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

在好莱坞拍摄过的众多历史题材的电影中，有一部深入人心，那就是梅尔-吉布森主演的《勇敢的心》。在这部电影中，吉布森扮演的威廉·华莱士率领苏格兰战士们反抗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的军事征服。电影所展现的，正是苏格兰历史上一段波澜壮阔的篇章，那就是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苏格兰独立战争。 尽管华莱士本人最终被捕并遭处决，但他与后来的民族英雄罗伯特·布鲁斯共同点燃了苏格兰不屈的抗争之火。苏格兰人民凭借坚韧的民族意志和在班诺克本战役等关键战场上的血战，最终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主权独立。在那个时代，苏格兰人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件事：在面对民族大义时，他们宁愿流血，也不会屈服。他们用剑和血肉，保住了自己的独立和骨气。 然而，军事的胜利并不意味着经济的昌盛。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苏格兰虽然保持了独立的主权，但其经济地位却日益尴尬。欧洲贸易的重心已经转移，相较于财富滚滚而来的邻居英格兰，苏格兰在地理和气候上都不占优势，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进入17世纪，尽管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继承了英格兰王位，实现了王室联合（Union of the Crowns），但两国在议会和经济上仍是分离的。 英格兰将苏格兰视为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而非伙伴，通过其著名的《航海法案》等一系列保护主义政策，有效地将苏格兰排除在了利润丰厚的殖民地贸易和全球商业网络之外。这种长期被排挤的经济地位和由此产生的集体性经济焦虑，正是后来苏格兰人倾其所有，押注一场金融豪赌的心理背景。而那场让所有苏格兰人至今都铭记的豪赌，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道理：敌人用刀剑都没有拿走的东西，最终可能被你自己的贪婪和无知输光。 一切的狂热，都始于一个充满魅力的“宏大叙事”和一位光环加身的布道者。 这个人，就是威廉·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佩特森不仅是英格兰银行的创始人之一，更是一位擅长描绘蓝图的金融奇才。他向苏格兰精英提出了一个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设想

在笔者此前写的“从哈雷到AI”一文中，我提到过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细节。英国的天文学家哈雷在机缘巧合之下，收到了一份来自德国的死亡登记表，上面记录了一个小城布雷斯劳城 20 多年来的出生与死亡纪录。它看上去毫不起眼，却成为精算统计的起点。数学第一次能够量化生命的长短，甚至可以预测人口的变化。 如果说这段历史让人感慨万千，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有趣。在 17 世纪末，我们人类掌握的数学知识，已经可以让我们完全有能力去定价寿险。然后寿险真正被商业世界接受，却还要再等上 50 年，直到18世纪中叶。 50 年是很长的时间，足够让一个国家经历两次战争，也足够让一门科学从新奇变成必需。科学比市场早到了半个世纪，这种延迟并非技术原因，而是人性的节奏。保险业的故事告诉我们，世界并不总按照科学的速度前进，而是常常按照公众的心理速度前进。 要理解这一段延迟，我们必须回到寿命表本身。哈雷在 1693 年整理并发表了《人类死亡概率估算》，首次利用大量死亡数据计算不同年龄段的死亡概率【1】。一个 30 岁男性一年内死亡的概率是多少。5 岁儿童的生存率是多少。80 岁老人再活 10 年的机会有多大。数学首次揭示，死亡虽然不可预测，但并非完全混乱。概率背后存在规律，而规律可以计算。寿险的定价、年金支付、长期储蓄，都有了清晰的科学基础。 按理说，拥有如此精确的死亡概率，保险应该立刻成为大生意。事实上，当时的英国到处是死亡风险与不确定性。火灾、航海、疾病、战争，无处不是风险。数学已经能准确计算，而风险无处不在。任何有效的市场都应该迫不及待采用这种科学方法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保险产品。然而，理性并不总是市场的主宰。保险业的真正成熟，要等到整整 50 年以后。 为什么会这样呢？背后有几个原因。 第一，人类本能地拒绝面对自己的死亡。 售卖保险产品绕不过的一环，是要求消费者在签合同前认真思考自己死亡的情景。死

1694年的伦敦是个烟雾缭绕的城市：街上满是马粪，咖啡馆里满是消息，议会里满是争吵。当时的英国正在与法国打仗，战争烧钱的速度远超过部长们批预算的速度。然而就在这种一地鸡毛的环境里，一个影响世界几百年的思想悄悄诞生了，那就是：信用并非来自于金银财宝，而是来自于制度。政府不是靠王权借钱，而是靠制度和治理借钱。 要想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我们需要把故事从头讲起。1693 年，英国国王威廉三世与法国的九年战争进入胶着期。战争就像一台永不满足的机器，不断吞噬英国的税收、储备和耐心。当时英格兰的财政状况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寅吃卯粮，靠借债苟延残喘。”政府向伦敦商人借钱，但是远远不够；想通过增税增收，但税负已经将人民逼到民怨沸腾的边缘。 为了应对如此棘手的情况，时任英国财政部大臣查尔斯·蒙塔古（Charles Montagu）想出了一个新点子：把国家信用证券化【2】。在今天看来，这个想法很简单，但在300多年前，它绝对是金融创新。政府要想借到钱，就必须让债权人相信这笔钱“可以追索”。追索的对象，不是国王的私人信誉，而是议会作为一个治理体系的信用。 换句话说，英国首次提出： 债务不是国王欠的，而是国家欠的。国债购买者的安全感不是来自王权，而是来自议会制度。 这就是著名的“信用革命”。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如果政府赖账，议会负责还钱。”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金融革命和创新呢？原因在于，当时欧洲政府赖账是家常便饭。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在 1680 年代直接宣布国库破产，拒绝支付大部分战争债券，理由是“朕就是国家”。西班牙王室破产次数多达十几次。所以当时的商人和民众，对于王室的信用完全缺乏信任。任何人如果购买政府发的债券，就要做好政府违约，血本无归的准备。这也导致，欧洲王室想要通过借钱筹资去打仗，他们就不得不支付比较高的利息，来弥补债权人承担的风险。 英国的突破在于，它第一次告诉投资者：能够保障

1687年，在德国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城（今天波兰境内的弗罗茨瓦夫），有一位叫卡斯帕·诺依曼的牧师。他身材瘦削，说话温和，是那种一辈子都不会被历史记住的人。他的日常工作很简单：主持洗礼、婚礼和葬礼，在教堂的账本上，一丝不苟地记录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也记录每一个灵魂的离开。 那时候的欧洲，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统计机构。政府不知道自己管辖的地区有多少人口，更不知道每个人平均能活多久。瘟疫、战争、饥荒，让生命变得脆弱又短暂。诺依曼并不是科学家，他只是出于一种牧师的本能，相信在上帝面前，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记录。于是，他把教区里每一次出生与死亡都写下来，精确到年龄、性别，甚至死因。在大雪纷飞的冬天，他照样披着斗篷，走到墓地确认死者信息；到了来年的春天，在每个婴儿接受洗礼的时候，他又会在圣水旁写下孩子的名字与出生日期。 从1687年到1691年，诺依曼坚持了整整五年没有间断。他的出生和死亡笔记已经累计成了几本厚厚的账簿。对他而言，那只是一种习惯，一种将生命的诞生和消亡记录在案的信仰实践。但无意之间，他创造了欧洲最早的连续人口数据库。 后来，诺依曼意识到，这些数据也许不该只躺在教区档案里。于是，他把整理好的《布雷斯劳死亡记录》寄给了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希望能找到一个懂得其价值的人并充分利用这些数据。莱布尼茨看完后十分惊讶，认为这份资料或许能帮助人类理解“上帝赋予生命的秩序”。他建议诺依曼把它送到当时欧洲最活跃的科学交流中心--伦敦皇家学会。 几经辗转，这批看似枯燥的“生死账本”被寄到伦敦，交到了一位法国学者亨利·朱斯特尔手中。那时候没人料到，这份来自边陲小镇的牧师笔记，有一天会成为金融学的起点。 1693年，朱斯特尔去世，他的遗物中留着那份来自布雷斯劳的账本。命运在这里转了一个弯：英国的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偶然翻到了它。 哈雷出身于伦敦一个富裕的肥皂商家庭，自小聪颖过人，二十岁出头就协助牛顿

1960年，一个叫 Simulmatics 的公司在美国诞生。它的创始人叫艾蒂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是麻省理工大学的政治学家，信奉“只要数据够多，人类行为就能被预测”。这家公司后来被称为“硅谷的祖父”，他们最早提出的口号是——“用模型预测人心”。 他们的第一个客户，是肯尼迪的竞选团队。 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年轻的民主党候选人约翰·肯尼迪遇上了资深的共和党人尼克松。为了缩小差距，增加自己的胜算，肯尼迪团队找到了Simulmatics，希望借助计算机和民调数据预测选民行为。当时麻省理工教授普尔与广告人爱德华·格林菲尔德和心理学家罗伯特·阿贝尔森共同创办Simulmatics公司。他们从盖洛普等民调中提取十万份问卷，用IBM打孔卡录入，建立了当时美国最大的政治数据库。Simulmatics把选民分成480个“心理单元”，比如“中西部农村、低收入、新教女性”，又把选举议题划为五十种变量，如“就业”、“通胀”、“种族”、“宗教”等。所有这些数据被录入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的IBM 704计算机。 1960年8月，肯尼迪团队正式雇用Simulmatics。公司连夜赶制报告，管理层在8月25日带着成果在罗伯特·肯尼迪（注：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的办公室汇报。报告名为《劳动节前的肯尼迪》，建议候选人约翰·肯尼迪在电视辩论中多谈经济与就业问题，以吸引北方工人，同时避免过度强调民权，以免失去南方白人。报告还指出肯尼迪的天主教徒身份在某些州（尤其是南方和中西部保守地区）可能引起选民反感，应谨慎处理、避免成为竞选焦点。这些建议后来被肯尼迪竞选团队采纳。 1960年选举夜，美国的CBS电视台在IBM 7090上实时模拟选情，计算结果预测肯尼迪将以49.7%对49.5%险胜。最终结果几乎和预测完全吻合。Simulmatics公司宣称“我们的模型预

2015年8月的伦敦南华克刑事法院，前银行交易员，英国人Tom Hayes面无表情地听完宣判：14年监禁。这位曾在瑞银与花旗东京分部交易日元利率衍生品的英国人，成为全球第一位因操纵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而入狱的交易员【1】。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公众对金融行业充满愤怒，要求“有人付出代价”；政治人物、检察机关与媒体都需要一个能代表“贪婪银行家”的符号。于是，一个在日本办公、操纵利率的英国交易员，成了最合适的替罪羊。 但九年后，剧情逆转。 2024年7月25日，英国最高法院推翻了这项判决，宣布原审不公，理由是陪审团在法官误导下被剥夺了判断“被告是否存在不诚实”的权力【2】。判决书看似枯燥，却动摇了英国金融犯罪司法的根基。它恢复了刑法中最古老的原则：Mens Rea，即“罪行不仅在于行为，更在于心念”。 由于这是一个典型的金融犯罪案件，同时它在历经九年时间后被英国最高法院逆转，因此值得我在这里向我的读者朋友们详细介绍和解释一下。 首先，让我先为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Libor。 LIBOR的全称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曾是全球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基准利率之一。简而言之，Libor是大型国际银行之间在无担保条件下相互借钱的平均成本。也就是说，LIBOR代表了“全球资金的批发价格”。 Libor的影响范围极其广泛。全球超过300万亿美元的金融合约（包括贷款、债券、衍生品、抵押贷款、学生贷款等）都以LIBOR作为定价基准。例如，一家企业发行浮动利率债券，利率通常是“LIBOR + 利差”；个人房贷、信用卡利率也常与LIBOR挂钩。可以说，从华尔街的掉期合约到普通家庭的房贷账单，LIBOR都是决定借贷成本的“温度计”。 LIBOR由英国银行家协会（BBA）于1986年正式推出。其计算方式不是市场实盘交易得出，而

十八世纪初的英国，是欧洲最具创造力、同时也最缺钱的国家。 长期的英法战争，让英国的财政濒临崩溃。到1710年，英国的国债总额已超过3500万英镑，相当于当时英国GDP的三倍[1]。政府每年支付的利息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为了削减利息支出，恢复财政秩序，财政大臣罗伯特·哈雷与银行家约翰·布朗特提出了一个充满创意，并且看似高明的方案—“把债务变成财富”。 1711年，南海公司成立。表面上，它获得了与西班牙南美殖民地贸易的独家垄断权；实际上，它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政府以股票置换旧债。原来持有英国国债的债权人，将手中年息8%的旧国债交由南海公司承接，并以此换取公司的股票，成为南海公司的股东。然后，政府以较低的5%的新利率向南海公司支付利息。同时，南海公司每年固定向股东分红[1]。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创立南海公司的真实目的，在于降低政府的利息费用。由于它采取了“债转股”的金融创新，因此这场操作既是财政救急，也是一场金融试验，英国政府希望尝试市场化手段，来降低其债务成本。 为了改善英国政府的财政基本面，当时的央行英格兰银行，也没有闲着。从1710~1720年的十年间，英格兰银行与政府联手制造了一个“低利率环境”，成功将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从8%降至4%[2]。由于央行并不能直接决定长期债券收益率，只能通过市场信号和流动性影响。因此他们主要采取了三种做法： 第一，政策暗示。 政府与南海公司共同宣布将旧债重新融资，公开表示希望长期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市场于是普遍相信，既然有国家背书，利率不会再上升。 第二，释放流动性。 英格兰银行在伦敦市场大量贴现南海公司的票据，也就是说，用自己的资金去买这些债务凭证，让市场上充满现金。资金多了，借贷成本自然下降。 第三，制造稀缺。 英国议会限制其他新债券的发行，使投资者几乎只能把钱投进南海公司或政府债。资金被引导到同一个池子，长期债

十八世纪中叶的欧洲，蒸汽机的轰鸣声第一次打破了人类对自然极限的想象。1769年，詹姆斯·瓦特在格拉斯哥改良了蒸汽机，使其效率提高三倍；1776年，他与马修·博尔顿成立博尔顿-瓦特公司，开启了能源机械化时代。同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提出分工与市场的力量。这两件事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象征着“技术”和“制度”两股力量的结合，这也成为英国后来超越世界的起点。 过了差不多100年，到1850年时，英国的煤炭产量占全球七成，棉纺织品出口占世界八成。伦敦人口从1700年的60万膨胀至1850年的230万，人均GDP增长超过六倍。 同一时期的清朝与奥斯曼帝国，仍然以手工业与农业为主，工匠作坊和行会制度限制创新，皇权与贵族垄断抑制竞争。到十九世纪中叶时，英国的制造业产出已经超过清朝与奥斯曼的总和。 为什么会这样？《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给出的答案是：不是文化、不是地理，而是制度。 英国并不是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她的煤炭不如中国多，人口不如法国多，殖民地在十八世纪中期仍远不如西班牙庞大。然而，工业革命在这里率先发生。关键在于：制度改革把技术变成了生产力。 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威廉三世被逼签署《权利法案》，确立议会对财政与立法的主导权。国王不再能随意征税、没收资产。六年后，英格兰银行成立，英国政府开始以公开发行国债的方式筹资。国债由议会担保，投资人终于敢把钱借给国家。资本开始信任制度，而非君主。 与此同时，英国在十七世纪通过了《垄断法令》，奠定了现代专利制度的基础。专利的发明者拥有十四年的独占权，并且可以合法获利。十八世纪，英国的专利数量从几十件激增到数百件，几乎每一项新技术都能找到对应的“版权保护伞”。1769年，瓦特的蒸汽机获得专利；1775年，英国议会又为其延长至1800年。正是这项延长法案，让瓦特与投资人博尔顿得以长期合作。他们一方出技术，一方出资本，两者的有效结合是英国

1556年，腓力二世（Philip II）继承王位时，西班牙的国土面积世界第一。他统治的版图横跨欧、亚、美三洲：从尼德兰（今荷兰+比利时）的港口到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再到遥远的墨西哥与秘鲁。南美洲殖民地的白银，每年被一艘艘“宝船”从大西洋彼岸运回塞维利亚港，装满国库。那时候欧洲人有一句口头禅：“上帝在天上，金银在西班牙。” 然而，腓力二世刚登基不到一年，他就陷入财政危机。1557年，他同时打着三场战争：一场在尼德兰**反叛，一场在法国北部防御入侵，还有一场在地中海对抗奥斯曼帝国。正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的花费巨大，但税收却无法覆盖。于是腓力二世向热那亚和德国的银行家大量借债，签署短期高息的“阿森托贷款”，以即将运回的白银作抵押。问题是，运银的船常常被风暴击沉或被英国私掠船抢走。结果，银子没到，账期已到。于是，在同年9月，腓力二世宣布暂停偿债。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主权违约”。 这场违约引发了“信贷恐慌”。热那亚的银行家们立即冻结对西班牙的新贷款，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骤降。为了安抚债主，腓力二世被迫同意以“新债换旧债”的重组方案：让部分贷款人转而接受国债和税收特许权。但刚刚喘口气没几年，第二次危机又来了。 1560年，西班牙再次违约。这一次原因跟上一次差不多：腓力二世为了维持欧洲霸权，继续在尼德兰和意大利扩大征战。白银虽多，但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三用于军费，剩下的不多的收入还要供养庞大的王室和教会机构。根据经济史学者 Drelichman 和 Voth 的估算，1556—1560 年间，西班牙国债总额达到其年财政收入的 60 倍【1】。这相当于一个家庭年收入十万，却欠债六百万。于是第二次违约几乎成了必然。 为了维持运转，腓力二世开始依赖一种更危险的工具—“税收抵押”。他允许金融商人预付给政府一笔现金，作为交换，银行家可在未来数年内直接征收某个地区的关税或盐税。财政由此被提前透支。

1919年的巴黎，春天的雨还未停。凡尔赛宫的镜厅里灯火通明，金色吊灯下坐满了西装笔挺的代表。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拄着拐杖，满头银发却目光如刃；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坐在一旁，神情紧绷，仿佛在权衡得失；美国总统威尔逊脸色苍白、略显疲惫，眼神中仍带着理想主义的执拗。桌上的文件是那份让人谈之色变的《凡尔赛和约》。它要求德国赔偿1320亿金马克—约合1919年时的33亿美元，相当于德国当年GDP的三倍【1】。对一个刚经历大战、工厂瘫痪、煤矿被占的国家来说，这几乎是天文数字。 “德国必须付出代价。”克列孟梭说。法国的北部煤区在战争中被炸成废墟，他认为只有让德国赔光、赔到底，法国才能真正安全。劳合·乔治心里其实明白，赔款数字根本不现实，但在国内舆论的高压下，他没敢反对。美国的威尔逊则关心“道义秩序”，他想建立国际联盟，却也不愿为欧洲买单。于是，这场“和平会议”最终变成了一场关于债务的清算大会。 英国的财政代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坐在角落里，目光越来越暗。他曾在前线看过遍地白骨，如今又看见另一种缓慢的毁灭正在发生。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巴黎的空气里，弥漫着复仇的气味。”几天后，凯恩斯愤然辞职，离开巴黎，回到伦敦后写下那本让他名声大噪的书：《和平的经济后果》。书里那句预言，后来被一再引用：“如果我们有意让欧洲大陆贫困化，我敢断言，复仇会绝不迟疑的到来。” 凯恩斯并不是在为德国辩护，而是在为理性辩护。德国不可能靠出口赚取这么多外汇去偿债，除非它把商品倾销整个欧洲，让盟国自己的工厂都关门。换句话说，德国要么违约，要么拖别人一起下水。可没人愿意听。1921年，《伦敦赔款协议》正式生效，德国每年要支付20亿金马克现金与实物（煤炭、钢铁、船只），其中一半付给法国，四分之一付给英国，剩下的付给意大利和比利时。 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还欠美国政府与银行共约100亿美元，其中英国43亿，法国40亿。美国的债主们拒