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治坚证据主义

金融、投资、商业、经济和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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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4

      AI会摧毁大学生就业吗?

      在许多大学校园和家庭中,一种新的焦虑正在蔓延。越来越多的年轻毕业生担心,职业生涯的第一阶梯正在消失。那些大学生们的父母们也在问同样的问题:我的孩子毕业后会不会找不到工作?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使用人工智能(AI)来自动化那些过去由初级员工完成的工作。例如,行政事务、更新表格、整理文件、收集数据以及基础分析,如今很多都可以由人工智能在几分钟内完成。这些工作,恰恰是许多应届毕业生进入职场后首先承担的任务。 一个更令人担忧的场景是:入门级工作本来就是为了让年轻人“练手”,积累经验的。任何一个有经验的总监、总工都是从菜鸟练起的。如果上面提到的那些入门级工作都由AI做了,那年轻人如何积累自己的经验?如果没有机会积累经验,那年轻人岂不是永远不会成长成为有价值的老司机? 这些担心都不是空穴来风,但在笔者看来,AI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工作消失”。更准确地说,是工作的性质正在改变。 首先需要明确,企业仍然需要年轻人。事实上,任何组织都需要新的力量带来活力、好奇心和新的视角。许多过去就重要的品质,在今天依然重要。企业仍然需要那些有纪律、有责任感、能够管理好时间的人。可靠性和团队合作仍然重要。能够清晰表达、善于倾听的人仍然是组织中的关键成员。这些基本品质不会因为科技变化而消失。 真正改变的是:年轻人如何创造价值。 过去,初级员工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体力劳动”上。在这里,我说的体力劳动并非指年轻人去搬砖举重,而是指年轻人在公司中的主要工作内容:他们花大量时间收集信息、整理数据、制作报告和准备材料。为什么把它们称为体力劳动?因为这些工作其实并不复杂,一旦学会以后就是简单重复,对脑力和创造性的要求并不高,很多场合下工作者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确保数据正确,格式标准。很多投行、咨询公司、会计事务所、律所的PPT、分析报告、内部纪要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别。 如今有了AI,人工智能可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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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0

      AI狂欢是“赢家的诅咒”么?

      2026 年,AI 已经成为几乎所有财报电话会和行业会议的共同语言。算力、大模型、H100反复被提及,市场情绪迅速被推高。这种氛围就好比一场竞价拍卖,每一次加码都被视为通往未来的门票。但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赛勒看来【1】,这类集体亢奋往往并非理性的起点,而是“赢家的诅咒(Winner’s curse)”的前兆。 所谓赢家的诅咒,最早在油气租赁拍卖中引发广泛讨论。1971年,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 ARCO 的三位石油工程师在行业论文中总结早期墨西哥湾油气租赁拍卖的经验教训,指出参加竞标的石油公司屡屡出现中标后回报不及预期的现象。这种现象后来被行为经济学与拍卖理论反复引用,并被命名为“赢家的诅咒”。 事后来看,这类租赁拍卖的出价分歧往往很大。有统计显示,在至少有两家出价的标的上,第二高价平均只有最高价的大约三分之二。赛勒将其归为“共同价值拍卖”中的典型陷阱:标的物对所有竞标者的真实价值其实是相同的,但由于信息不完整,每个人只能做出自己的估算。在这种情况下,最终胜出的,往往不是判断最准确的人,而是估值最乐观、出价最高的人。也正因为如此,赢家在成交时往往已经付出了过高的价格,事后算总账反而更容易亏钱。 赛勒在大学里上课时,经常和学生们做一个“硬币罐头”的竞拍游戏。在教室里,一屋子“投资人”围着一个装满硬币的玻璃罐出价,谁出价最高,罐头就归谁。结果经常是这样:整体平均估值并不离谱,但最终赢下罐头的那个人,往往是最乐观的那一个,很容易把价格抬到不划算的区间。 将这一逻辑平移到今天的AI 基建竞赛,二者的相似性并不难辨认。大型科技公司正在参与一场全球性的资本竞价,只是竞标的对象不再是硬币罐,而是英伟达芯片与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多家媒体报道,在AI 基建推动下,亚马逊、微软、谷歌、Meta等公司 2025&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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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1

      大统领会出兵格陵兰么?兼谈特朗普新秩序里的赢家和输家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何对格陵兰表现出近乎执念般的兴趣?这个问题一度在欧洲舆论场中被当作笑谈,直到最近才让人不得不认真对待。有人认为这是为了北极航道的战略价值,有人揣测这是他对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心有不甘的情绪投射,也有人干脆将其归因于他的口无遮拦、随口一说。但所有这些解释,其实都刻意绕开了一个真正关键的问题:特朗普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退一步,来了解一下特朗普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在特朗普的世界观里,战后建立起来的这套国际秩序,对美国是不公平的,而且是系统性不公平。 第一,美国长期承受巨额贸易逆差。美国买别人的商品远多于别人买美国的商品,从而造成制造业外流、产业空心化,而华盛顿的精英却把这称为“全球化红利”。在特朗普看来,这不是红利,而是吃亏。美国的贸易赤字越大,吃亏越多。 第二,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被系统性外包。全球化和离岸生产,让美国消费者买到了便宜商品,却让中西部失去了制造业、技术和尊严。金融和科技精英获益,而普通工人则被抛弃。这一条对于特朗普的基本盘MAGA特别重要,因为他们恰恰是全球化的受害者。 第三,美国向盟友(特别是NATO的欧洲盟友)提供几乎“免费”的安全保护伞。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家长期压低军费,得以把更多的政府预算投向退休金、医疗和全民福利,而美国则承担了提供保护的军事成本。在特朗普看来,提供保护可以,但保护费也是要收的。 第四,大统领看世界有点像《教父》里的黑帮老大,那就是想要和我讨价还价,得看你有没有实力。没有足够硬实力的国家,凭什么和美国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在特朗普看来,谈判权来自力量,而不是道德或者程序。如果你没有军事实力、连自己的国防安全都不能保证,就不该用“价值”和“国际法”来对美国说教。这也是为什么懂王从本质上对联合国、WTO、北约等机构不屑一顾。在他眼里,这些国际组织把“弱者的道德高位”制度化了,却限制了真正承担成本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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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9

      2025年度致投资者信

      “华尔街靠交易赚钱,而你靠不交易赚钱。” —— 沃伦·巴菲特 刚刚过去的2025年,对全球股票市场而言,是一个表现异常亮眼的年份,尤其是美国股市。事后回看,很多人可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样的结果理所当然,甚至觉得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对资本市场天然友好。 但如果把时钟拨回当时,我们就不难发现,市场面临的环境远非确定,甚至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不安与动荡。巨大的不确定性,才是2025年的主旋律。 2024年10月,美国经济学家努里埃尔·鲁比尼曾警告,特朗普若胜选,可能“显著提高美国经济陷入比衰退更糟糕局面的风险”¹。同年12月,他进一步指出,“新一轮通胀反弹正在形成,很可能拖累股市,并将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推高至 8%”²。当特朗普在 2025年4月宣布所谓的“解放日”政策时,这些担忧迅速从理论变成现实。全球市场短时间内明显回调,各大媒体标题上充斥着对系统性风险的讨论。 与此同时,围绕人工智能估值泡沫的警示也几乎贯穿全年。2025年1月,美国著名的基金经理雷·达里奥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直言,当前市场的定价水平已处高位,同时又叠加利率风险,这种组合极易引发泡沫破裂。他认为,“当下的市场状态,与 1998 至 1999年高度相似”³。其他多位重量级市场观察者也表达了类似观点⁴。 值得强调的是,笔者在这里并非否认滞胀或人工智能估值泡沫等风险的存在。风险本就是市场运行的常态。正因为不确定性始终存在,资产价格才会在预期与现实的拉锯中不断波动。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市场在定价时,对结果的假设变得过于单一。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多年的投资者都明白,最危险的阶段,往往出现在价格已经充分反映一种高度乐观、且缺乏弹性的预期的时候。一旦现实偏离这一预期,市场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空间。对投资者而言,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知道风险的存在,而是在已知风险与未知风险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如何构建一个足够稳健、经得起冲击的投资组合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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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11-25

      一笔苏联电汇,如何意外改变全球金融格局?

      1957年,伦敦街头依旧飘着煤烟味,战后破损的砖墙还在修复,仿佛整个欧洲正在回忆失去的过去,同时努力理解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10多年,英国的经济规模比战前缩水超过10%【1】。伦敦金融城表面维持绅士体面,内里却已经千疮百孔。工业产值虽然开始恢复,却远远谈不上强劲。1956年苏伊士危机彻底摧毁了英国外交与军事威望,英镑出现恐慌性抛售,其国际地位已经被美国美元逼到墙角,政府不得不通过严格的外汇管制吊着最后一口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那时候普通英国人离境不能携带超过50英镑。谁会想到,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与此同时,全球政治神经在1950年代绷到极致。1946年,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著名铁幕演说,正式拉开冷战序幕。前苏联在五十年代迅速扩展其势力范围,美国则在欧洲和亚洲全面部署军事与经济力量。朝鲜战争让两个阵营的第一次真正交火变成现实。接下来,冷战双方互相试爆原子弹和氢弹,军费开支在五十年代中期占据财政巨大比重,全球紧张局势像一根越拉越紧的绳子【1】。 一方面是政治军事形势紧绷,但另一方面,维持民生和经济的国际贸易还是需要继续进行。一个让前苏联官员有些头疼的现实是,她高度依赖外汇储备维持对外贸易。统计显示,在1950年代中后期,苏联官方外汇储备约为20到30亿美元,美元占比极高【2】。由于冷战导致的紧张的国际关系,美国财政部内部曾认真讨论过冻结苏联在纽约体系美元资产的手段。那时候前苏联在美国的间谍信息网十分发达,像冻结资产这样的内部会议,很快就被传回到莫斯科高层,这让前苏联领导层极度紧张。 简而言之,苏联的恐惧、美国的强势和英国的衰落共同构成了1950年代全球的宏观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一笔看似普通的转账,引发了全球金融系统的大地震。 1957年年初,前苏联国家银行第一副行长阿纳托利斯米尔诺夫接到外交部密令,要求立即减少前苏联在纽约银行体系的美元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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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11-24

      债务大周期:国家是如何走向破产的?

      在宏观研究的世界里,很少有比国家破产更戏剧性的现象。一个国家在经济繁荣期间可以享受高速增长、资产升值、资本不断涌入,可一旦进入下行周期,就可能陷入货币崩溃、银行倒闭、外储枯竭与政府违约的连锁反应。 美国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桥水基金的创始人雷·达里奥用超过一百年的历史样本,覆盖了40多个经历过重大债务与货币危机的国家,把这些国家的经历整合成一个清晰的大周期结构【1】。当所有国家的时间序列叠加在一起后,一个有趣的发现浮现出来,国家破产并非偶然,而是有很多规律可循。 从达里奥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国家陷入危机往往不是源于某一项突发事件,而是不同的因素叠加,在10到20年间不断累积。当一个国家同时触发其中3个或更多原因时,危机几乎不可避免。理解这些原因,是理解国家破产的核心。 第一个原因,是债务长期累积到超过经济增长能力的程度。 这个过程通常发生在繁荣时期,因为繁荣让所有参与者都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更好,从而愿意借更多的钱。希腊是一个典型例子。自从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希腊政府债券的收益率迅速下降,从8%降至与与德国几乎一致的水平(4%左右)。 注: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后,其政府债券的收益率越来越低,从8%逐步下降到2006年的4%。 希腊政府发现融资成本低,于是不断扩大支出。2004到2008年间,希腊政府支出累计增长超过40%,财政赤字长期被掩盖。到2009年,新政府上台后发现真实赤字高达12%,而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早已突破130%。市场震惊,开始抛售希腊国债。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10年初突破10%,希腊失去再融资能力,被迫寻求欧洲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合救助。这场危机并非源于2010年的突发事件,而是自2001年以来长达九年的债务膨胀所累积而成的结果。 注:从2001年开始,希腊每年的财政赤字逐年增加,从GDP的5%一路增加到2009年的15.9%。同期的债务/GDP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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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11-21

      长寿奖励为什么不受欢迎?

      1693年的伦敦,街头空气里混着煤烟、马粪味,还有战争的焦灼气息。当时的英国正与法国打得不可开交,国王威廉三世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可谓绞尽脑汁。为了应对日益恶化的财政赤字,英国议会一边加税,一边费尽心思想出各种奇奇怪怪的融资办法。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新奇的金融发明登上舞台:唐蒂(tontine)。它的名字来自一个意大利银行家洛伦佐·唐蒂(Lorenzo Tonti),他发明了一种听起来像是“投资+游戏+寿命赌局”的产品。听上去有点复杂,但其实逻辑很简单:参与者每人出一笔钱组成资金池,政府承诺每年支付利息。起初大家都分红,但每当一个参与者去世,死者的那份收益会被重新分配给幸存者。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活得越久,分得越多【1】。 听起来是不是很刺激?那简直就是17世纪的“金融版吃鸡游戏”。最后活下来的那位老人,理论上可以独享整个资金池的利息,简直比买彩票还刺激。设计者唐蒂的初衷,是希望用那个活的最长的幸存者的超高回报,来吸引足够多的人参与购买,这样为政府筹得所需的资金。为了筹资,当时的政府推出两种年金计划供消费者选择,第一种是固定年金,每年分发14%的分红。第二种就是tontine。 在当时的设计里,tontine 的名义利率是 7%。其规则是:每位参与者出资100英镑,政府按7%的年息率支付利息。当一位投资者去世,他的那份利息就会被重新分配给还活着的人,以此类推。活得越久,分得越多。 举个最直观的例子。假设你是1693年的伦敦市民,今年三十岁,刚在咖啡馆里听人介绍完 tontine 的玩法,决定也掏出一百英镑加入。政府承诺给整池资金每年支付7英镑利息,所有参与者平分。第一年,假设有一千名投资者,那么每个人都能拿到7英镑,简单明了。 第二年开始,情况就变得微妙了。假设一年里有十个人不幸离世,他们的那10份7英镑不会消失,而是被重新分配给剩下的990人。于是你在第二年拿到的利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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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11-18

      《勇敢的心》之后:苏格兰是如何在豪赌中输掉独立的?

      在好莱坞拍摄过的众多历史题材的电影中,有一部深入人心,那就是梅尔-吉布森主演的《勇敢的心》。在这部电影中,吉布森扮演的威廉·华莱士率领苏格兰战士们反抗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的军事征服。电影所展现的,正是苏格兰历史上一段波澜壮阔的篇章,那就是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苏格兰独立战争。 尽管华莱士本人最终被捕并遭处决,但他与后来的民族英雄罗伯特·布鲁斯共同点燃了苏格兰不屈的抗争之火。苏格兰人民凭借坚韧的民族意志和在班诺克本战役等关键战场上的血战,最终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主权独立。在那个时代,苏格兰人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件事:在面对民族大义时,他们宁愿流血,也不会屈服。他们用剑和血肉,保住了自己的独立和骨气。 然而,军事的胜利并不意味着经济的昌盛。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苏格兰虽然保持了独立的主权,但其经济地位却日益尴尬。欧洲贸易的重心已经转移,相较于财富滚滚而来的邻居英格兰,苏格兰在地理和气候上都不占优势,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进入17世纪,尽管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继承了英格兰王位,实现了王室联合(Union of the Crowns),但两国在议会和经济上仍是分离的。 英格兰将苏格兰视为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而非伙伴,通过其著名的《航海法案》等一系列保护主义政策,有效地将苏格兰排除在了利润丰厚的殖民地贸易和全球商业网络之外。这种长期被排挤的经济地位和由此产生的集体性经济焦虑,正是后来苏格兰人倾其所有,押注一场金融豪赌的心理背景。而那场让所有苏格兰人至今都铭记的豪赌,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道理:敌人用刀剑都没有拿走的东西,最终可能被你自己的贪婪和无知输光。 一切的狂热,都始于一个充满魅力的“宏大叙事”和一位光环加身的布道者。 这个人,就是威廉·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佩特森不仅是英格兰银行的创始人之一,更是一位擅长描绘蓝图的金融奇才。他向苏格兰精英提出了一个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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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11-17

      精算先到,保险为何迟到半世纪?

      在笔者此前写的“从哈雷到AI”一文中,我提到过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细节。英国的天文学家哈雷在机缘巧合之下,收到了一份来自德国的死亡登记表,上面记录了一个小城布雷斯劳城 20 多年来的出生与死亡纪录。它看上去毫不起眼,却成为精算统计的起点。数学第一次能够量化生命的长短,甚至可以预测人口的变化。 如果说这段历史让人感慨万千,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有趣。在 17 世纪末,我们人类掌握的数学知识,已经可以让我们完全有能力去定价寿险。然后寿险真正被商业世界接受,却还要再等上 50 年,直到18世纪中叶。 50 年是很长的时间,足够让一个国家经历两次战争,也足够让一门科学从新奇变成必需。科学比市场早到了半个世纪,这种延迟并非技术原因,而是人性的节奏。保险业的故事告诉我们,世界并不总按照科学的速度前进,而是常常按照公众的心理速度前进。 要理解这一段延迟,我们必须回到寿命表本身。哈雷在 1693 年整理并发表了《人类死亡概率估算》,首次利用大量死亡数据计算不同年龄段的死亡概率【1】。一个 30 岁男性一年内死亡的概率是多少。5 岁儿童的生存率是多少。80 岁老人再活 10 年的机会有多大。数学首次揭示,死亡虽然不可预测,但并非完全混乱。概率背后存在规律,而规律可以计算。寿险的定价、年金支付、长期储蓄,都有了清晰的科学基础。 按理说,拥有如此精确的死亡概率,保险应该立刻成为大生意。事实上,当时的英国到处是死亡风险与不确定性。火灾、航海、疾病、战争,无处不是风险。数学已经能准确计算,而风险无处不在。任何有效的市场都应该迫不及待采用这种科学方法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保险产品。然而,理性并不总是市场的主宰。保险业的真正成熟,要等到整整 50 年以后。 为什么会这样呢?背后有几个原因。 第一,人类本能地拒绝面对自己的死亡。 售卖保险产品绕不过的一环,是要求消费者在签合同前认真思考自己死亡的情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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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11-14

      国家靠什么取信市场?

      1694年的伦敦是个烟雾缭绕的城市:街上满是马粪,咖啡馆里满是消息,议会里满是争吵。当时的英国正在与法国打仗,战争烧钱的速度远超过部长们批预算的速度。然而就在这种一地鸡毛的环境里,一个影响世界几百年的思想悄悄诞生了,那就是:信用并非来自于金银财宝,而是来自于制度。政府不是靠王权借钱,而是靠制度和治理借钱。 要想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我们需要把故事从头讲起。1693 年,英国国王威廉三世与法国的九年战争进入胶着期。战争就像一台永不满足的机器,不断吞噬英国的税收、储备和耐心。当时英格兰的财政状况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寅吃卯粮,靠借债苟延残喘。”政府向伦敦商人借钱,但是远远不够;想通过增税增收,但税负已经将人民逼到民怨沸腾的边缘。 为了应对如此棘手的情况,时任英国财政部大臣查尔斯·蒙塔古(Charles Montagu)想出了一个新点子:把国家信用证券化【2】。在今天看来,这个想法很简单,但在300多年前,它绝对是金融创新。政府要想借到钱,就必须让债权人相信这笔钱“可以追索”。追索的对象,不是国王的私人信誉,而是议会作为一个治理体系的信用。 换句话说,英国首次提出: 债务不是国王欠的,而是国家欠的。国债购买者的安全感不是来自王权,而是来自议会制度。 这就是著名的“信用革命”。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如果政府赖账,议会负责还钱。”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金融革命和创新呢?原因在于,当时欧洲政府赖账是家常便饭。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在 1680 年代直接宣布国库破产,拒绝支付大部分战争债券,理由是“朕就是国家”。西班牙王室破产次数多达十几次。所以当时的商人和民众,对于王室的信用完全缺乏信任。任何人如果购买政府发的债券,就要做好政府违约,血本无归的准备。这也导致,欧洲王室想要通过借钱筹资去打仗,他们就不得不支付比较高的利息,来弥补债权人承担的风险。 英国的突破在于,它第一次告诉投资者:能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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