本本土EBP。IQVIA日本临床开发负责人花村信之彼时接受采访时表示：“EBP涵盖了全球三分之二的在研药物，虽然这些企业在美国、中国、韩国较为活跃，但在日本却没有增长。”这番话，直接点出了日本Biotech的尴尬处境。

初创企业成长乏力，根源在于资本供给严重缺位。2023年，日本VC和CVC对Biotech投资总计9.13亿美元，而美国同期达到约280亿美元，日本仅相当于美国的3%左右。即便近几年在政府扶持下融资环境有所改善，但最新结果显示，日本Biotech平均单笔融资规模仍不足美国企业的二十分之一。

大额融资更是极其少见。在美国，仅2026年初至今就已有12家Biotech完成超过2亿美元融资。而日本近五年，只有一起生物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刚刚达到2亿美元。注定单薄的资金体量，注定无法支撑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创新药研发持续推进。

本土巨头的管线补充逻辑，更凸显本土初创生态的孱弱。武田、中生制药等日本大型药企近年来不断通过license-in补充创新管线，但引进对象来自中国、欧洲等，而不是日本本土创业公司。

显然，无论初创企业数量、临床研发实力还是资本市场融资规模，日本Biotech产业的发展水平，都与其全球第三大医药市场、世界领先的基础科研实力严重错配。

/ 02 /最好的资源，没有流向Biotech

日本从来不缺创新技术、优质人才与社会资本，只是各类核心资源，始终难以流向初创生物技术企业，产业分配机制存在根本性缺陷。

首先是科研成果。根据Nature Index 2024，在生物科学领域，日本位居全球第5位，仅次于美国、中国、德国和英国。

为了推动这些科研成果走向产业化，日本也一直十分重视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高校持续孵化大学衍生企业（Spin-off），政府也相继完善了知识产权制度、TLO体系，并通过AMED等机构支持创新成果商业化。

但是，这些科研成果往往在完成专利布局、技术转让或产业合作后，便在研发早期通过共同研究、授权许可等方式进入大型制药企业，而不是由Biotech继续推进后续临床开发和商业化。

其次是人才。人才自由流动，是美国Biotech持续迭代的核心底层逻辑。海外顶尖科学家普遍身兼高校教职与企业CSO，行业内高管、研发人员跨企业流动常态化，沉淀了成熟的商业化研发经验。中国创新赛道同样依靠大批海外归国人才掀起的创业潮，不少从业者完成一轮创业后再度下场二次创业，持续输送新鲜初创力量。

日本行业格局截然相反，武田、安斯泰来、小野等大型药企聚集了大量经验丰富的药物研发人才，且几乎都是“终身雇佣制”。

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进入大型药企意味着稳定的收入、成熟的研发平台和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相比之下，Biotech不仅融资不稳定，研发失败风险更高，进一步限制了人才流动。Nature文章中也提到，吸引具有创业精神的科学家离开稳定的高校或企业岗位创业，仍然是一项挑战

最后是资本。资本是决定Biotech能否存活壮大的核心变量，而日本本土投资机构对本土生物技术初创极度谨慎。日本生物医药一级市场资金高度依赖本土VC，但本土机构普遍厌恶长周期、高风险的早期创新项目，即便布局生命科学赛道，资金也更倾向投向成熟后期资产，极少押注初创Biotech。

资本外流问题进一步加剧本土资金缺口。Dealroom、NordicNinja联合分析数据显示，2019—2025年，约有330亿欧元与日本相关的资本流入欧洲企业，其中生命科学领域占据了重要份额。日本本土资金，持续滋养海外竞争对手。

更难以接受的是，即便成功上市的Biotech，压力也很大。2025年12月8日，东京证券交易所针对成长型市场推出了新的上市维持标准。自2030年3月1日起，公司上市五年后市值必须达到至少100亿日元。自当年3月底起，未能在一年整改期内达到该要求的公司原则上将面临退市。这套规则对本土上市的Biotech，无异于一个巨大的“生存”挑战。 

综合来看，日本缺少一套引导技术、人才、资本向初创企业倾斜的产业分配机制。大药企虹吸绝大多数科研成果与优质研发人才，保守的资本市场持续压缩初创企业生存空间，多重因素叠加，彻底阻断本土Biotech良性成长循环。

/ 03 /改革已经开始

日本已然看清本土生物技术产业的结构性短板，自上而下出台多重举措，系统性完善初创企业发展土壤。

顶层政策定调，将生物医药创业列为核心发展目标。

2022年日本提出"Startup Development Five-year Plan"，希望打造全球一流创业产业集群；2024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Bio Policy Action Plan》，明确四大产业发展主线：加码本土Biotech扶持、完善CDMO产业链配套、加速再生医疗与基因治疗产业化、引进全球资本与海外高端人才，系统性搭建本土创药创业生态。

设立专项公共基金，填补早期研发资金缺口。

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AMED、JIC等机构陆续推出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临床前、早期研发阶段。根据日本政府规划，到2040财年，围绕创新药研发的公共和社会投资总额将达到23.4万亿日元。

除了内部资金，日本也开始主动引入国际资本力量，如F-Prime、RA Capital、4BIO、Eight Roads等机构参与日本初创生物医药企业投资。希望借助海外VC带来资金，推动全球临床开发、BD、IPO和并购资源，促进日本Biotech融入全球创新药生态。

本土大型药企也开始扮演起更积极的角色，赋能初创赛道。

比如，武田制药持续扩大与大学、初创企业及风险投资机构的合作，通过旗下创新中心Takeda i3和全球合作网络，为早期项目提供研发资源和国际开发经验；安斯泰来也通过Astellas Venture Management等平台投资创新Biotech，并积极寻找日本本土创新项目；小野制药则设立300亿日元的企业风险投资基金，重点布局创新药、生物技术和数字医疗领域，支持初创企业。

只不过，本轮产业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成熟友好的Biotech产业生态需要长期培育，短期内想要追上欧美成熟市场的产业差距，并不现实。

相比日本，中国Biotech发展环境显然更加友好。过去十年，中国Biotech经历了高速发展。资本快速涌入，创新药企业数量迅速增长，BD交易不断刷新纪录，不少企业的管线已进入全球3期临床，甚至实现国际商业化。但如今行业也进入新的调整阶段。同质化竞争加剧，融资环境趋冷，二级市场估值下降，不少Biotech重新面临现金流压力。

中日两国行业困境虽存在本质差异，但破局底层逻辑却有相通之处：打通技术、人才、资本的本土内循环，搭建可持续的创新产业生态，才能实现生物医药行业长期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