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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将携程集团推至反垄断风暴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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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2025年销售额7.5%的罚款，合计35.21亿元。这是迄今中国平台经济领域罚款比例最高的一张反垄断罚单，远超2021年阿里巴巴的4%和美团3%。

外界不禁追问：携程做了什么？为什么罚得这么重？

与此前“二选一”案件不同，监管的矛头不再仅仅指向排他性协议，而是深入至平台流量分配机制、算法定价工具，以及一种更隐蔽的“软控制”。

这起案件可能标志着，平台经济的监管正式从反垄断“1.0”的合同限制竞争，跨入到针对流量霸权与算法权力的“2.0”时代。

流量如何成为一种“隐形独家”

这张罚单并非突然落下。

2025年，市场监管部门陆续收到有关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2025年8月，贵州省市场监管局约谈携程等涉旅平台，点名“二选一”和利用技术手段干预商家定价等问题，详情可见快消前瞻此前文章携程遭贵州省约谈，“调价助手”争议叠加投诉高发，OTA格局暗流涌动；同年9月，郑州市市场监管局约谈携程旅行网运营主体，认定其存在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和技术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交易及交易价格实施不合理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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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自贵州市监局官网

2026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正式立案，对携程进行现场调查，同时调查其他竞争性平台和大量酒店经营者，并开展大数据分析、算法解析和专家论证，详情可见快消前瞻此前文章涉嫌垄断被立案调查，用户直呼“终于有人管了！”携程为何站上监管与舆论的“审判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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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

7月19日，监管部门向携程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携程放弃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7月25日，处罚结果正式公布。

在认定携程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之前，监管部门首先划定了一个比“整个旅游市场”更具体的范围——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

酒店前台、旅行社等线下渠道不在同一市场内；酒店官网、App、小程序等自营渠道只能销售自身品牌体系内的房源，也难以替代跨品牌搜索、比价和交易服务；在线酒店聚合平台虽然可以展示不同平台的价格，但通常仍需要依靠携程等OTA完成订单、支付和售后，同样不能形成充分替代。

市场一旦如此界定，携程的优势就变得十分清晰。

处罚决定书显示，按平台交易额计算，2020年至2025年，携程在相关市场的份额分别为53.5%、54.0%、53.3%、59.1%、58.3%和58.7%；按营业收入计算，市场份额则分别为53.4%、51.5%、51.1%、58.9%、58.5%和56.8%，连续六年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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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同期，该市场前三大平台的合计份额长期保持在94%至95%，HHI指数在4108至4575之间，属于高度集中的市场。监管部门由此认定，携程不仅掌握庞大的消费者和酒店资源，还具备控制服务价格、分配平台流量、影响酒店销售渠道和掌握优质房源的能力。

这也是理解整起案件的起点。

携程并不是因为规模大而受到处罚。真正的问题在于，当大量酒店难以放弃携程带来的客源时，携程是否利用这种依赖，将正常的平台服务优势变成了限制商家选择的工具。

“特牌”锁房

独家要求藏在流量倾斜之后

处罚决定书认定的第一类违法行为，是携程要求“特牌”酒店实施独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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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携程将委托分销合作划分为不同等级，并在平台上把酒店展示为“特牌”“金牌”和“无牌”。其中，“特牌”酒店多为交易额较高、服务品质较好、对消费者吸引力较强的中高端酒店，也是不同平台争夺的核心房源。

为了推动酒店加入“特牌”，携程给予其更多流量和经营权益：在排序算法中，挂牌类型被设置为重要权重，形成“特牌优先于金牌、金牌优先于无牌”的流量分配机制；特牌酒店还可以获得双商圈推荐、营销优惠券、自选优质点评等支持。

流量倾斜本身并不必然违法。问题出在它所附带的条件。

处罚决定书显示，携程要求“特牌”酒店将线上“全部房间库存”交由携程分销，不得在竞争性平台经营。即便后来从部分合同条款中删除了“全部”字样，实际执行中仍继续要求特牌酒店独家合作。

最终，携程平台超过90%的特牌酒店长期稳定执行了独家要求。

这套规则并不只靠合同维持。

一旦携程通过人工比对或技术监测发现特牌酒店在其他平台上线房源，便会通过口头通知、系统提醒等方式要求酒店下架；酒店如果拒绝配合，还可能面临限制流量、取消经营权益乃至“摘牌”等递进式处罚。

对于酒店而言，“摘牌”并不只是失去一个标识，而是意味着搜索排序下降、曝光减少、交易机会和收入随之下降。

携程在调查中提出，酒店是自愿选择特牌及独家合作。但监管部门没有接受这一解释。

处罚决定书指出，携程制定的差异化流量机制，使一些本身品质较好、服务优质的酒店仅依靠自然流量也难以获得靠前排序。为了争取曝光和订单，酒店不得不接受特牌条件。大量酒店曾因违反独家要求受到处罚，也说明这种合作并非完全出于自愿。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时建中认为，头部平台通过不合理限制，迫使酒店等平台内经营者签订独家合作协议，不仅剥夺其自主选择经营渠道的权利，也削弱了不同平台之间的公平竞争。浙江省公平竞争政策与反垄断研究院院长王健则指出，算法监测和流量调控使这类垄断行为实施得更加精准、高效，也更具隐蔽性。

过去的“二选一”往往表现为一纸明确的独家合同；携程案件展现的则是另一种路径：平台不必直接说“只能选我”，只需要把更多曝光、订单和经营权益与独家合作绑定，再把限流和降级变成不服从规则的代价。

从合同约束到流量约束，“二选一”只是换了一种技术表达。

“金牌”锁价：酒店定价权如何被交给算法

如果说特牌规则控制的是酒店“在哪里卖”，那么金牌和无牌规则控制的则是酒店“卖多少钱”。

处罚决定书认定，携程要求金牌酒店给予其相对于竞争平台20元或者销售价格5%以上的价格优势，部分地区要求的优惠幅度更大；无牌酒店的价格也不能高于竞争平台，必须确保携程价格处于“全网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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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这意味着，一间酒店即便同时在携程、美团、飞猪或自有渠道销售，也不能根据不同渠道的佣金、用户结构和促销安排自主定价。只要其他平台价格更低，携程就会要求酒店跟随降价，甚至必须比对方更低。

更关键的是，这一要求不是只靠人工催促，而是被写入技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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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处罚决定书列举了三类调价方式：

一是“调价助手”，后来更名为“AI生意助手”。该工具根据酒店在不同平台之间的价差自动触发调价，将携程上的房价调至最低；

二是“挂牌通”。该工具被要求由金牌酒店使用，只要系统发现携程价格没有比其他平台低20元或5%以上，便会自动调整价格；

三是人工调价。携程工作人员发现酒店未满足最低价要求后，可以通知酒店降价，甚至未经酒店经营者同意，直接从后台修改价格。

携程还通过降低排序和曝光、取消挂牌流量倾斜、强制摘牌及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方式，保障最低价规则执行。监管部门核算发现，携程由此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订单储备金共计1.2278亿元。

处罚决定书同时认定，通过上述调价行为形成并最终成交的订单，为携程带来了16.5806亿元佣金收入，监管部门将这部分收入认定为违法所得并予以没收。

这也意味着，并非携程收取的所有酒店佣金都被认定为违法所得。此次没收所针对的，是平台调低酒店价格后，相关成交订单给携程带来的佣金收入。这一区分在正式报道中不宜模糊。

在调查过程中，携程解释称，“全网最低价”可以保护消费者，也能防止酒店利用携程进行宣传、却把消费者引向其他低价平台的“搭便车”行为；调价助手则由酒店自愿使用，可以提高经营效率。

监管部门同样没有接受这一理由。

调查证据显示，调价助手存在大量被强制开通、商家不知情开通、退出困难以及退出后自动重新开通等情况。其核心功能并非单纯根据入住率和市场供需帮助酒店优化收益，而是监测其他平台价格后自动压低携程价格。

当技术工具直接替商家作出价格决定时，它便不再只是一个中立的经营助手。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宁立志认为，技术复杂性不能成为垄断行为的“挡箭牌”。平台通过算法和系统实施违法行为，不会因此脱离反垄断监管范围。

“全网最低价”

为什么不一定真正有利于消费者

在消费者看来，“全网最低价”似乎是一项很有吸引力的承诺。

但反垄断监管关注的并不只是某一时刻、某一个平台上的价格是否更低，而是平台规则是否妨碍了其他经营者开展竞争。

当携程要求酒店必须在其平台提供最低价格时，酒店便很难在美团、飞猪、自有小程序或线下渠道推出更便宜的房型。其他平台即便愿意降低佣金、补贴商家，也未必能换来更有吸引力的终端价格。

长期看，这会削弱其他平台通过价格和服务争夺消费者的能力，进一步巩固携程的流量优势。

处罚决定书指出，最低价规则还可能迫使酒店提高其他平台价格，或者在利润被持续压缩后，减少对客房维护、员工服务和设施更新的投入，最终形成“低价低质”的逐底竞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海涛分析，“全网最低价”看似为携程用户争取优惠，实际效果却可能是阻止商家在其他平台提供更低价格；酒店还可能通过提高其他渠道售价，抵消携程渠道的利润损失。

这也是此次案件不同于普通价格争议的地方。

监管并不是反对平台帮助消费者比价，也不是否定智能调价工具本身，而是否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利用流量和算法，迫使商家把定价权让渡给平台。

低价仍然可以是竞争结果，但不能成为平台排除竞争的工具。

7.5%的顶格比例

为何比阿里、美团更重？

将此次处罚置于反垄断监管脉络中，能看到清晰的逻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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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消前瞻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历次处罚决定书综合整理

从绝对金额看，携程35.21亿元罚款并不是中国平台反垄断案件中最高的一笔。2021年，阿里巴巴因“二选一”被处以182.28亿元罚款，罚款比例为其相关年度中国境内销售额的4%；同年，美团被处以34.42亿元罚款，比例为3%。

但从处罚比例看，携程此次达到7.5%，明显高于阿里和美团。市场监管总局旗下“市说新语”刊文称，这是迄今反垄断领域开出的最高比例罚款。

处罚决定书给出的考量包括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消除违法后果的情况，以及部分违法所得无法计算等因素。

携程的相关行为自2020年起持续实施；其违法方式也不止一种，既通过独家合作锁定优质房源，又通过最低价规则和调价工具干预酒店定价。

特别是在独家合作部分，监管部门无法准确区分哪些撮合交易是由违法独家行为额外带来的，因此没有办法完整计算相关违法所得。对于最低价行为，则可以根据被调价订单产生的佣金进行核算，最终认定违法所得16.58亿元。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强治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认为，7.5%的罚款比例，以及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处以罚款相结合的处理方式，意在让违法主体付出与其行为相匹配的代价，也向平台经济释放出更强的合规信号。

换言之，这张罚单的严厉之处，不只体现在35.21亿元罚款，还在于监管部门将携程利用相关调价行为获得的佣金收入单独认定为违法所得并予以没收，同时要求退还已经从酒店端扣除的储备金。

违法收益不能成为支付罚款的资金来源，是这次处罚释放出的另一层信号。

酒店业务仍在增长

旧规则却必须退出

这场监管冲击发生在携程业绩仍然增长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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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集团披露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公司实现净收入162亿元，同比增长17%；其中住宿预订收入65亿元，同比增长17%，占集团收入约四成，是与交通票务并列的两大核心业务之一。

2025年全年，携程集团净收入为624亿元，其中住宿预订收入261亿元，占总收入42%；交通票务收入225亿元，占比36%。

住宿预订既是携程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也是其平台流量、酒店供给和用户交易形成闭环的关键环节。

此次整改因此不只是下架一两个产品功能，而是触及携程酒店业务原有的分级合作、流量分配、价格管理和佣金模式。

处罚公布后，携程表示全盘接受、坚决服从，并公布五方面十九项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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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自携程黑板报官方公众号

公司宣布全面下线一级委托分销，即“特牌”合作模式，不再要求酒店独家合作；全面下线二级委托分销，即“金牌”模式，停止不合理的“全网最低价”要求；取消相关流量安排，重新建立商家分级和流量分配机制。

在调价工具方面，携程称已于2026年3月下线“AI生意助手”，并将停止“挂牌通”调价、下线挂牌通功能；未经商家明确同意，业务人员不得擅自修改价格。

携程还提出，全额退还约1.23亿元订单储备金，取消原有挂牌收费标准，建立新的佣金模式，删除由平台调整商家价格的合同条款，不再强迫商家参加促销活动，并下线“智选特惠”等促销类别。

这些措施能否真正改变酒店与平台之间的关系，仍取决于后续执行。

如果只是把“特牌”“金牌”换成新的名称，却继续通过搜索排序、流量权重或其他经营权益变相要求独家和最低价，问题并没有消失。未来监管关注的重点，也不会只停留在合同文字，而会进一步进入算法参数、后台权限、业务人员操作和商家实际经营结果。

携程要面对的

不只是一次酒店业务整改

反垄断处罚之前，携程已经承受来自多个业务环节的合规压力。

2026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等7家第三方平台，涉及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和付费选座、诱导消费者“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以及不当收集和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等问题。详情可见快消前瞻此前文章携程“候补帮抢”、“付费选座”被约谈，揭开抢票生意的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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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这些问题与此次反垄断处罚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不能混写为同一违法行为。但它们共同反映出，在平台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后，携程已经不能只以交易撮合效率衡量自身价值。

酒店端关心的是能否自主选择渠道、制定价格和参与促销；消费者关心的是价格是否透明、退改规则是否清晰、营销承诺能否兑现；监管部门关注的则是平台是否利用数据、算法和流量优势，把自身规则凌驾于市场竞争之上。

这也是携程整改公告中特别提出防范“大数据杀熟”、加强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合规，以及建立反垄断合规审查、举报和奖惩机制的原因。

51.79亿元之后

在线旅游市场会重新洗牌吗

短期看，携程仍然拥有明显的用户规模、酒店资源、品牌和技术优势。一张罚单不会立即改变在线旅游市场的集中格局。

但平台竞争的规则可能因此发生变化。

取消独家合作后，优质酒店可以更加自由地同时进入多个平台，竞争平台获得核心房源的难度可能降低；取消最低价限制后，酒店可以根据不同平台的佣金、流量质量和用户结构自主定价，其他平台也有机会通过降低收费、改善服务和提供增量客源来争取商家。

消费者看到的价格可能不再在所有渠道保持一致，但价格差异本身并不意味着市场变得更差。相反，只有酒店能够根据不同渠道自主报价，平台之间才可能围绕佣金、服务能力和运营效率展开真正竞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杨东认为，这起案件意味着反垄断执法已经开始更深入地规制平台流量垄断。平台不能再把流量作为筹码，迫使商家接受不利交易条件。

对于携程而言，真正艰难的并不是缴纳罚没款，而是重新回答一个商业问题：

当“独家房源”和“全网最低价”不再能够通过流量和算法强制获得，平台靠什么继续留住酒店和消费者？

答案只能回到平台最初的价值——更有效地连接供需、更透明地提供信息、更公平地分配机会，并用服务能力而不是规则控制力赢得交易。

51.79亿元罚单划出的边界已经足够清楚：平台可以帮助酒店经营，但不能替酒店决定在哪里经营；可以提供调价工具，却不能夺走商家的定价权；可以拥有流量优势，但不能把流量变成限制竞争的绳索。

这不仅是携程需要完成的一次商业模式校正，也是整个平台经济必须面对的治理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