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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IC Photo) 【文明的坐标——人类与风险的博弈】 陈志武/文 进步与倒退 在尝试评估文明变迁史的时候，我们总需要先做一个选择，就是如何度量“进步”和“倒退”：什么情况下可称文明“进步”，何时又“倒退”了？在现有文献中，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惯用的尺子是“生产率”（productivity），甚至只有“生产率”，其他指标都不重要。比如，劳动生产率：一人一年劳动下来，能有多少产出、赚多少收入。“唯生产率”准则应用到当今国家，就是“唯GDP”论，成为只追求GDP增速之政策的学理基础；而应用到历史分析中，在“唯生产率”史观下，人类发展通常被划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阶段 。为了纠正这种传统史观和文明观，我们还要增加一把尺子——人类的“风险应对力”，这使我们能更完整地解读人类文明化进程。 传统的“唯生产率”史观带出了一些著名悖论。著名经济史学者克拉克（Gregory Clark）教授称：“人类史上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所以，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是不太重要的细节”。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公元前1000年直到公元1800年的近三千年里，世界上每年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变动，期间虽然出现过上下波动，但并没改变劳动生产率长久不变之趋势。历史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对全球人均收入的估算，结论也一致：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两千年里，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克拉克强调，人类在19世纪前的几万年里，一直没能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即使生产率偶尔上升，人口增加，新增的物质产出按人均一分配，就又回到原点；或者，由于自然灾害或人造战争导致人口减少，在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会增加，可是，人口增长后人均收入又会再次减少。只有等到1780年工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