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

今年二月，一名实习生在工作推文里悄悄改了三个字。 原本的互动文案是：“在评论区发送妈妈的味道。” 她在后面加上了“和爸爸”。 改动很小，小到几乎没人会注意。但当她把这件事写到社交媒体上时，评论区很快涌进来许多人：有人把育儿文章里的“妈妈”全部改成“家长”，有人在信息流里增加“父亲带孩子”的视频，有人给医疗推文优先配上女医生的照片。 她们来自不同城市、不同行业，却做着同一种事情： 在日常工作中，悄悄改掉一些词。   一个实习生改了三个字   一宁是大三学生，在一家媒体机构实习。那天她接到的任务是为“大年初二回娘家”写一条推文。主题已经定好，海报也做好了，她能改动的空间很小。 文案最后有一句互动：“评论区发送妈妈的味道。” 她盯着这句话看了一会儿。那是一种说不清的别扭感——在整条推文里，女性似乎只承担一件事情：做饭、做菜、做出“年的味道”。 她没有动主题，只是把“和爸爸”加到了文案里。 推文发出去之后，这件事很快被她忘记了。直到一个月后，她把这段经历写成帖子发在社交媒体上。帖子浏览量很快超过八万。 评论区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共鸣。 有人说，她在月子中心做内容运营，把所有“妈妈该怎么样”改成“家长该怎么样”；有人说，她在互联网公司做视频，把带孩子的角色从妈妈换成爸爸；还有人说，她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公众号编辑，经手的每一篇推文都尽量多放女医生的照片。 这些人分散在不同岗位，做着外人几乎不会注意的修改。 “可能无人在意。” “能影响一个是一个。” 很多留言最后都会带上类似的话。 但留言的人都知道，那些带有惯性的用词，是因为在许多习以为常的叙事里，女性的位置是被安排好的。   把“妈妈”改成“家长”   评论区点赞最多的一条留言来自 Benny。 她在湖北一家月子会所做过公众号运营，负责母婴科普文章。工作中她做了一件几乎成了习惯的事——把文案里所有

第 116 个“三八”国际妇女节，我们记录了三位女性的职业轨迹：一位网约车司机、一位铁路工程师、一位在北极圈做船长的中国女性。 这些职业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交集，但它们正出现在越来越多女性的人生选择里。她们的职业选择，也正在悄悄改变一些曾经默认的边界。 越来越多女性，正在进入曾被默认不属于她们的职业空间。   深夜的车辆段，有她在现场   在重庆、贵阳这样的山城，流传过一个关于修地铁的笑话：因为城市坡多，地铁从山上冲下来刹不住，本来终点是 A 站，结果冲到了 B 站，只好再多修一站。 听过的人都笑了。高芳听完，却认真地回了一句：“怎么可能，肯定刹得住啊。” 如果时间充裕，她会耐心对在场的人解释，地铁线路的坡度、长度、制动距离，都经过精确计算，并写进技术规范。列车的制动系统远比人们想象得精密。 因为高芳，就是这个工程中的一环。 高芳本科读机械设计制造，研究生方向是车辆工程。她还记得去读研的那一年，她从太原坐绿皮火车，傍晚上车，硬座上摇摇晃晃一夜，第二天清晨才到北京。2007 年研究生毕业，她进入一家德国企业，参与德国高铁核心技术对中国转让的工作。当时中国正处在引进高铁技术的阶段，许多核心设备和系统都需要重新建立。 “那时候很多人对高铁还没什么概念。”她回忆道。 她负责的是一种数据传输设备。设备安装在列车上，负责把车辆运行状态实时传输到地面系统。如果设备出现问题，必须等末班车回库之后，才能上车检修。 这类工作，只能在深夜开展，时间紧，天没亮，首班车又要发车了。 在工作里，常常会有人问她：女生为什么学工科？为什么搞铁路？ 虽然在一线的女生确实不多，但面对这样的问题，她只反问：为什么女生不能学工科？ 「检查制动供风设备」 有一次，某城市地铁传输故障。凌晨两点，大雨滂沱。高芳在检修基地等末班车入库，然后上车排查设备。她打着手电，一边排查，一边拍照记录。 最后确认：问题

在很多历史叙事里，女性似乎总是迟到者。 她们很少被视为经济史的主体，很少成为政治史的中心人物，也很少拥有解释自身经验的知识权力。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提醒我们： 女性并非历史边缘的旁观者，她们一直在工作、在见证，也在改变世界。 从劳动史、战争年代的教育史，到跨文化的个人回忆录与女性身体知识，这些书籍让我们看到一个逐渐清晰的事实——女性一直在工作、在见证、在学习，也在争取对自身经验的解释权。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之际，我们推荐四本不同类型的书，从劳动史到回忆录，从教育史到医学科普，这些书共同指向一个问题： 女性经验如何重新进入历史。 她们一直在工作，只是劳动长期不可见 《妇女一直在工作》 原作名: Women Have Always Worked : A Concise History 作者: [美] 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 （Alice Kessler-Harris）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潮汐Tides 译者: 蔡萌 出版年: 2025-8 “女性争取的不只是工作的机会，而是劳动被承认的权利。” - 长期以来，妇女的劳动被限定在家庭内部，其价值未能得到应有的承认。工业化进程让男性确立起家庭经济支柱的地位，而妇女则依然要承担无偿的家务劳动；即便二战后她们大规模就业，也只被视为在补贴家用，而非养家糊口。歧视性的观念和惯例，既限制了妇女经济独立，又掩盖了她们的社会贡献。 这本书成书于1981年，作者在书中追溯了美国“女性工作”向有薪劳动转变的历程。在零工经济与远程办公模糊了家政与职业边界的今天，书中的历史回响显得尤为震耳，它让我们意识到：女性争取的不只是工作的权利，更是劳动的可见性与尊严的平等化。 凯斯勒-哈里斯不仅仅是在罗列史实，她更是在解构“价值”的定义。她指出，社会通过将家务劳动“自然化”和“情感化”，成功地逃避了对其经济价值的认可。她证明了薪酬差距从不是因为女

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达到343万。 在这个庞大的数字里，除了应届毕业生，还有一群被统称为“大龄考生”的人——35岁以后，辞职，备考，重返校园。 本期「人间像素」的三位主要讲述者，都是在35 岁之后通过考研，改变了人生轨迹的女性。 在许多招聘启事上，35 岁已经是一道隐形门槛；在家庭分工里，这往往也是“母职责任”的高峰期。社会对这个年龄的想象是稳定、承担、成熟、妥协，却很少包含“重来一次”。 对于她们而言，这个选择远不止“再拿一个文凭”那么简单。 她们并不年轻，也并不轻率。  她们更清楚代价，也更明白自己在放弃什么。  在各地考研陆续出分的这天，我们发布这篇关于勇气、底气与自我重塑的故事，献给每一个不愿被年龄定义的人。   跳出一眼望到底的生活：国企中层的“疯狂”突围 🎓 李婷 河北省 📚 运动心理学专业   傍晚，40岁的李婷去食堂点了一份“学生套餐”，阿姨冲着她笑：“老师，新来的？”她回答：“我是学生，研一。” 每天按时上课、操场跑步、图书馆看书......现在的生活，在李婷眼里，是真正的岁月静好。 2013年年初，李婷在日本留学八年后，回国工作。在考研之前，李婷的生活是旁人眼里的“满分范本”：在国企待了八年，是行政人事部门的领导，日语水平达到国际一级。但这份安逸让她感到虚无，“一眼望到底的工作，总让我心里发虚。” 工作按部就班，晋升路径清晰，收入稳妥。正因为清晰，才显得封闭。“一眼望到底”并不意味着失败，而是一种确定的封顶。就这样耗到退休还是换一种生活？她厌烦空闲时间用来刷手机，觉得那是在浪费生命和时间，她喜欢健身和养生，也注重培养孩子的体育素养，女儿四岁就开始练习体操和乒乓球。 “我能不能再读个研究生？”不愿停下来的人总是喜欢向自己发问。 念头一旦生根，就疯长不止。她开始做功课，选专业和学校，经过一番考量

每当我听见那悠远的“别里子”响起，记忆深处的年味便随着槐店文狮子变得鲜活了。 作为一名文化研究者，我曾负责整理和提升国家级非遗项目“槐店文狮子”的资料。对我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学术任务，也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寻根。这头文雅的“年兽”曾是我童年亲密玩伴，是故乡岁末年初雷打不动的“春晚”。 我试图在层层叠叠的历史档案与田野调查中捞起即将远去的记忆，也期待在文字里与远去多年的爷爷重逢。 槐店镇的年兽——文狮子   过年，吃罢鲜掉眉毛的年夜饭“十大碗”，就该去看“文狮子”了。 随着悠远的螺号声——“别里子”划破夜空，街头的社火鱼贯而出。白色的老绵羊羝头灯、红色的鲤鱼灯、五彩斑斓的龙灯浩浩荡荡，先行开道，六个耍火球手打开了表演的场地。 有着红绿皮毛的“独角兽”率先出场，它的形象来自上古神兽“獬豸”，代表公正。身材像座小山一样高大，额头的长角，为明辨是非。他按次序巡山、观察、踩“圆笼绣”、闻“圆笼绣”，审断出外来者“圆笼绣”有罪。蓝绿皮毛的“麒麟”随后而上，他观察圆绣笼，慢慢接近，发现其是外来的逃难者，衔起亲吻，送给它祥瑞，并邀独角兽与之和解。 身披黑红皮毛的“文狮子”压轴登场，她是这场宏大叙事中唯一的女性。 她吞下“圆笼绣”之后，鼓声变得嘈嘈切切、急促如雨，文狮子开始了她最震撼的表演：受孕、颤抖、分娩。 在别里子急促的吹奏中，母狮子演绎着生育的剧痛——“娘赴死，儿赴生”。母狮子生小狮子的戏码随时代而变：独生子女时代只生一个，二胎时代生两个，如今则可能演变为多胎。当小狮子颤抖着迈出第一步，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是对新生命的礼赞，也是对传承的致敬。   很久很久以前   《沈丘县回族志》里收录着这样一个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豫东大槐树下有个槐店镇，三川交汇，水陆通达，四季分明，是个丰裕的粮仓。 1258年，忽必烈率军南下，兵临沙颍河渡口。因当地船夫舍命不渡蒙军，雄狮

在万家灯火之间，谁在异乡守岁？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隆重的时刻。无论身处何地，人们都会在这几天里不自觉地回望来路——餐桌上的味道、电话那头父母的声音、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都在提醒我们：故乡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时间的召唤。 但总有一些人，是在不同的时区迎来农历新年的。 当多伦多的雪夜替代了香港的霓虹，当墨尔本的火车线成为日常轨迹，当韩国大邱的街巷渐渐熟悉到可以闭眼行走——春节对他们而言，不再只是团圆的象征，而是一场关于身份与牵挂的对话。 本期春节特别专题，讲述三段跨越亚洲与北美、大洋洲的真实迁徙故事。他们没有什么“为了更好的生活”之类的远大理想：有人因一次乌龙的邀约远赴韩国求学，顺势工作、定居、成家；有人尝试在更亲近自然的环境里，为女儿寻找不再“内卷”的童年；有人在职场挫败与家庭压力之间，被推向澳大利亚的海岸。 他们获得了空间的宽广、制度的稳定、下一代更舒展的成长环境；与此同时，也在无形中承担着另一种代价——与父母亲朋的距离、语言与身份的门槛、以及一种始终无法彻底消散的孤独。 其中一位讲述者说，移民就像一只风筝，无论飞得多远，那根线轴永远留在中国。 春节，是风筝线被拉得最紧的时刻。 在这个象征团圆的节日里，我们邀请读者一起走进这些“异乡守岁”的人生，去理解迁徙如何改变一个家庭的轨迹，也去思考一个更恒久的问题：当你在另一个国家安顿下来，乡愁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又是如何消解的？ 在澳大利亚，即便嘉艺拥有漂亮的专业成绩和一年的国内IT经验，但在拿到永居（PR）身份前，投出的简历几乎没有回应 。直到身份解决后，才进入本地的公司工作 。而嘉明本身在香港的工作并非高薪厚职，虽然加国的起步薪资略逊于香港，但工作性质相近，且在一年内便获得了主管的提拔。在韩国，随着语言的流畅，轻轻终于从餐馆走进了公司，成为一名翻译并接触其他职务，在同一家公司一干就是七年。 尽管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像

17 岁才第一次踩上雪板的张嘉豪，从北京五星级酒店的面包房出发，一路滑向世界野雪巡回赛的起点。他像一场不期而至的劲风，闯进中国滑雪的叙事里——不是天才，却是最执着的“追雪人”。 滑雪于他，不只是竞技，也不只是职业，更是生命力的具象表达。从一个人的冬奥梦，到如今在海拔 7000 米的无痕粉雪中开辟新路，他让我们看到：所谓热爱，不过是站在雪上的那一刻，内心依然如少年般雀跃。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生命力最蓬勃的模样 —— 找到自己喜欢的事，坚持下去，一直坚持下去。 张嘉豪可能不是中国滑雪史上成绩最辉煌的运动员，但他绝对是最能体现体育精神中“热爱”与“坚持”这两个核心要素的运动员之一。 张嘉豪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关于梦想与坚持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唤醒生命力的故事。 与雪结缘：从面包房到跳台，孤注一掷逐梦冬奥 17 岁之前，张嘉豪的人生是按部就班的 “平庸脚本”—— 职校毕业，钻进北京五星级酒店的后厨，在揉面、烘焙的重复里消磨日夜。那时的他，和无数对未来迷茫的年轻人一样，眼前只有案板上的面粉，看不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生活像未发酵的面团，沉闷得没有一丝波澜。 直到滑雪闯进他的世界，在平淡的日常里劈出一条崭新的路。最初只是在朋友圈里瞥见别人滑雪的片段，那抹雪地上的飞驰身影，竟让他生出 “一定要试试” 的冲动。第一次站在崇礼的雪场，他摔了一个又一个跟头，却压不住心底的震颤：“太好玩了，像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现在回忆起来，张嘉豪觉得，虽然对于专业滑雪运动员来说，17 岁起步算是“高龄”，但对一个年轻人而言，在这个年纪能遇到发自内心热爱的事，还能有能力一直坚持下去，已然是件“幸运的事”。 这一场 “意外”，彻底颠覆了他的人生轨迹。17 岁，对专业滑雪运动员而言是 “起步太晚” 的高龄，但对张嘉豪来说，却是 “终于摸到热爱” 的幸运起点。为了挤出更多时间滑雪，他主动转岗到面包房上夜班 —— 深夜

当一个“优等生”主动放弃高薪和光环，去澳洲海岛后厨做最脏最累的活，她真正想对抗的，不是职场，而是被夺走的注意力和人生选择权。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一个海岛厨房的后厨，29 岁的阿黄正麻利地搬着堆叠的餐食货箱，夏季的雨水混着游客吃剩的食物残渣，海水湿气裹着厨房的油烟贴在她的手臂上。她的手指关节因为持续搬重物而一直酸胀，掌心磨出了薄茧，每天 8 到 10 小时的体力活，让她告别了写字楼里的精致通勤。 从中山大学人类学本科生，到纽约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再到新能源企业港股上市项目的公司秘书，按照常人的预期，阿黄应该努力工作，拥有非常好的事业发展。 但因为难以承受令人窒息的职场环境，阿黄放弃了国内世俗意义上的 “优质工作”，她选择亲手推倒了那个由海归学历、投行高薪构筑的精英滤镜，试图在最原始的体力消耗中，找回对生命最真实的解释权。 她申请了澳大利亚工作假期签证（WHV，Working Holiday Visa），在偏远海岛做起了厨房帮手，一头扎进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在这里，阿黄观察着不同国籍的背包客，以亲历者的身份感受着中西方职场的差异，也拓宽了自己的能力边界。 她发现，自己不仅能做写字楼里的白领工作，也能做最脏最累的蓝领活，她收获了 “什么工作都能做” 的底气，在体力的疲惫与心灵的松弛中，重新定义着人生的价值与幸福。 叛逆的优等生游戏 “我一直很叛逆，但一直是个好学生。”阿黄这样评价自己。从小到大，她就摸索出了一套生存逻辑：如果你想获得“不做某些事”的权力，你必须先证明自己拥有“把这些事做到顶尖”的能力。 为了获得填报志愿的自主权，高三最后三个月，她不再跟随学校的进度，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学自测，最终冲进了中山大学；为了看一眼世界的顶峰，她拿下了纽约大学的硕士学位。在曼哈顿的金融机构实习，在顶级律所周旋，她精准地踩在每一个社会评价体系的“优等生”步点上。 她像一个冷静的玩家，为了通关而不

枕头边放着一把菜刀，手机里躺着三千条催收短信。门外随时可能站着“派单上门”的催收员——这是我39岁这一年里，某个周六下午的日常。 窗帘拉得死死的，我听着自闭症女儿在那儿自言自语，心里那种恐惧不是来自死亡，而是来自活着本身。在那一刻，我的信用已经破产，我的家庭岌岌可危，我名下背负着53万的房产抵押债和密不透风的网贷，而我唯一的救命钱，竟然还锁在重病母亲的养老金账户里。 曾经，我以为人生会像2008年丈夫写给我的第一封情书那样，每一个字都代表着未来的纯粹与透明。十六年后，我独自站在天台上抽着闷烟，看着脚下璀璨的城市，觉得自己像是一枚被这座城市呕吐出来的残渣。 我叫阿顿，是一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我真的被贴上“失信”标签之前，我想把这段经历写下来：一个人如何在疾病与债务的绞杀里，亲手把生活推向废墟；又是如何在那片血淋淋的废墟上，试图用文字捡拾回最后一点做人的体面。 密室里的审判 2025年5月17日，周六。 温州的初夏已经开始闷热，但我家的窗帘全拉着，灯也没开。屋子里没有一丝风，像一口封住的井。 我蜷在卧室角落，背靠着墙，手心一直在出汗。手机屏幕隔几秒就亮一下，震动声短促而密集。催收短信一条条弹出来—— “我方已派单，你排在第4位，抓紧往家走，别想跑。” 我的枕头边放着一把菜刀。我不知道如果有人真的破门而入，我有没有勇气举起它。但在那个时刻，它像一种荒唐的“安全感”。 “妈妈，谁会保护我们？” 8岁的女儿笑笑蹲在我不远处，她是个典型的自闭症孩子，平时总是沉浸在自己的逻辑里，但此刻，她似乎嗅到了空气中凝固的恐惧。我看着她清澈却迟滞的眼神，心如刀绞。我没法告诉她，那个把我们拖进这间阴冷密室、让全家人陷入绝境的恶魔，不是门外的催收员，而是我。 是我让这个家走到今天。 39岁，在别人都在筹划学区房或升职加薪的年纪，我正站在“老赖”的悬崖边缘。 确诊双相情感障碍多年，我的生活像一架失控的过

在传统语境下，死亡是沉重的禁忌。但对于第一批90后来说，死亡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具体”。当他们开始处理父母的衰老，目睹亲人离去后的混乱，一种名为“生前整理”的浪潮正悄悄兴起：趁意识清醒，把人生活成两个行李箱的重量。 “生前整理”又叫“终活整理”，是指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对自己的物品、财务、信息及身后意愿进行梳理，从减少衣物书籍，到妥善处置金融资产、手机数据、医疗保险、个人日记、私人影音资料、电脑与手机数据等，甚至提前写好遗嘱 ——这不仅是一场物理空间的大扫除，更是一场关于生命主权的前置规划 。 这届年轻人，正试图在无常的生命里，握住一份利落与轻盈 。 处理亲人遗物：一场没有参照的“残忍”考试 乔静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死亡之间并没有距离，是在婆婆陡然脑溢血去世后。2023 年乔静 30 岁，婆婆刚 57 岁，婆婆的年纪在乔静认知里属于中年。 她们前一天晚上还在一起吃晚饭，婆婆念叨晚饭要吃养脾胃的，对身体好。第二天早上 10 点她就脑溢血昏迷，医生没来得及抢救。人就走了。 亲人的猝然离世，葬礼是家属们的情绪缓冲期。葬礼结束后，到了整理婆婆遗物的环节。 首先是存款、金银这些财物的整理。婆婆这几张银行卡里加起来有十四万五千多，公公、姑姐、丈夫三人均分，剩下的余数分给了乔静；金银首饰则秉承“谁买的分给谁”原则，都物归“原主”。 婆婆的衣物是由乔静和姑姐处理的，扔掉了一些明显磨损的贴身衣物和外衣裤后，剩下的衣物两人开始斟酌。 处理的第一件外衣是燕麦色的仿真皮草，姑姐说“这件皮草是妈在 2008 年买的，当时村里女人特别流行穿皮草，妈也买了一身，每到重大日子她都会穿上，说穿这件衣服给我们长脸。”姑姐很难把这件皮草和其他衣服放到一起扔掉，念着母亲生前喜欢决定给她烧了带下去。 还有一身是定做的深蓝色绣金丝旗袍，“我妈当时说如果哪天她没了，就给她穿这身下葬，她最不喜欢那些大红大绿的寿衣，觉得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