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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在2013年已透过「绿篱行动」加强检查，2017年再公布禁止「洋垃圾」入境的改革方案，年底起禁止生活来源废塑料、未经分类废纸等24类固体废物。此后禁止目录逐步扩大，至2021年全面禁止固体废物进口。中国生态环境部资料显示，固废进口量由2018年的2,263万吨降至2019年的1,348万吨，2020年首十个月进一步降至669万吨；2020年底基本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这不是单纯的贸易壁垒，而是中国拒绝继续以环境容量补贴全球消费的政策转折。

废料没有消失，只是转换目的地

禁令最初造成的冲击，是欧美回收价格急跌、仓库积压，部分地方政府甚至把原本回收的塑料送往焚化或堆填。中国在禁令前每年进口约800万吨废塑料，占全球相关贸易六成以上，这个巨大出口渠道突然收窄，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即时承接。

但废料并未因此消失。废塑料迅速改道至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印尼及土耳其，一批原在中国经营的回收商亦把设备和加工环节迁往东南亚。欧盟资料显示，其输往非欧盟经合组织国家的废塑料，主要是土耳其，2016至2018年间增加约两倍；马来西亚、印尼及越南也一度成为主要目的地。

废纸的路径则更具产业色彩。中国造纸企业仍需要纤维原料，于是部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印度及墨西哥：先在当地把废纸加工成再生纸浆、纸板或包装材料，再以「产品」而非「固体废物」输往中国。研究估算，2017至2019年中国废纸进口累计减少约3,200万吨。结果不是需求消失，而是污染较重的分选、脱墨及残渣处理，被推到供应链更前端。

这种转移带来两面效果。正面而言，东南亚获得回收设备、工业投资、就业及再生料供应，一些具规模而受监管的企业确实提升了当地循环经济能力。但当进口增长快于执法与基建，低价值混合塑料便可能流入无牌工场，经露天焚烧、非法弃置或简陋清洗，把空气、水体及公共衞生成本留给当地居民。部分货物更以「再生原料」「废纸」或其他海关编码申报，夹带受管制废物；贸易路线愈迂回，责任反而愈难追查。

从出售垃圾转向出售合格原料

中国禁令真正改变的，是废料市场的定价逻辑。过去出口商只要找到愿意接货的目的地，分类不良的成本便可向外转嫁；今后，污染率、聚合物种类、含水量及最终用途都将直接决定货物是否具有价值。混杂废料逐渐成为负资产，乾净、单一材质及具有稳定来源的再生料才是可交易商品。

2021年生效的《巴塞尔公约》塑料废物修正案，已把大部分混合或受污染塑料纳入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只有接近无污染、已分类并送往环境无害化回收的特定塑料，才可较自由流通。这意味未来的竞争力不再只是廉价航运，而是数码追踪、第三方验证、加工设施合规及出口国对最终处理承担责任。

更重要的是，出口国必须增加本土分选和再生产能，透过生产者责任制、再生成分要求及产品可回收设计，让制造商承担包装离开消费者手后的成本。进口国则应只接收有明确原料需求、加工能力和残渣处置安排的货物，而不是以招商之名承接他国垃圾。

「洋垃圾」禁令并没有终结全球废料贸易，却揭穿了一个长期被回收率掩饰的真相：只要污染成本仍可跨境外判，帐面上的循环经济就可能只是污染搬家。未来市场仍会存在，但将更区域化、更重品质，也更讲求可追溯性。真正成熟的循环经济，是让每个经济体对自己产生的废物负责。

内容支持: 沛然环保(08320.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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